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吃茶的时候，有两个为了监督权的问题而来的地主在场，列文所期待的那最有兴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主妇的身边，不得不和她以及坐在他对面的姨子谈话。主妇是个圆脸的、美发的、矮短的妇人，总是带着笑靥和笑容。列文极力要经过她来解答她丈夫所引起的那个对他是重大的谜；但他没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因为他觉得十分不舒服。他觉得非常不舒服，是因为小姨子坐在他对面，穿着一件在他看来仿佛是特别为他而穿的、在白胸脯上特别开成四方形的袍子；虽然胸脯是很白，或者正因为它是很白，这个四方形的领口却夺去了列文的思想自由。他想象着，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这个领口是为他而开的，并且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望这个，并极力不望它；但他觉得，他要负这个领口的责任。列文似乎觉得他欺骗了什么人，他应该有所说明，但又觉得说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断地脸红，觉得不安，不自如。他的不自如也传染给了那个漂亮的姨子。但主妇却装作没有注意到这个，故意地把她拉到谈话里来。
“您说，”主妇继续谈着已开头的谈话，“我丈夫对于一切俄国的东西都不会感觉兴趣，正相反，他在外国是快乐的，但他决没有像他在这里这样快乐。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是在自己的境界中。他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有对一切发生兴趣的本领。啊，您没有看过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过了……是那个围绕着长春藤的小屋吗？”
“是的，这是娜丝齐雅的工作。”她指着妹妹说。
“您自己教书吗？”列文问，极力要望到领口的那边，但觉得，无论他望这个方向的什么地方，他都会看到这个领口。
“是的，我自己做过，还在教，但我们有很好的女教员。我们也有体操。”
“不，谢谢您，我不要添茶了。”列文说，并且红着脸站起来，他觉得是在做无礼的事，但他不能够再继续这个谈话了。“我听到很有趣的谈话。”他添说，走到桌子的另一端，主人和两个地主坐在那里。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用搭在桌上的手转动着茶杯，用另一只手聚拢着他的胡须，送到鼻边，又放开，好像是在嗅它。他用炯炯的黑眼对直望着有白胡须的兴奋的地主，显然是，在他的谈话中发觉了乐趣。地主在埋怨农民。列文明明地看出，斯维亚日斯基知道怎样答复那个地主的埋怨，这回答会立刻毁坏他的话语中的全部意义，但他由于自己处在主人的地位，不能够说出这样，并且不无满意地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话。
这个地主显然是一个很顽固的农奴主义者，一个乡下佬，一个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磨损的、显然不常穿的老式外服上，在他的聪明的颦皱的眼睛上，在他的流利的俄语上，在他的显然久已成为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在他的无名指戴着老式结婚戒指的晒黑了的红色大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见了那些特征。
二十七
“但愿我忍心抛弃在做的事情……费了许多心血……我要抛弃一切把它卖掉，走开，像尼考拉·伊发内奇这样，去听爱仑去。”地主带着那种使他的聪明的老脸明朗起来的愉快的笑容说。
“但是您并不抛弃啊，”尼考拉·伊发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是有好处的。”
“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住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还有，大家都希望农民懂事。可是，您相信吗？只有酗酒，放荡！……他们总是在变卖东西，没有马，也没有牛。农民饿得要死，但是要把他找来做雇工——他便找机会和您捣乱，还要弄得您去见保安官。”
“那么您也到保安官那里去告状。”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告状吗？我决不干！要费那样的口舌，告状才倒霉呢。在工厂里——他们拿了预付工资就逃走了。保安官怎么办呢？释放他们。只有乡镇裁判所和村长可以管住他们。他们照老法子鞭打他们。要不是这样——就只有抛弃一切！跑到世界的尽头！”
显然地主是在挖苦斯维亚日斯基，但斯维亚日斯基不但不发怒，而且显然觉得这个有趣。
“但是我们并不用这些办法去经营我们的田事，”他微笑着说，“我们，列文，这位先生。”
他指着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效·彼特罗维奇也有田事，问问他是怎样的？那是合理的田事吗？”地主说，显然地夸耀着“合理的”这字眼。
“我的田事是简单的，”米哈益·彼特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田事就只是准备钱在秋天完粮。农民们来说：‘爷，老子，搭救一下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居，可怜啊。那么，就先付他们三分之一的钱，只是要说：‘记住，孩子们，我帮助你们，你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要帮助我——无论是种燕麦，刈干草，割麦子。’那么我们说好了每个农户出多少人力。的确，他们当中也有不讲良心的。”
列文早已知道这些家长式的办法，这时他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目光，打断了米哈益·彼特罗维奇，又转向那个有白胡须的地主。
“那么您认为怎样呢？”他问，“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经营田事呢？”
“就是像米哈益·彼特罗维奇这么经营，或者是用平分庄稼的办法，或者是用收取租金的方法，把田地租给农民；这是可以办的，但就是这个损害了国家的一般的繁荣。在我的用农奴劳动和有良好管理的田地上要收九成庄稼，用平分庄稼的办法，只有三成庄稼了。农奴解放把俄国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带笑的目光望列文，甚至向他做了几乎察觉不到的嘲笑的神色；但列文并不认为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了解他的话，超过他了解斯维亚日斯基的话。地主还说了些话，证明为什么俄国是被农奴解放毁了，其中有许多话他甚至觉得是很确实的，对于他是新颖的、不可辩驳的。地主无疑地是在说他自己的个人的思想，这是很少有的事，这思想，不是他由于要使懒惰的脑筋有所活动的愿望而想到的，这思想却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是他在自己的乡村的孤独生活中思索出来，是他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要点，您知道，是在这里，一切的进步都只是用权力去造成的，”他说，显然是想要表示他不是没有教养的，“您看看彼得、叶卡切锐娜、亚力山大的改革吧。您看看欧洲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如此。就是马铃薯——这也是用权力向我们输入的。您知道，我们也不是一向就用木犁耕田的。犁也是输入的，也许是在皇族食邑的时代，但想必是用权力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这时候，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用过许多改良的东西来经营农业；烘焙机，簸别机，输送肥料，以及一切农具——这一切我们用权力输入，农民起初反对，后来却又模仿我们。现在呢，由于取消农奴制度，我们的权力被夺去了，所以我们的农业，在提到了很高的水平的地方，也不得不降低到最野蛮原始的状态了。这是我的看法。”
“但为什么如此呢？假若您的田事是合理的，您便能够用雇工去经营它。”斯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力啊。请问，我同谁去经营它呢？”
“就是这个——劳动力，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同工人们。”
“工人们不肯好好地工作，不肯用好农具工作。我们的工人只知道一件事情——喝酒，喝醉了像猪一样，就把您给他的一切统统弄毁。他使马喝水太多了生病，弄断好的缰绳，下掉精细的车轮去换酒喝，把车闩落在打谷机里，使它弄坏。一切不合他们意思的，他们看了就讨厌。农业的整个的水准就是因此降落的。土地荒废了，生长了苦艾，或者是分散给农民，而且出产一百万石（原音chetvert，为量谷单位，约合二〇九公升）的地方，只收到几十万石了；公共的财富减少了。假若做了同样的事，但是有计算的话……”
于是他开始说出自己的解放农奴的计划，依照这个计划，就可以免除这些缺陷。
这个不使列文感觉兴趣，但是，当他说完时，列文又回到先前的论题，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极力想引起他发表他的认真的意见。
“农业的水准降低了，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之下，要有利地经营合理的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看不然，”斯维亚日斯基认真地辩驳着，“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会经营农务，而且我们在农奴时代的农业水准，不是太高，却相反，是太低了。我们没有机器，没有良好的役畜，没有真正的管理，我们也不会记账。您去问地主，他不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无利的。”
“意大利的簿记法，”地主讽刺地说，“随便您怎么去记账，可是他们弄毁您的一切，利益便没有了。”
“为什么他们要毁坏东西呢？您的蹩脚的打谷机，或者俄国式的踏车，他们弄坏，但我的蒸汽机，他们却不弄坏。俄国式的小马——怎么叫法呢？拖车的马，在尾巴后面拖车——他们损害，但是您用法国北晒的驮马或者挽马，他们就不损害了。一切要点在此。我应该提高我们农业的水准。”
“只要能够这么办就好了，尼考拉·伊发内奇。您很好，但我要供给一个儿子进大学，小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不能够买法国的驮马。”
“银行是办这个的。”
“要找剩下的东西拍卖吗？不，谢谢您。”
“我不承认把农业的水准提得更高是必要而可能的，”列文说，“我在做这事，我也有钱，但我却不能够做出事来。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益。至少我在农事上任何花过钱的事情，都有损失：家畜——损失，机器——损失。”
“这是确实的。”有白胡须的地主接上说，甚至满意地笑起来。
“并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列文继续说，“我和所有的合理地经营农事的地主们都有来往；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的经营都有损失。哦，您说，您的农事是生利的吗？”列文说，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注意到那种忽然一现的惊愕表情，这是在他想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头脑的外室更加深入时所常注意到的。
再者，这个问题在列文这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恳的。主妇在喝茶的时候刚刚向他说过，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个德国人，簿记专家，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研究了他们的田事，发现了他们的田事有三千多卢布的损失。她记不得确数是多少，但似乎是，德国人把一分一厘都计算出来了。
地主在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的田事的利益时微笑了，显然是知道他的邻人这位贵族代表大概有了多少利益。
“也许是没有利的，”斯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是证明，或者我不善经营，或者我把钱花在增加地租上去了。”
“嗬，地租！”列文恐怖地叫着，“也许在欧洲有地租，欧洲的土地因为用在土地上的劳动变好了；但是我们的全部土地因为用了劳动反变坏了，这就是说，使土地变瘦了，所以，没有地租。”
“怎么没有地租呢？这是定律。”
“那么我们是在定律之外的：地租并不向我们说明什么，却反而，扰乱我们。不，您说吧，怎么会有地租的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马莎，替我们拿点凝乳或覆盆子来，”他转向他妻子说，“今年覆盆子结的时间特别久。”
斯维亚日斯基在最愉快的心情中站起来，走开，显然以为谈话是在这里完结了，而列文却以为谈话才从这里开始。
失去了对谈者，列文继续和地主谈着，极力向他证明，一切的困难是由于我们不想要知道我们的劳工的特性和习惯；但是地主，像一切自主地孤独地思想的人们一样，在了解别人的意见上是迟钝的，而对于自己的意见又是特别固执的。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并且欢喜猪气，要使农民脱离猪气，则须有权力，而权力是没有的，须有棍子，而我们又是那么自由主义的，以致我们忽然之间用律师和监狱来代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在监狱里，他们把好汤给无用的发臭的农民吃，替他们算定若干立方尺的空气。
“为什么您以为，”列文说，力求回到问题上去，“不能够找出一种对于劳动力的关系，使工作成为生产的呢？”
“那对于俄国农民是永远不会有的！没有权力啊！”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够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吃了一点凝乳，吸燃了一支烟卷，便又走到争论者面前来说。“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被确定了，研习过了，”他说，“野蛮的遗迹——互相保证的原始社会将要自动地崩溃的，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所余的只有自由劳动了，它的形式是确定的，现成的，一定要采用的。长工、日工、佃户——不外这些形式。”
“但欧洲是不满意这些形式了。”
“不满意，并且在找新的。大概会找到的。”
“我正要说这话，”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找呢？”
“因为这正好像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那是现成的，发明过了。”
“但假若它不适合我们，假若它不好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注意到惊惶的表情。
“是的，这样：我们要脱帽庆祝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请原谅，您知道欧洲关于劳工组织问题已经做出的一切吗？”
“不，不很知道。”
“这个问题正引起欧洲最优秀人物的注意。舒勒次——代理施的运动……还有劳工问题与最自由的拉萨勒运动的全部大宗的文献……睦尔豪村的制度——这已经是事实，您大概知道。”
“我知道一点，但是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啊，您一定知道这一切不比我少。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它使我发生兴趣，并且，确实，假若它使您发生兴趣，您应该研究它。”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起来了，于是，斯维亚日斯基又阻止了列文的要窥看他脑筋里的外室背后的东西那种讨厌的习惯，送客人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