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哪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拘留所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我自己摔下楼的。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我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你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作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佣，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是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作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他的衣服时，多次发现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加来的几位法国先生看。在加来和布洛涅，都给几位法国先生看过和这差不多的表册。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偷过银茶壶，他曾因一只芥末瓶受到过诬告，但结果发现那瓶只不过是镀银的。他认识前一个证人已有七八年，不过这只是个偶然的巧合，他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巧合，巧合多半是奇怪的。他的唯一的动机，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绝不是奇怪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希望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样。
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瑞先生作证。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他是不是像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他俩都裹得那么严实，夜又那么黑，我们又都没有说话，所以对这一点也不能说什么。”
“洛瑞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要是他穿戴得像那两个乘客一样，从他的身材个头来看，能说出他和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有什么不像吗？”
“不能。”
“洛瑞先生，你不能保证说，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有可能是那两人中的一个了？”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跟我一样——十分害怕强盗，而这个犯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你见过假装害怕的人吗，洛瑞先生？”
“当然见过。”
“洛瑞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在那以后的几天，我动身从法国回来时，在加来，这个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只邮船，和我同船回国。”
“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半夜稍过一点。”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不寻常的时刻上船来的，只有他一个乘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洛瑞先生，当时你是单身一个呢，还是有别的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儿。”
“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你当时跟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可以说没有。那天正遇上暴风雨，航行艰难，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从启程到登岸，差不多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
刚才引起大家注目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又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臂。
“马奈特小姐，认一认这个犯人。”
面对着这样的同情，这样动人的青春和美貌，被告此时的心情，比面对所有看热闹的人群要难受多了。他像是站在自己的坟墓边缘，和她遥遥相对，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霎时间，也无法使他保持镇定。他急忙伸出右手，把面前的药草摆弄成想象中花园内花坛的模样，他极力控制和稳定住自己的呼吸，使得双唇不住地颤抖，唇上的血液都涌向了心头。大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又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先生，时间也是同样。”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很不幸，我就是！”
她那满怀同情的凄婉声调被法官那很不悦耳的嗓音淹没了，他声色俱厉地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议论。”
“马奈特小姐，那次渡海峡时，你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交谈过，先生。”
“回忆一下谈的是什么。”
在一片沉寂中，她怯生生地开始说道：
“这位先生上船以后——”
“你是指这个犯人吗？”法官皱起眉头问道。
“是的，大人。”
“那就说犯人。”
“这个犯人上船以后，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满怀深情地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旁的父亲，“疲惫不堪，身体非常虚弱。我的父亲已瘦得不成样子，我生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甲板上离舱房梯子不远的地方，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料他。那天晚上船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乘客。这位犯人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教我怎样替父亲挡住风寒，比我安置得更好。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船出港后会有怎样的风浪，不懂得怎样把父亲安置好。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体贴备至，我深信他是真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有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情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两位法国先生才不得不坐着他们的小船回岸上去。”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什么文件，像这些表册之类的东西？”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不过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像这些吗？”
“有可能，不过我确实不清楚，虽然他们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轻声交谈。因为他们是站在舱房梯子的顶上，就着挂在那儿的那盏灯的灯光，可是灯光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很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看一些纸张。”
“好了，马奈特小姐，现在说说犯人和你谈话的内容。”
“犯人对我完全是以诚相见的——那是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像他完全出于好心善意，处处帮助我父亲一样。但愿，”说着，她潸然泪下，“但愿我今天不是对他以怨报德。”
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如果这个犯人不能充分理解你出来作证是出于义务——是迫不得已——是无法逃避——是很不情愿的，那在场的不会有第二个人和他有同感的。请继续往下说。”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处理一件非常困难、棘手的事情，这事可能会让人引起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几天前他去了法国，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得经常往返于英法之间。”
“他说到有关美洲的事情了吗，马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详尽地给我解释了那场争端的起因，说是在他看来，错在英国方面，太愚蠢了。他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说，说不定乔治·华盛顿还会和乔治三世一样名垂青史哩。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说笑，消磨时间罢了。”
每当演出一场非常引人入胜的戏剧，众目所瞩的主角脸上一出现特别强烈的表情，观众马上会不自觉地加以模仿。当她发言作证的时候，当她停下来让法官做笔录，以及观察被告律师和原告律师对她的证词的反应时，她的眉宇间显出了焦虑难耐和急切专注的神情。整个法庭里的旁听者脸上，也都露出了同情的表情，因而大多数人的前额仿佛都成了映照证人的一面面镜子。这时，法官从笔录本上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怒目相加。
检察总长先生此时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稳妥慎重和程序健全，有必要传讯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医生。于是他就被传讯了。
“马奈特医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是在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等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了神志，她已经和我很亲了，可是我连她是怎样变得跟我亲起来也说不清。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个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传来了一名证人，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纸条一看，不由得充满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
证人表示这毫无疑问。
“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犯人很像的人？”
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放荡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等等。这么一来的结果是，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得粉碎，把他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砸成了一堆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