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多重美学价值文本——读梁炳青散文集《后窗》
程尚
八月初，我突然收到写小说的唐秋桐先生寄来的梁炳青先生的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后窗》电子稿，《后窗》让我眼前一亮，我好像突然从喧嚣的大都市来到颇具生态美的四川的一块块绿地，清新的清正的清雅的文风扑面而来，我几乎一口气读完这部散文书稿，我庆幸在阅读中结识梁炳青这样一位会写散文的朋友，阅读心境在审美愉悦和心灵震撼中渐趋美好，好像突然明白了贾平凹创办《美文》倡导大散文，为什么呼吁从非职业散文家中遴选好稿的缘由：高手在民间。阅读梁炳青先生的散文获得了难得的散文之美的享受。
梁炳青集子《后窗》分为“怀想”、“活着”、“况味”和“侧面”四辑，内容涉及故乡、童年、岁时节令、风俗人情、亲情、生活体验、生命沉思与感悟、心迹、世相、情趣，时代印迹、底层关照、社会事件、旅行等等，作品篇篇有“我”，厚重的生活实感中飘逸着空灵，既有朝花夕拾的写人叙事，亦有仰望天空的借景抒情；既有反观自身心迹的哲理沉思，亦有现实的人文关怀；既有审美体验带来的语言狂欢，亦有拷量人生世相的阵阵伤怀。阅读全书，像品一杯成年的酒，弥漫着香、醇、美、趣，弥漫的是挥之不去的诗味、趣味、风俗味、文化味和美味。
我认为，炳青这部散文集带有一定的探索性，且具有多种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真”之力量。
炳青散文的写作不仅对象是真实的，其中的“人”（如亲人、打草鞋的老头、梦华、扎西等）、“物”（如我的头发、街口的拐角、存钱筒、绳子、手术室、烛、布拉格咖啡馆等）、“事”（如寻一盆泥土、去广场、在西明禅寺等）无一不是真实而非虚构的，而且真情实感无处不在，《那井》中的欢与痛；《怀想燕子》中的欢喜、依依不舍与隐忧；《迷误或迷失》中的迷惘；《后窗》的伤痛等深深牵动我的心。《存钱筒》中关于在父亲鞋摊上偷分币和向母亲要钱的无赖相，裸露赤诚。而《一块手表》中的“我”，面对父亲的暴力拷打时对诚信的拷量，颇有英雄赴刑场之感，感人至深。《孤寂的父亲》是一篇少有的写人的亲情散文，作者的表达是平静的，没有添油加醋的溢美之词，却极尽父亲作为一位普通平凡的鞋匠的不会说话、不会迎合的不适宜的且有病缠身的独异形象，这样的表达比伪饰要好上一百倍，因而真实的力量给人留下了久久不能忘怀的“这一个”父亲形象。与散文集同名的散文《后窗》，写到一段刻骨铭心的变味的友情，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纯真情谊的失落之思。炳青的散文求真，他在散文中裸呈自我，读者亦能与他的共鸣中净化灵魂、提升境界。
二、“美”之探寻。
一是美的构思。炳青不直接叙写苦难或倾诉苦难，而是尽量挖掘苦难岁月中的温馨、美好和动人的因素，从贫穷中寻求生存智慧，从困难中寻找希望，这是一种生存心智，这样的诗意消解了疼痛。“存钱筒”本是一个平凡的小物件，它却承载着炳青儿时的憧憬和希望，成了作家成长的意象和隐喻。“水井”解渴、泡茶、淘米，夏夜之井成了“天然的空调”，《那井》的诗意与对井的毁弃形成了强烈反差，最后，诗意愈美好，痛惜感愈强。《一块手表》没有渲染暴力，而是用戏谑和略带调侃的方式去写，暴风雨过后的那种轻松感流溢在字里行间，这是炳青的创作智慧。《打牙祭》的视角新颖，以小见大，美美地写吃肉和我偷偷地藏肉给小伙伴们分享，映射出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温馨的烛照。
二是感人的现场和细节（这里不包括炳青的风俗画般的散文）。几乎遍布各篇。如《怀想燕子》，有两处十分动人，其一，燕子往南过冬之前，我和燕子的对话，在燕子尾巴上作记号，那种人与动物的情深意切，已非依依不舍所能表达，情味盎然。其二，地上的一只乳燕“痛苦地哀鸣”，老燕无计可施，我捧着乳燕送它到燕窝里，母亲“眼里闪着幸福的泪花”，至此，作者深情地慨叹道：“我们何尝不是母亲心中的一只乳燕呢！”而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麻雀》的联想，进一步深化了母爱的伟大。作者之所以如此深情地写燕子，是对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爱的伟大的眷恋，亦是对现代生态文明的现状的深深担忧，文末淡淡的“我真担心”，已经隐含作者对生态美的无限憧憬和深深忧虑，引人思索，引人回望人类生态文明的家园和精神家园。
三是美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其一，诗语：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氛围。仅从他的散文命名来看，就足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如《燃烛听雨》，是诗的意象；《淯水寻幽》是诗的静谧。散文中的诗语就更是不胜枚举，《菜市》，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鲜活的诗意，有关蔬菜的长相写得生动有趣、诗意盎然。而仰望天空的《夕阳的诱惑》、《泸沽湖杂记》中的《醉月亮》、《水性杨花》，《兰州的侧面》中的《黄河边的歌声》和《甘肃的深处》，完全可以当作美文、诗化散文或散文诗来品尝的。其二，融叙、描、抒、议于一体的表达手法。炳青的记叙，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白描居多，恰到好处。议论是建立在叙述和描写的基础之上的，他调制语言，像一位高明的厨师，将叙、描、议、抒情的语言熔于一炉。其三，借鉴其他文学艺术的手法。如炳青的《一块手表》有悬念、有情节，有小说笔法和戏剧因素，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即是一例。四是调动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使语言更具文学气味。不知是否受到过莫言对文学气味的创作实践的启示，炳青散文中印象深刻的除了《燃烛听雨》中的“听觉”、《打牙祭》中的味觉渲染之外，尤其是在嗅觉和气味上的挖掘，如《存钱筒》中的“屎尿味”、“馊味”，垃圾场上的各种腐败混杂的气味，这样的审“丑”或化“丑”为“美”的语言，更加反衬出寻找者的艰辛和内心的闪亮。
三、“意蕴”之醇厚。
炳青散文体现了一定的散文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散文中的人格力量。其一，人文关怀。炳青不仅关怀日常生活，关怀底层弱者，且常常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到有意思的正能量。如《在路上》，写出了住在城里，工作在乡镇的上班一族的生活现状。读来有几分酸涩，几分沉重。《迷误或迷失》则是用自己经历的几次迷失事件结构全文，潜在的启示是：我们如何在容易迷失的年代不迷失，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话题。其二，对生命的思考。《我凝视我散落的发》思考青春的消逝，《陪护手记》新颖的视角转向医院中的病人，从另一面表达了生命的敏感和关注。《死亡之梦》，为死亡之思，将梦与现实、梦与中西方死亡文化交融，更见沉思的力度。其三，是炳青在散文创作中，通过生命体验、反观解剖，对自我人格进行修复、完善，文中多信念、修养、温暖，堪称个人的精神史。
二是散文中的文化蕴含。既有通过岁时节日展示民俗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亦有饮食文化尤其是酒文化的探寻。《家乡的端阳》对粽子“圆锥形”进行了文学想象和追问，《独酌的况味》有酒文化的背景和独特的心灵体验。《醉月亮》，既品酒，亦赏月；既解读酒文化，亦营造了诗一般的散文意境。还有不可忽视的是炳青对我国三大传统文化之一的禅文化寻求参悟的心路历程。这主要在炳青的“旅行文学”之中，主要有《苦竹寺一瞥》、《在西明禅寺》，后者，炳青记述了自己在西明禅寺的一段真实的生活和经历。参禅、自悟、参透人生、参透生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纵观炳青散文创作，他至少给了我们以下散文创作的启示：首先，散文创作须像敬畏生命一样，珍视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感受，这是散文创作最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炳青的散文创作空间在不断扩大、深化。其次，注重培养艺术趣味和素养，炳青的为种花《寻一盆泥土》，这既是热爱生活、美化生活，又是陶冶性情的“行动散文”，《一路梨花》是自然之美，《黄河边的歌声》中三类歌者，是音乐艺术的原生态。《甘肃的深处》中兰州博物馆三个楼层的艺术瑰宝丰富迷人。炳青为了让散文的灵气充盈，他创作的两梦即《出海的梦》和《死亡之梦》，隐现出西方“潜意识”的神秘与玄妙。再次，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是散文创作的有力背景支撑。本散文集中虽然没有看到炳青的读书或谈艺散文，但在多篇散文中可见他对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积累。仅以《出海的梦》为例，文中引用了西方圣经、安徒生童话、海明威的小说等篇名近十处，这些引用不是“掉书袋”的学究气，而是饶有兴味的恰到好处。
夜深了，感谢梁炳青先生的鲜活的多重美质的散文，找回我对“易学而难工”的散文的深深敬意！
2015年8月23日于武汉。
（程尚，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中文教师兼教研室主任，在《光明日报》、《名作欣赏》等报刊发表作品500余篇，并有作品被人民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作品集收录。）
地方性写作与散文的见与识
近二十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商业因素的渗透，在文学话语层面，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精英、媒介力量三分天下，而民间立场愈发边缘和退化，其话语权力全面遭受压制。民间写作虽然在其他话语的挤压下，空间愈发逼仄，但因其自身具备的自发性诉求、至上性信念，有效维护了文学存在的纯粹性，而纯粹性因素恰恰构成了文学合法性的根基。
所谓民间写作，指向一种写作状态和价值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经历。诸多成名成家的作家，皆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偏安小城的路遥是如此，饱受退稿烦扰的贾平凹也是如此。说经历是一种财富这样的话，也许有点矫情，而不管怎样，走过的路多了，遭遇的人事丰富了，再返诸内心，相关自我的兴趣、影像、心理投射等，就会得到明晰和确证。禅宗阐发的第三重境界——看山依然是山，与上述道理大概相通。
就散文领域而言，所潜藏的民间写作者可谓汹涌，毕竟，散文写作容易上手，虽然难以工之，却如王国维所言，易学而。与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文体相比，散文话语对于语言的突出不设置过高的门槛，家常话就足以营造有温度的、湿润的话语现场。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媒介之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自媒体载体的多元与方便为民间写作提供了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载体推波助澜，诸多无心之作乍暖还寒间进入文学书写的阵营。
本次组成专辑的新散文观察丛书中的绝大部分作者皆可归类于民间写作的范畴。无论年龄层次、职业特性，抑或区域分布、写作风格，皆有着巨大差异性。他们中有高校教师、中学教师、记者编辑、医生、公用事业单位人员等，且分布性广泛，涉及多个省份。他们各自的写作历程紧贴新媒体的各种单元，与传统写作体制形成一种游离关系。这批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汇聚于一个专业的散文论坛——新散文观察论坛，不言写作历史的短长，艺术处理上的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对写作的热爱。博尔赫斯曾指出：“之所以写作，是为了在川流而逝的时间中寻找安慰”！我同样也认同史铁生的理解，写作和存在的重量环环相扣。
民间写作的范式无疑极大地充实了散文地方性写作的内容。而地方性写作恰恰构成了散文当下性的巨大根系。就全国范围而言，散文的多元化写作局面已经形成。风格上，情感类、哲理类、历史类、乡土类、闲适类、鸡汤类等各有自己的创作主体及读者市场；体式上，思想随笔、纪实散文、美文、性灵小品、历史散文、游记等花开一朵各表一枝；作家地理层面，北上广可以说成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的中心所在，却难以说成是优秀散文作家的集聚地。提及散文的地方性问题，其实质为一个外在的问题，而非内在的问题，原因在于散文的立身之处是自我，收拢的却是世界的倒影。即使一位作家终其一生写他曾生活的一个村庄、一个街道或者熟识的器物，但这些事物的属性与小说笔下的事物的始终有着根本的区别。散文作家笔下的事物往往会越过经验的层面，越过个别性和差异性，进入到一种敞开性的生活方式的通道之中。就如同黑塞笔下的堤契诺山谷，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地理和器物的后面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诸多人认可并参与其中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外在因素的散文地方性问题，这里主要指向以具体区域为考察对象，以大文学框架下各种文体的此消彼长为考察内容，以理论争鸣为导向的基本话语场建构，以上三个问题，构成散文地方性问题的基本内容。
散文作为恪守生活真实、生活情理的文体，其对经验的依赖远超诗歌和小说。所谓散文的“见”，乃写作主体经历、经验的再现。此类作品强调对记忆的忠实，对细节的忠实，对特殊性生活片断的敏感度。这实际上涉及散文文体的真实度问题，不虚美不隐恶，方为散文真实的允执厥中之道。小说讲情理逻辑，实际上散文亦然。记录与观察的真实还原，奠定了散文情理的物质基础。就审美接受而言，散文的“见”的因素所确证的是作品感染力，而感染力的丰沛程度与作者的艺术处理（文辞、结构、手法）能力密切相关。丰子恺散文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他能够归入名家散文的行列，概在于其在逼真再现之外，所拥有的清澈、透亮的笔力。平淡和朴素乃处理散文之“见”的基本准则，朴素是一种生活态度，情思的过度飞扬很容易伤害散文的肌体，也很容易滑入刘勰所言的“为文而造情”的泥淖。散文写作的分寸感，不在于技法，不在于结构的处理，而在于情思的把握。未及自然天成的境界之前，自然朴素的写法和态度则是必要的。另外，散文写作过程中仅仅处理“见”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见”标举了真气，而“识”的因素则支撑起散文的厚度和深度。无识则不立，“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严羽语）。人们往往将“学”与“识”并提，两者之间虽然大有渊源，却并非一码事。“识”为主体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识”的养成，“学”为充分条件，却非必要条件。六祖慧能北上黄梅之前，乃岭南一位不通文字的樵夫，后从于弘忍门下，依然布衣，而其智慧的辉光却光照禅宗的历史。古典时代，诸多诗人、学者对“识”的因素极为重视，从刘勰的才气学识说，到叶燮的才胆识力说，以及刘熙载“识为尤重”的论调，可谓一以贯之。
散文即人，也是写作者紧贴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如何在喧嚣的话语场中去伪存真，如何在身体力行中确立自我的认知水平，这对每一个写作来说，皆意味着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