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朱丽埃特回到慕尼黑，考林已经死去两天了。
尼可罗韦乌斯医生将她丈夫的死讯电话通知了她，他尽最大的可能用委婉的语气使其了解到她丈夫死于自杀，不过朱丽埃特对此的反应极为镇定。或许这样的结果对周围的人来说会更好，她电话里这样说。
街头小报对这样的爆炸新闻正是求之不得，趋之若骛。考林教授名声在外，尤其在慕尼黑的社交圈。他行事一贯相当谨慎，从未将自己的私事和麻烦暴露给公众知道，另一方面，他精心策划这一死法，尤其是连自杀这一行为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都考虑到了，实在是非同一般，众多报纸辟出专版讨论此事。
布罗德卡依照朱丽埃特的要求留在了罗马。她不想让他涉入，对于她考虑事情的周到以及对他的体贴令布罗德卡十分欣慰。
一直到下葬那天朱丽埃特仍旧被各报社的记者们围堵。只要她一走出房子，他们就像狗一样跟着她。身心俱疲的朱丽埃特面对这一切觉得自己软弱无力，形单影只的她好像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
葬礼当天，朱丽埃特在马克西米利安大街的一家时装店里为自己从头到脚置了一身皂衣。整个仪式对她来说像过电影一样。阳光充足，她戴了一副大墨镜。没有神甫，没有致词，只有握手，但是没有哀痛的表示。二十分钟之后朱丽埃特走出墓地，她暗暗发誓，再也不踏进这里半步。
回到家，她不停地忙于将能勾起她这十五年来婚姻生活回忆的东西一一清理干净。她推开房子里所有的窗户，打开所有的柜子、箱子和抽屉，剔除与考林有关的全部东西。她在考林书房的书架上发现十多瓶白兰地，考林在世时曾叮嘱过她不要进他的书房而她也很少进来。她嫌憎地将酒水倒进池子，瓶子扔进垃圾筒。整个房子弥漫着酒气，这气味闷得朱丽埃特透不过气来，她靠在敞开的窗前，呼吸着新鲜空气。
在处理与往事有关的物品过程中时时令她心生厌恶之情，同时也让她有种自由了的感觉。朱丽埃特把越来越多的旧物翻腾出来扔在地上，她憋堵多年的情感得到宣泄：照片、信件、明信片、记录簿和其他所有一年年积攒下来的零零碎碎现在都是垃圾了。
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朱丽埃特找出那把打开嵌进墙体里的保险箱的钥匙，她在里面发现一大笔现钞，有马克、美元还有里拉，总共是多少，她也没兴趣一张张去数。另外在一个黑皮文件包里收有有价证券和存折，她根本不清楚家里还仃这些，以及保险单、法律文件和证明文书等等。
虽然有早春柔和的轻风从大敞四开的阳台窗户徐徐吹进来，可朱丽埃特还是觉得气闷心慌。她走进二楼的卫生间，把脸放在水流下冲，双手捧起凉水揉拭着额头和太阳穴。她望着镜中的自己，脸上充满绝望和惶恐，她拿起一支口红，用拇指和食指死死攥着，在镜面上写下：为什么？
考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他只是简单地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吗？难道他就是再也无法忍受别人的怜悯吗？或者他是想用他最后的行为捉弄她，让她——
朱丽埃特——心生愧疚，永远地不得安宁？
电话铃声大噪，是布罗德卡。
朱丽埃特的喉咙好像被卡住了似的，她的声音沙哑而冷淡。把她过往的生活重新翻寻出来要比葬礼本身更折磨她的身心和神经。
她机械地回答布罗德卡的关问，同样漠然地听他说些安慰的话语。
“我们明天再说吧，”最后她说，“现在我太累了。”
天黑之前，朱丽埃特在房子里总共收拾出三大堆东西，二楼的衣物、客厅里的零碎摆设和书房里摞成如小山似的文件。
大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她走出别墅，拎着一个旅行包去希尔顿酒店，她在那里定了房间。她希望在那儿不会让她再想起考林，至少是一个晚上。
可她没能睡着。十点刚过她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来到一楼，此时的大堂依旧人声鼎沸。她在吧台附近坐下来，要了杯红酒，心不在焉地看着进进出出的过客。
冷不防一个男人站在她面前，这个早已被她从记忆中抹去了的人外表平平、三十岁左右年纪、黑发，是诺波特。
朱丽埃特故意把身子扭向一侧，没有理睬他。
“怎么啦？”诺波特说，“我怎么着你啦？”
“这还要问吗？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是怎么回事……”朱丽埃特喝下一大口酒，“你走开！”
诺波特并没有就此离开，他绕着朱丽埃特转了一圈，朝她俯下身去，用她在他身上从未见识过的粗暴语气说：“见鬼，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突然这样恨起我来？”
“那我就告诉你！”朱丽埃特愤愤地说，“这些年来你一直暗中监视我，然后向你那卑鄙的主子报告，而我竟愚蠢到什么都没觉察，还那样地信赖你。”
诺波特如坠五里雾中，他向酒吧侍者要了杯杜松子酒，挨着朱丽埃特坐在高脚凳上，头倚左胳膊，说道：“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都是怎么回事？”
一肚子火气的朱丽埃特眯缝着眼镜，对他恶狠狠地说：“你是一个蹩脚的演员，诺波特，你怎么装都没用。我在你房间里看见了那条紫绸带，它说明了一切。”
“啊哈，”诺波特还是很糊涂，“你在我家看见了……一条紫色的绸带……”他停了一下，“哦，这样啊，是的，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就因为那个东西而讨厌我？”
朱丽埃特轻蔑地摆了摆手，“算我没说，我也不想跟你这种人再有什么牵扯！”
她转回身喝光杯里的酒，把钱搁在吧台上正打算走，诺波特带着哭腔对她说：“你听我说，这之后你愿意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
你听我解释，那条紫绸带，就是你在我家看到的，那不是我的，而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他是我不久前在花园广场的一间酒吧邂逅的。
他没有告诉我他叫什么，即便当天晚上他就跟我回家了。我们……
我们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而当我第二天追问他的名字时，他说：‘你就管我叫提图斯吧，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这样叫我，虽然实际上我并不叫这个名字。’接着……”
“你是说‘提图斯’？”朱丽埃特豁然省过神来，“他是不是中等个头？皮肤自得疹人？脸膛儿老是红通通的，头发掉了一半？”
“嗯……没错，”诺波特惊讶地回答，“你认识他？”
“很可能，”朱丽埃特嘟囔着，“你继续讲。”
“好，”诺波特接着说，“提图斯在我家住了几天，我逐渐喜欢上这个家伙，我们聊得很投机，可是当我提起他过去的事情，他要么不让我问，要么就转移话题。我马上明白，他的生活有哪里不太对劲，在这个小伙子身上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向他追问，他让我不要想歪了，对此他不再多说什么。
“一个星期之后我对提图斯越来越贴心，可同时我老是觉得他……他有些神秘兮兮的。一天，提图斯外出，我就往他的旅行包里瞧了一眼，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一把手枪和那条紫绸带。我把这两样都摆在桌子上，想等他回来之后听他的说法。可是提图斯没回来，你却来了。我赶紧把手枪收拾起来，没有动那条绸带。我不知道那绸带是什么东西。
“你走了好一会儿，提图斯才回来。我把手枪搁在桌上，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提图斯对我大发雷霆，他骂我是暗探，背叛了他．然后他收好他的东西装进旅行包，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之。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现在能告诉我，那条紫绸带是什么吗？”
朱丽：唉特双手捂住脸，她摇了摇头，不敢看诺波特，“我想，我错怪你了。”
诺波特拧起双眉，又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紫绸带打成一个扣结，”朱丽埃特轻轻地说，“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标志，整个欧洲都遍布着这个组织的爪牙。这个可疑的集团从事不动产投资、艺术品买卖和洗黑钱等非法生意，有些类似于黑手党，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只不过他们的老大不在拿波里或者纽约……”
“那在哪里呢？”
“在罗马，更确切地讲，是在梵蒂冈。”
“我的天哪！”诺波特一声惊呼，“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朱丽埃特苦笑一下，“我知道，这话听起来任何人都难以置信，我自己也没有真凭实据。你还记得布罗德卡出的那些事吗，你也知道我被卷进了一起假画案。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指向了梵蒂冈——并在那里中止。”
诺波特呷了口酒，“我不知道我该对此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可是这些事和提图斯有什么关联？”
“我正要告诉你，提图斯是这个圣徒黑帮的一分子。没人清楚他真正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是这样子啊，现在有些事情我倒是明白了。”诺波特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一次他说，他再也不能在同性恋酒吧露面了，我不明白，就问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天性，对此他只是不屑地说，我是不会明白的。”
诺波特注意到朱丽埃特在那里出神地想她自己的问题，“喂，你在听我说吗？”
“哦，对不起，”朱丽埃特咽了下口水，“我能理解，提图斯的事让你很难过。我遇到的麻烦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原本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有自己的画廊，有丈夫——即便他是一个混蛋，但现在我失掉了这一切，我被牵连进一个突如其来的阴谋里。”
诺波特点点头。“平静下来，”他说道，“你会发现一切悄悄地恢复正常。”他话还没说完，就觉察出在眼下这种情形这句安慰并不合适。
朱丽埃特从高脚凳上滑下去，站到诺波特面前。她漆黑的双眸射出愤怒的火焰。“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虚构的吗？我的脑袋不正常，我患了迫害妄想症？”
“我没有这样说。”
“但你心里是这样想的。”朱丽埃特将杯里的红酒一口灌下，“我并不怪你。”
“朱丽埃特，你别这样！”
“好啦，到此为止吧。”她咣当一声把酒杯撂在吧台，转身朝电梯走去。
诺波特走回到立在大堂对侧的三角钢琴前，当他弹起“当时光逝去”这首曲子时，他的手在颤抖。
同一时间，罗马特雷韦河对岸城区的一家比萨店的地下室里，一张铺着绿桌布的巨大圆桌子摆在地中央，上端是一盏几乎垂到桌面的碗状吊灯。
楼上的店面又长又窄，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照下来惨白刺眼的光线，塑料餐椅、餐桌，这环境似乎很难招引食客们进来，这绝对是有意而为之。如果真的有客人歪打正着地进了这家比萨店，想在这里将就填饱肚子，那么他将受到这里唯一的一个店伙计——此外他还身兼烤比萨的师傅——极不耐烦的甚或是粗暴的对待，他让客人知道，他所要点的食物得一个小时才能做好，这样来客就会失望地另去别处觅食。
这家距离台伯河岸两个街区的比萨店其实是不法分子们的一个合法掩体。在这个空问逼仄的比萨店下面的地下室实际是个不能公开的赌窟。这条街上的住户们差不多相互认识，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耳目——这种能力，特雷韦河对岸的居民从一出生就：具备了一一连这样的一群人都不能准确说出，在这家比萨店的烤炉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情，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常客进到店里之后都在于些什么。
对面五楼的住户布拉特太太自从她的丈夫——一个小旅店店主去世之后，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这个街区的房墙上张贴讣告。她声称，这家比萨店里面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进入到这家店的人，几乎就没见再从店里走出来，而另外从店里出来的人，却没看见他们进去过。在这些人当中竟然有一位活生生的梵蒂冈的枢机主教——神明在上，她认出了他。
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像罗马这样有如此多的奇迹发生，全是因为掌管这里的信仰相信神迹。不管怎样，布拉特太太说的故事肯定还没有神奇到令人信服的地步，即便她说的就是事实。
这个以比萨店为掩护的赌牌俱乐部，每天晚上流动着上百万的现金，赌资多半是偷来的或者是来历不明的黑钱，也有来自毗邻的梵蒂冈城的赎罪金和各方人士的捐款。
这座年久失修的房屋下面的地下楼层里通道纵横交错——这是早期基督教徒遗留下来的产物，它的优势在于从地下通道就可以离开这栋房子。
午夜时分，一个头顶只剩下一圈稀拉白发的小个子男人跨进店门，比萨店里的伙计着实被吓了一跳。来者就像所有消失在烤炉后面的那些人一样，衣着体面，胡子修剪过，步伐坚定有力，似乎一切都了。然于胸。此人的出现令店伙计相当意外，他张口结舌地说：“杀……手！”
“对你来说我一直就是吉塞佩·帕尔迈扎诺，”小个子男人很不客气，“惊到你了吧，嗯？”
“是的，我真没有想到，”店伙计说，“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帕尔迈扎诺先生？”
“十五个年头。”帕尔迈扎诺回答。店伙计以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挡住他的去路，帕尔迈扎诺用左胳膊一把将他搡开，喝道：“请让开，先生。”
这个店伙计长得也是膀大腰圆，他妄图想阻止帕尔迈扎诺进到下面的地下室，但后者眼中的暴戾凶光让他望而却步。
通往地下室的楼道两侧墙皮早已经一块块剥落，帕尔迈扎诺记得在他人狱之前就是如此。地下室的前厅有通往四个方向去的门，这四道门全被漆成暗红色，使之有种郊区妓院里的暖昧味道。
帕尔迈扎诺有些晕头转向，不知该进哪扇门才好，这时他听到从播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显然这个房间有人监视，是店伙计在说：“左边，帕尔迈扎诺先生。”
帕尔迈扎诺朝左侧走去，推开门，扑面一股浓重的雪茄烟味，直呛他的鼻子。在漫射的光线中他辨认出里面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围坐在牌桌旁，手上攥着牌，每人面前是一打美钞。
那个背靠房门坐着的男人纹丝未动，说道：“算你有胆量，杀手，敢找到这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