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的各色报道中读到，某人是个十恶不赦的流氓，而另一个人则是个诚实的人，久而久之，除非再去读别家的报纸，并且这家报纸的观点恰恰与前面那一家是截然相反的，否则，我们便会认为事实和报纸所报道的是完全一致的。
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一分胜负，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强大的力量。
如果某个断言得到了充分而又有效的重复，那么这个断言再也不会存在任何异议，这时候，就和某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那些能够收购所有参与者的富豪一样，他们能决定流行意见的形成，与此同时，群体那强大的传染作用也开始奏效了。
在群体中，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仰，都和病菌一样，拥有无比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便在聚集成群的动物群体中，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例如，当马厩里有一匹马攻击它的饲养员的时候，其他的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羊群中，一旦有几只羊产生恐惧感，很快整个羊群也会有同样的恐惧感。在人群中，所有情绪也同样会迅速地传染开来，这就是群体产生突发性恐慌的原因。
头脑一旦混乱，它本身就和疯狂的行为一样，具有极大的传染性。精神病医生自己很可能也会变成疯子，这早已是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而最近出现的某些疯病，如广场恐怖症，不但能在人群中传染开来，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传染来源于模仿
每个人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不是他们必须在同一时间站在同一个地点上。
因为有些事情能让群体所有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倾向，或让群体形成一种共有的性格，这时候，即便群体成员相距甚远，相互之间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传染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当人们有心理准备，且深受前面我们所列举的那些间接因素的影响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突出的事例能证明它。那就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爆发于巴黎，但在短时间内却传遍了大半个欧洲，甚至让许多王权变得摇摇欲坠。
事实上，许多影响要归因到模仿身上，但有一点我们要看到：模仿终究不过是传染造成的一个结果。
关于模仿的影响力，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就这一问题，我只想引用一段15年前我说过的话来说明。在最近的出版物中，我下面将提到的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更进一步地研究过了。
人和动物一样，天生具有很强的模仿性，这是人的一种天性。对于人类来说，模仿是件简单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时尚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不论是有关意见、观点、文学作品的时尚，还是和衣着打扮有关的时尚，有几个人有足够大的勇气与之为敌？
影响和支配着群体的是榜样，而非论证。
几乎每个时期都有那么几个人总和其他人作对，并且他们很容易受到无意识群众的模仿，尽管他们有个性，但都不会对公认的观念表现出明目张胆的反对态度。
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他们那么做了，就会给模仿他们的人带来极大的阻碍，如此一来，他们要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也是不大可能的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些过于超前自己时代的人，难以甚至无法对它产生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太过分明。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尽管欧洲人的文明有很多优点，但却依然只能对东方民族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因为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而两者的区别也太多了。
从长远角度来看，在历史和模仿的双重作用下，同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人会非常相似，即便是那些坚决抵制这种双重影响的人，如哲学家、国学大师和文人等，也同样难以逃脱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会散发出某种相似的气息，而这，正是辨别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重要标志。
可见，若想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所读的书，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生活和消遣习惯，清楚他的生活环境，我们无须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也不必与之长期相处。
你逃不掉传染
传染的威力极大，它不仅能让群体中的成员接受某些观念和意见，而且还能让他们接受某些感情模式。
传染是让某些作品在某个时期内不被群体重视，甚至遭受群体的蔑视的原因，《唐豪塞》就是这样的。可是，几年后，那些曾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因为传染的影响转而大力赞赏它们。
群体的观念和信仰不是通过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传染才得以普及的。目前，在工人阶级身上所流行的某些观念是他们在各种公共场合所获得的，而这些观念正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相互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各个时代所建立的群体信仰方式是极为相似的。
勒南曾指出，基督教的创始人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传播社会主义的工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基督教问题上，伏尔泰也曾发现，“一百多年来，接受它的不过是那些最恶劣的败类而已”。
应当看到的一点是，这与我前面所提到的情况很相似，当传染作用在广大民众中扩散开来之后，也会渐渐扩散到社会上层中去。如今大家有目共睹的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被众人所接受。
传染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它的作用下，个人自我利益的意识会消声匿迹。
由此可见：凡是为民众所接受的观念，不论它有多么荒谬，最终都会被社会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并在社会上层中扎根。
而更为奇特的现象是，尽管群体的信念总是起源于某种更为高深的观念，但是当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产生上述那种反作用时，它在自己的发源地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领袖和煽动家受这种更高深的观念的支配并被它征服以后，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对它进行改造，进而以之为支撑创立另一个宗派，然后在群体中加以传播。这样一来，群体的组成成员又会对其加以更进一步的改造，而他们的改造会让整个篡改过程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当这种观念最终变成群体心目中的真理的时候，它就会被带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并对社会的上层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长远角度看，对世界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类的智力。可事实上，智力因素起的不过是间接作用，当哲学家的思想终于扎根于社会上层时，那些提出观念的人也早已化为灰尘了。
名望：一切权力的主因
那些经过断言、重复、传染而被推广普及开来的观念，会因为环境获得强大而又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声望。
世界上一切统治力量，不论它是人，还是观念，若要加强自己的权力，无一例外都得借助这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名望。
关于这个词，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它的词义，但因为有着各种不同的用法，所以要想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名望所涉及的感情，可以是赞美歌颂，也可以是畏惧排斥。有时候，这些感情恰恰是它存在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它，名望就无法立足，相反，没有它，名望也能继续存在。
最大的名望往往只有死人才有资格拥有，即那些我们不再害怕的人，如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虚幻形象也能凭借强大的声望，让我们产生恐惧感，例如，印度地下神庙里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灵，就属于这类形象。
而在现实中，名望通常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人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会让我们的批判力完全处于麻痹状态，进而让我们处于惊奇和敬畏之中。
事实上，和所有其他感情一样，这种感情是让人费解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和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是一样的。
自古以来，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离开它，不论是神仙、国王，还是美女，一概一事无成。
第一类名望：先天的名望
名望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天的名望，一类是个人的名望。
先天的名望来自各种头衔、财富和名誉。它不必和个人捆在一起，相反，它可以独立于个人而存在。
而个人名望则基本上完全为个人所特有。当然，它也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等共存，或因它们而加强，但，即便没有它们，个人名望也完全可能独立存在。
与个人的名望相比较，先天或人为的名望更为普遍。一个人只要有一官半职、拥有财富或某种头衔，就足以让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地无能。
生活中，人们总会对那些一身戎装的士兵、或身穿法袍的法官肃然起敬。帕斯卡尔曾告诉人们，法袍和假发是法官不可或缺的道具。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将会遭到质疑，而且会大打折扣。即便是最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也会为王公爵爷的形象所影响，当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称或头衔时，若要侵吞商人的财产，是轻而易举的事。
以上所讨论的这种名望，是直接由人体现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望是由各种观点、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所体现出来的，而它们通常是多年以来日积月累的结果。
历史，特别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归根结底，不过是对某些判断的循环往复。没有人会去辨别这些判断的真伪，只会重复前人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最后这些东西便会变成没人敢质疑的称号和事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读者来说，要去研读荷马史诗着实是一件让人厌恶的事，但真要去研究的时候，有谁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从巴特农神庙的现状来看，它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破败废墟，但是它那巨大的历史名望却让它别有一番风韵，它根本就不是废墟，而是与一切历史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关节点。
名望的特点就是麻痹我们的判断力，进而阻碍人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群体和个人一样，很多时候，需要有现成的意见为依据来判断一切事情。而这些意见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只与名望的大小有关，而与它们的是非对错却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类名望：个人的名望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个人的名望。
事实上，它的性质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先天或人为的名望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与所有名称和权力都不相关，且只为少数人所具备的名望。
拥有这种名望的人能对自己周边的人——即便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且没有任何统治手段——施展一种真实而又神奇的魔力。这样的魔力表现在，他们能迫使周边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而众人也会像吃人不费吹灰之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样服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