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既非蛮荒之地，也不是土著居民的栖息之所。两千多年前的巴人、历代移民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半岛上。颠沛搏杀的历史进程中，偶尔也会有一段宁静然而短暂的生活。可以这样说，是移民创造出了今日的重庆。重庆就这样，在分分合合、或出或入的张力中蹒跚着，走到今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处于内陆山区的重庆移民，或出或入，都得翻越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或经长江出入巴蜀之地。重庆移民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在中国移民史乃至世界移民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漫步重庆的大街小巷，游走在重庆的山水之间，驻足回望，世事运演，几度枯荣几度春。
时间回溯到两千多年前，公元前314年，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万家秦民，历尽艰辛，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到连绵起伏的巴山蜀水之间，寻找着生养栖息之地。重庆，古时的江州码头，已经凋零的巴人与满身疲惫的三秦移民在这里迎面相遇。
中国历史在分分合合之间，灾祸战乱频仍。号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偏居西南边陲水路交通要塞的重庆，在历代灾害战乱期间，成为北方军民避乱的桃花源。从东汉末年的南阳、三辅数万家居民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到公元211年，蜀汉开创者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从西晋元康七年（297），雍州、秦州（今甘肃、陕西）流民数万家为逃避饥馑入川，到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战乱延续，陕、豫、甘等地难民入川避难。每一次移民浪潮，都会带来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历史无情地流转。就在移民们享受着上苍的赐福而安居乐业的时候，古代巴人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一切又堕入虚空。当后世子孙翻开积满厚厚灰尘的家谱，这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就会重现——
元末红巾军，近20年的战乱，致使四川户口剧减，“人物凋耗”。明洪武四年（1371），开始有组织地移民，到明中叶以后告一段落。
“公元1648年6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天空中的云层越来越低，看来一场暴雨是不可避免的了。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渝中半岛一片死寂。一只华南虎在通远门的转角处卧了下来，望着空旷破败的街道，它知道，今天的午餐没有着落了。”匿名为“天涯赤子”的重庆网友如此描绘想象中的昔日重庆。
这些细节并非幻想中的场景，而是明末清初重庆城的真实写照。明崇祯十七年（1644）6月，张献忠率大西军破城以后，重庆经历了惨烈的屠城。此后数十年战乱不断。整个重庆城里只剩下十几户人家，白天常有猛虎在城中恣意出没。
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持续不断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前后延续一百余年之久。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现在世居的重庆本地人，大多是这次移民的后代。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又带来一次震惊世界的移民潮。当时的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随之迁移。不到十年，重庆人口从30万增加到140多万。重庆，一个曾经的水码头，变成了现代化工业城市。60年代，军工业、新兴科技计划性内迁的“三线建设”，再次使重庆成为各地移民的目的地。
今天的重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地人，虽然许多重庆人声称是巴人后裔，但实际上跟巴人毫无血脉关系。或许是出于对勇武、剽悍的崇拜，在心底把巴人视为精神祖先。
一次次不同规模不同背景的移民浪潮，促使各种特色文化不断在这里融合。游走在江湖之间，见惯风浪的重庆移民，创造了重庆的历史。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重庆，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一座极具包容性的城市。
历史不只是机械的重复。当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末的1992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世界水利建设史上最大的工程。三峡工程，成为世纪交替的重庆乃至中国历史的关键词。一个由“高峡出平湖”的华丽梦想带来的“战天斗地”的创举，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是，三峡“百万大移民”改写了重庆的移民史——从入川到出川。
在重庆市巫山县与湖北省孜归县的交界处，蜿蜒的江水环绕着一个秀美的山乡小镇——三峡重庆库区最东端的培石乡。张胜茂——培石乡一个普通村民成为重庆三峡移民第一人。如今，走出故土的“移民第一人”，每天在清晨的阳光中，静静地站立在江边，伴着寂静江石和徐徐江风，默默地注视着已被江水淹没的家园，内心隐隐的孤独与蜿蜒的江水、身后的青山凝成一幅隽永的画卷。
张胜茂是幸运的，他还能站在更高处俯视已没于江水的故园。而那些迁往千里之外的移民们，却只能把玩着临行时拾取的三峡石，怀想已成泽国的故土家园。
我们再一次从百万三峡移民的身上，看到在离别故土的痛苦中那种对时事、历史的宽厚与包容。
移民印记
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现代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应该说，战乱加上天灾瘟疫，才是四川人丁剧减的主因。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创业，他们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湖广填四川”对重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重庆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因子。
“解手”与“背手”
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更迭，历次移民浪潮似乎了无痕迹。移民们也在不断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今天巴渝大地独特的群体——重庆人。如果不在历史文献或历代遗存的族谱中去查询，你也许根本无法分辨他们何时移居这里，来自何方，祖籍何处。
在街边的老茶铺里，还能听到茶余饭后的老人讲述着祖先们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重庆的传奇故事。
在重庆，你经常会听到男女老少异口同声地说着同一个词——解手。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手脚活动自如的重庆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要解手呢？其实，重庆人之所谓解手，也就是上厕所。解大手即大便，解小手即小便也。
在重庆城市的大街小巷，乡下的村头寨尾，你还会看到，一些背着手悠闲踱步或停留的老者，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显得格外从容，犹如一幅意境深远的油画……
1662年临近隆冬的一天，官府兵马倾巢而出，围住湖北孝感、麻城的一个个村庄院落。一群群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长绳串联着，跌跌撞撞、浩浩荡荡地被押送上路。
千里鄂川道，浩浩移民潮。官兵押解着三五成群的移民，攀援于蚕丛山道，跋涉于激流峡谷。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方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简化成“老爷，我解手”，官兵一听，自然明白他们是要方便。
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渐渐习惯了。到了新的住地，差人给他们松了绑，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候，他们手虽然解开了，没有人看管他们了，但他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大小便时也无需再先报告，更无需等人“解手”了，但由于路上的那段生活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仍然习惯说大小便是“解手”。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现在的重庆人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后，也缘于此。
链接——地名：“插占为业”遗迹
重庆是“湖广填四川”人群登陆的大口岸，“插占为业”遗迹依旧保留在大都市的地名里。重庆居民的大姓，似乎都可以在地名里找到依归。曾经有城市专学家开重庆的玩笑，称为了方便社区管理，姓杨的住杨家坪，姓王的住王家坡，姓李的住李子坝，姓刘的住刘家台，姓谢的住谢家湾，姓肖的住肖家湾，姓袁的住袁家岗，姓马的住马家堡……据说先人们初到重庆，清政府就鼓励他们“插占为业”。
所谓“插占为业”，就是时行的规矩，自行选择地方，先来后到，用竹子或树枝树块将一头削尖，大的一段上面写上当家人的名字，这就成了签，把签插到哪里，那一片土地山林都是自己的。把想要占有的地方圈起来，就可以在那里垦荒造田建基立业，繁衍子孙。
习俗：白帕裹头有来历
从前，重庆、四川以及陕西汉中一带的人都有包白头帕的习惯，特别是在农村，上了30岁不分男女都用白帕裹头。直到民国时期，这样的习俗还很盛行。有传说称，“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由于徒步跋涉路途艰险，不少人都死在了途中，基本是家家带孝，于是头裹白帕就成了部分移民的习俗和标记。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
方言：湖广填四川的体现
在重庆，年轻人往往以重庆“崽儿”自诩，重庆“崽儿”几乎成了耿直豪爽的代名词。这一极具重庆特色的方言实际上源自于湖广方言。还有“抄手”、“啷个”等乡土方言，都是源于湖广方言。而湖广填四川前的宋代川音，已经被移民大潮淹没，现在无法听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