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你那么称赞高桦同志嘛。我要把你的话捎回家去，告诉她。她这人喜欢听到称赞的话。”我这才明白了他和高桦大姐的关系，不禁又问：“您呢？”他说：“我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说我，只在乎我做责编的稿子怎么样。”
那天的讲座顺序，我排在他前边。我准备得并不充分，即兴而谈罢了。讲完，没立刻走，坐在最后一排，成心听听仲锷先生讲些什么内容，怎么讲。
一听之下，汗颜不止。他分明有备而至，从一篇好作品的主题提炼到情节和生活素材的关系、细节和平时观察能力的关系、意象和场景描写的关系等等普遍性创作问题，娓娓道来，极少空泛之词，一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谈下去，直谈得听众席上肃静无声……
那日他使我领略了——一位阅稿无数的老文学编者（当时我确实还没有以看一位杰出的文学编辑家的眼光来看待他），文学一事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哪怕仅仅是对一些完全陌生的写作爱好者谈论之，其虔诚亦发乎内心……
后来我再参加高桦大姐通知的关于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座谈会时，竟也看到仲锷先生的身影在场了。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一传达你那几句称赞的话，不料她说我更要支持她，结果连我也只得受她调遣了。”我说：“您当然责无旁贷啦！”他认真地对我耳语：“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离休就是离休了，要像离休的样子。”我问：“太一厢情愿了吧？”他又苦笑，连说：“是啊，是啊，这可怎么办才好呢？”而我较全面地了解他，是读了他那篇《大型文学期刊与我》以后。了解他的编辑成就的人，自然无须再读那一篇文章。不甚了解而想要了解的人，那一篇文章则是不可不读的。我只说一句话——在我看来，那不啻是一份有价值的文学文献。起码是一份文学文献之补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传言几种，字里行间皆有证实矣。编者作家之烦恼与无奈几种，皆记录也。
而最主要的，我们能从该文看出，一位对文学事业有真挚社会责任感的老编者，有时竟是多么奋不顾身地恪守“为社会的文学”这一义不容辞的文学宗旨；同时又能兼容并纳，坚持“百花齐放”，以不断向文坛推出新人为使命。
如此阅稿无数、与老中青作家结下过深厚友谊的老编者，当其逝世后，遂享有“杰出编辑家”的普遍认同，实在是将恰如其分的荣誉，给予了当之无愧的人啊！
章仲锷，在当年，他好比是缪斯遣往中国的文学使者。出这样的编辑家的时代，它的文学和作家们，自然总体上也是有质量的……
17 中国故事——记我的学生俞德术和杨燕群
光阴似游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已三年矣。
三年中，我有幸教过些非常可爱的好学生，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什么忧烦，也每向我倾诉，或在电话里，或到家里来。而我，几乎帮不了他们。夜难寐时，扪心自问，实愧为人师。听学生言人生之一波三折，心疼事也。
俞德术和杨燕群，便是我喜爱的两名好学生。不仅我喜爱他们，语言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几乎都喜欢他们。他们是没任何争议的好学生。对于大学中文系，以及教中文的老师，他们是多么宜善的学生。他们是一心一意冲着“中文”二字才报考中文系的。中文老师教他们这样的学生，是欣慰，也是幸运。
我调入语言大学后，曾这么表明过我的态度——第一，不教大一大二，也不教大四，只教大三。第二，不带研究生。
依我想来，大一大二，是普遍之中文学子需要在大学里进行“中文”热身的两年。因为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是特别多元亦特别芜杂，且以娱乐性为最大吸引力，而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文学，大抵是要叩问意义和价值的那一种。相对于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倘大学中文课堂上讲授的文学，居然是兴趣阅读的那些，则未免令人悲哀。故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这么要求：“不要强调自己喜欢读哪类作品，喜欢看哪类电影，而要明白自己必须读哪类作品，必须看哪类电影！因为你们不是别的什么专业的学生，而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中文既是一个专业，便有专业之教学宗旨。”
一名高三学生倘从初一开始便孜孜不倦读了许多文学作品，那么他很可能在高考竞争中失利败北；而他居然坐在中文课堂上了，则往往意味着他从初中到高中并没读过多少课外的文学作品。所以大一大二，他们也要补读些大学中文学子起码应该读过的文学书籍才好。到了大四，任何一个专业的学子，面临考研冲刺和择业压力，心思已都难稳定——那最是中文课成效甚微之时。故我明智地将“欣赏与创作”课开在大三。至于带研究生，我想，喜欢中文而又果真具有中文评创潜质的学生会不会成为自己的研究生，乃是由缘分来决定的，非我自己所能选择，于是不存妄念。
俞德术和杨燕群，便是两名喜欢中文而又果真具有中文评创潜质的学生。
一
德术是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之一，是他那一班的班长，但并不是我那一门选修课的班长。我那一门选修课的班长，我很随意地任命了另一名男生，他后来也成为我喜欢的学生。我自然对我的学生们一视同仁地喜欢，区别仅仅是——哪些学生对选择了中文无怨无悔，我难免地会更偏爱他们几分。三年前有二十几名学生选择了我开的选修课，男生居半，皆无怨无悔者。我和他们情谊深矣，他们人人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得我在第一节课上点名认识大家时，往黑板上写下了“德术”二字，看着，寻思着，遂问：“德者，修养也，当避术唯恐不及。你的名字何以起得偏偏亦德亦术呢？有什么深意吗？”
德术坐在最后一排，憨厚地无声地笑。
我欲调节课堂气氛，成心揶揄：“天机不可泄露是吗？那么下课你留下，悄悄告诉老师。为师是求知若渴之人也。”
众同学笑。
德术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一生下来父亲给起的。别人从没问过我，我也从没问过我父亲。”
我竟真的觉得“德术”二字非比寻常了，忍不住又问：“你父亲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昵？”
他迎着我的目光，坦白地说出两个字——“农民”。
……
从学校回到家里，于是多思，暗想我的调侃，是否会伤害了那一名叫俞德术的男生的自尊心呢？也许是受了传媒的影响，我在从文学界转至教育界之前，形成了某些对中国当代大学学子不良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心理敏感多疑，自尊心过强且脆薄。而我乃率性之人，出语殊无遮拦，于是唯恐无意间伤害到了他们的自尊心。
下一周我上课时，早早地就来到了教室里，见德术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叫住他说：“俞德术，老师郑重向你道歉。”他愣愣地看着我，不解。我说：“老师不该在课堂上当众调侃你的名字。”他又憨憨地笑了，脸也红了，连说：“没事的，没事的……”反而不知所措的样子。我说：“你不小心眼儿？”他求援地问几名男生：“不，不，不信你问他们……”几名男生也都笑了，皆曰：“老俞根本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我大释怀，不由得亲密地拍了拍他的肩。从那一天起，我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是的，男同学有时叫他“德术”，更多的时候叫他“老俞”。尽管他长着一张端正又纯朴的脸，满脸稚气。而且呢，在所有的男生中个子还偏矮（那一届的男生中很有几个是高大的小伙子）。
他在男生中极具威信，在女生中尤受拥戴。
有次我背着男生们问女生：“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德术？”
她们纷纷点头。
又问：“为什么？”
答曰：“德术对同学们总是像大哥哥！”
“老师，德术可懂事啦！”
“全班数他家生活最困难，但是你看他总是一副那么乐观的神情！”“自己家里那么多愁事，当班长还当得特别负责任，处处关心同学们，我们内心里都很敬佩他。”女生们说到他，就像说一位兄长。那一天下课后，我到学办去了解他的家庭情况，遂知他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子弟，父母不但都是农民，且身体都很不好；有一个弟弟，常年在外省打工，靠苦力挣点儿血汗钱，微济家庭；还有一个妹妹，正上初中；他自己，是靠县里一位慈善人士资助才上得起大学的。他第一年高考落榜，第二年高考成为全县的文科状元……
于是我想，以后我要特别关爱德术这一名贫困的农家学子。每在课堂上望着他时，目光没法儿不温柔。
两个月后，我资助班里的男同学办起了一份一切纯粹由他们做主的刊物——《文音》。
但我翻罢第一期刊物，在课堂上将他们严严肃肃地、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通——大意是校园学生刊物那种飘、玄、虚、甜的莫名烦恼，佯装愁悒，卖弄深刻的毛病太甚。记得我曾板着面孔，手指着窗外大声质问，课堂上一片肃静，学生们第一次领教了他们的梁老师也有脾气。
德术是《文音》的社长，另一名我同样喜欢的好学生吴弘毅（已考取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是主编。
那一天，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一次来自于我的打击——也几乎可以说是攻击。
后来德术就交给了我他的第一篇小说《少年和邮差》：讲一个少年，只能到离家四十余里的县城去上中学，还要翻过一座乱碑杂立、荒冢叠堆的山。一个星期日，他因母亲病了，返校时晚。走至半路，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多希望能碰到一个人陪他过那座山。但果然碰到一个从头到脚罩在黑雨衣里的人之后，他心里反而更觉恐惧了。那是一名乡间邮差，他也要翻过那一座山回自己家住的村庄去，他胃病犯了，疼得蹲在山脚。他向少年讨吃的。少年书包里有六个鸡蛋，是母亲一定让他带着的。那是他在学校里一星期苦读的一点儿营养来源。少年一会儿给邮差一个鸡蛋，生怕邮差不陪自己往前走了。而邮差，吃了两个鸡蛋以后，不忍再吃少年的第三个鸡蛋了。他将少年遮在雨衣内，不但陪少年翻过了山，还陪少年走过了自己家住的村庄，一直将少年送到县城里，送到校门口。少年的父亲，以前也是邮差，也就是说，是一个每月能靠送信拿一份少得可怜的“工资”的农民。路上，少年已经从邮差口中得出结论——正是对方，使自己的父亲丢了邮局系统的编外工作，转而去矿上替私人矿主采煤，并死于矿难……少年下一个星期返校前又亲自煮了几个鸡蛋，在每一个鸡蛋上都扎了些孔，往里填塞了毒药。他在山脚下等着那邮差，并且等到了。然而邮差不再向他讨吃的。少年硬给，邮差也不接了。邮差陪少年翻过了山，一路尽说些勉励少年好好学习的话。再以后的几年里，少年和邮差经常成为路伴。再再以后那少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少年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邮差买了一双雨靴和一件雨衣。但他寄出的东西被退回了，因为那邮差已死于胃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