历史、宗教和人之常情
我只有一盏指引我前行的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借鉴历史，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用来洞察未来。
——派特里克·亨利
我们有关宗教的诸项原则，只和我们对自己的上帝所承担的责任有关。我一不去问别人的信仰，二不用自己的信仰去骚扰他人；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在今生今世得到的，能鉴别你我的宗教、我们朋友的或者我们夙敌的宗教究竟谁是谁非的准绳。
——托马斯·杰弗逊
看似病秧子的杰姆斯·麦迪生，结果活得比谁都长。他参加了富兰克林、华盛顿、杰弗逊和亚当斯的葬礼。晚年时，他住在离杰弗逊的蒙特切诺住所不远的蒙特皮列尔（Montpelier），为了保暖，他戴帽子、戴手套、穿长袍。他钟爱的妻子都莉说：“我每天的时间都被用来照顾和抚慰我的病人。”但是，在他长长的暮年阶段，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
他在隐退后坚持写的私人记录中，反复思索一个由宗教信徒组成的共和体制中生活的复杂性。
“合众国的宪法明文禁止诸如建立国立宗教这类事，”麦迪生写道；他在权衡任命国会牧师这件事是否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宗教自由原则这两个问题。“严格地讲，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麦迪生这样认为。
然而，麦迪生是个头脑精明、讲求实际的人，最终，他得出结论：“因为惯例不容易推翻，现在所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应用宪法的法律格言——de minimis non curat（执法不拘小节）”——这是一个不值得争论的小节；换句话说，任命国会牧师这件事是政教分离之墙低到与地面持平的一个例子。
为他立传的作家尧夫·凯琴姆（Ralph Ketcham）回忆道，1836年5至6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会一边和医生抿着雪利酒，一边口授信件（他的手由于风湿病，已不听使唤），并阅读即将出版的托马斯‘杰弗逊的传记。他和与之为友半世纪之久的杰弗逊一样，是一个具有复杂宗教观的人；他的神学观点秘不示人，他的确说过他一向认为“信奉一个万能的、睿智的、善良的上帝对于世间的道德和人类幸福来说，是一个基本要素，用不着怎么引经据典就能证实这一观点”。’
他自己的宗教理念则是折中的。在一份拟在他去世后发表的题为“向祖国进言”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心中最深切的愿望和最坚定的信念是合众国国运昌盛、长久。”他为建立和维护联邦贡献了大半生；在1812年战争中，英军人侵，攻占白宫时，作为总统的他和妻子曾面临生命危险。麦迪生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宪法，他相信——也许还祈祷过——宪法能够维护联邦的统一和自由。“我们要把那些与合众国公开为敌的人看成是打开盒子的潘多拉，”麦迪生在他的临终“进言”中写道，“要把那些伪装起来的敌人看成是天堂里那条心怀鬼胎的毒蛇。”
在思量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时，他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既具经典性又具神学性——一个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另一个来自《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
麦迪生去世后，1836年6月28日，星期二，他和杰弗逊一样，以英国国教仪式下葬。据报道，当牧师在棺木人土时念道“泥归于泥、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他的家奴们悲声大作。
古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麦迪生为宗教所感，因为他为人性着迷。他曾说过，“在人性中似乎具有一种维持对现在的自己无法看见的理想，以及对未来预期中的自我的坚定信仰”的东西。如果放松警惕，他热爱的祖国就无法维持下去。自由来之不易，且不慎即失，麦迪生说过，尤其是当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有那么多的“倾向性和偏激”（一直是专制和争端的潜在诱因）在作怪时，自由就更难以保持。
麦迪生当时就知道，美国的子孙后代会面临他称之为“将宗教与民治政府直接混淆起来的危险”。开国先贤们应用理性分析和历史之鉴，通过在更宏大的美利坚试验中，建立了一个宗教和政治能够各自扮演适当角色的国家，战胜了这种危险。
但是，美利坚的事业是永无终结的。麦迪生的建国同行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们将给世界留下许多安慰，现在的世界要比我们发现它时更加美好。”亚当斯说得不错，但他还知道，正如麦契瓦里在他所著的《佛罗伦斯史纲》（History ofFIorence）中所说：“人世间不应一成不变、沉闷无声。”所以，对美利坚来说，对面临麦迪生所说的那种极端主义危险的美国民众来说——每一代人都必须再次战胜这种危险。
具有升华能力的悲剧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最后一篇中，经过多年不问断的战争，特洛伊城（Troy）的君主普里阿摩（Priam）和最勇武的希腊斗士阿喀琉斯（Achilles）在夜间会面，这两个死敌在他们的悲痛中找到了共鸣。在黑暗中，他们为各自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失去的朋友和亲人流泪。普里阿摩是为了一件伤心事才到希腊军营来的：索取他儿子遍体鳞伤的尸体。
阿喀琉斯怀着敬意对他说，“你有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请老人与他同坐一会儿。阿喀琉斯叹道，残酷的事实是“从极度的悲哀中什么也得不到”，因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里除了悲剧，什么都没有：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是痛苦和死亡。“这就是诸神戏弄那些不幸的芸芸众生的办法，”
阿喀琉斯说，“我们都生活在不幸之中，诸神自己则无忧无虑。”
1816年夏，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谈及悲哀：“依我之见，悲哀就像人世上的其他罪恶，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来搅扰我们的生活。”然后，杰弗逊引用了阿喀琉斯在碰头地点与普里阿摩说的一段话：
朱比特神的神冠边有两只水壶，
一只是罪恶的来源，善良则来自于另一只；
从那时起，他为凡人的杯中沏水
为一些人造福，为另一些人酿灾
对大多数人，他给沏上祸福参半的水
但是，杰弗逊和亚当斯俩人都抱有这样的希望：可能有那么一天，他们也能像阿喀琉斯所说的诸神那样“无忧无虑”。他们喜爱想象他们自己，和麦迪生、华盛顿、富兰克林以及所有的当年老战友们能够在一起，在阴间，观察历史将怎样和他们多年来创立的基业相互作用。“我们将只作为旁观者，在云端，就像我们……观察蚂蚁和蜜蜂的劳作、忙碌、辛劳，”杰弗逊曾在一封给亚当斯的信中表示，“（我）已做好准备，不再犹豫”，他期待着身后的团聚。“我们会再一次在那里聚首，在国会里，和我们的老同事们聚首，并在那里和他们一起接受后世的首肯——‘干得很出色，能干和忠诚的公仆们”’——这些是耶稣在《马修福音书》中寓言里说的话，这些公仆们保证能得到“你的主的欢悦”（《圣经》语）的奖励。
眼前的专制
把握历史对于美国的中间派来说是基本要素，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在有关公共事务中确定宗教在其中的比重。不去参考历史的做法，就会将我们列入所谓“眼前的专制”——这种错误观点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在没有历史经验的指导下，解决这些难题。受到这种专制的压迫，我们更可能采纳狭隘和简单化的观点，或者让我们的偏激战胜我们的理智。然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先辈是怎样找到对付他们所处年代的难题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现在作出眼界开阔、有理有节的判断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一个自闭的心灵既不会容纳理性智慧之光，也不会产生任何对他人的启迪之光。
宗教右派如此拼命地试图将开国先贤纳入他们的理念范畴，表明他们通过将自己开创的运动与建国取得联系，从而取得历史性肯定的重要性。如果菲奥维尔和他带的七十个演员，或亭姆·拉黑写的《我们开国先贤的宗教信仰》一书能够让足够多的人相信，美国是一个迷了路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在政治领域里所作的努力似乎就变得更加正当合理。
他们的历史观的问题在于本身的谬误。我们已经看到，毫无疑问，先贤们生活、留给后世的文化是一个被公共宗教塑造并维持的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佛教本身，而只是一种敬奉“造物主”和“自然神”的、升华于众教之上的文化。
一些世俗论者指望有一天，只要有一个中意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或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得到确认，宗教信仰就将从公共领域中消失，这种想法是徒劳的。就是努力去铲除宗教，人类都无法摆脱其宗教性质。
宗教信仰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和上帝有缘分；只要我们向上帝开放自己，接受他的影响，我们最根本的归宿就能得以实现，”威廉·杰姆斯在爱丁堡对在座的学究们说，“整个宇宙……是按照我们中的每个人遵循或违背上帝指令的效果，成比例地好转或恶化的。”在杰姆斯看来，“人类出于本能的信仰”证明了“上帝确实存在，因为这是他显出的神通”。
杰姆斯引用了布林·摩敖学院（Bryn．Mawr College）的教授杰姆斯·H·卢巴的话：“这条真理可以这样理解：上帝是不可知的，上帝是不可理解的；他是被应用的——有时作为肉类承包商，有时作为精神支柱，有时作为朋友，有时作为一个爱的偶像。如果他证明自己有用，宗教意识就不会再追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他以何种方式存在？他是什么？’这么多毫无意义的问题。”杰姆斯指出，这一结论为宗教信仰平了反，因为它显示了宗教“必须发挥其永久作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像我们这样的共和国的使命，就是从宗教信仰的“永久作用”中调动出最好的成分，同时避免其中最坏的成分。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事件过去两天之后，宗教信仰“最坏的成分”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就在营救人员仍在成吨的废墟中拼命寻找那些在那个晴好的星期二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州上空丧生的无辜的人们的当口，派特·罗伯森邀请杰瑞·菲奥维尔到罗伯森主持的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与他同台出场。其间对话之可怕，令人难以想象：
菲奥维尔……二百二十五年来，主一直在如此完美地保护着我们。自1812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本土遭到袭击，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远较其他事件为甚。我担心，正如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昨天所说，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形色色的（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等这些杀人魔王掌握了生物武器——如果上帝真的要拉开大幕，让美国民众遭受应得的惩罚的话——我们在星期二看到的一切，尽管很可怕，也可能只是不足一提的小打小闹。
罗伯森：杰瑞，我有同感。我认为我才刚刚看到进入恐怖正殿的前厅。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看到他们将对人口稠密地区做出什么事。
菲奥维尔：很多人会为此责怪ACLU（美国民治自由联盟）。
罗伯森：不错。
菲奥维尔：而且，我知道我会为此听到他们的呼声。但是，借助联邦法院系统，成功地驱逐了上帝、将上帝从公共广场和（公立）学校赶出去、支持人工流产的人们必须为此承担一些责任，因为上帝不会被人嘲弄。当我们毁灭了四千万幼小无辜的胎儿时，我们激怒了上帝。我坚信那些异教徒、支持人工流产者、女权主义者、积极推动将同性恋变成一种“另类”生活方式的男女同性恋、ACLU、“美国道路推崇者组织（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所有要将美国世俗化的人——我会指着这些人的鼻子对他们说“你们是在这起悲剧中推波助澜的人”。
罗伯森：对，我完全同意，问题在于，我们政府的最高层已经制定了那个议事日程。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我们对最高领导层的所作所为负责。当然，我们的最高领导层是司法系统。
菲奥维尔：派特，你是否注意到，昨天，当国会两院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走出国会，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祈祷上帝、高唱“上帝保佑美国”并称“让ACLU的人上绞架吧”时，他们对ACLU、形形色色憎恨基督徒的人、“美国道路推崇者组织”、“全美妇女促进会（NOW）”等等角色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神情。换句话说，当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唯一正常、自然、神圣的举动正是我们应该一直做的事——祈求上帝。
罗伯森：阿门……
当然，菲奥维尔和罗伯森并不代表所有的基督教传教派。那些使用尖刻的、目的在于伤害、嘲笑信奉宗教的极端世俗主义者也在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