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是应该鼓励竞争的，但目前的某些国有单位人员录用的世袭却严重破坏了这个最根本的法则。
湖南衡阳县工商部门人员改制分流，数十名违规招收、调入的关系户（多为工商局领导干部的亲戚子女和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的亲属），堂而皇之地优先吃上了“皇粮”，10年前分配进的5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却先后被分流下去收取摊位费，干杂活，吃“杂粮”，遂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人事危机”
“关系户”和“子弟兵”唾手拥有吃“皇粮”的职位，表明公权力通过封闭运行已完成其“代际传承”或“隔代交接”，属一种典型的“潜世袭”现象。
此外被媒体曝光的郑州铁路局桥工段接收职工子女要看亲子鉴定；海口市秀英区招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对象只限于该区副科级以上干部的配偶和子女，且限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员，大专以上学历者不能报考；河南省农村信用社23岁职工子女拥有41年工龄；广东省直属监狱单位的面试名单下写满领导备注；浙江一烟草局职工因为女儿进不了烟草局，恼羞成怒，举报自己行贿、领导受贿。而这只是揭开了用人潜规则的冰山一角。
此种封建专制社会才有的“封妻荫子”和权力世袭的现象公然流行，更使得许多无才无德的官员子弟享受到了专权横行所衍生的“代际传递效益”。同时这也是公权力遭“内部人控制”等暗箱操作孕育出来的一种怪胎。在此番操作模式之下，父母和亲朋社会地位愈高，拥有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广，为其子女和亲朋“谋职”的能力也必然愈强。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如何防止公共权力和“皇粮”在代际间的“传递链条”，最重要的是需要加大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并使权力行使的全过程都有来自外力的监控和制衡，同时提高违规人员的风险和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