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园林是中国古代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而文人则与园林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园林史上的文人园林萌芽于魏晋，兴起于唐代，发展于宋代，盛极于明清。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个大花园中，文人士大夫对园林情有独钟。园林是他们修身养性、治学习业的风水宝地，又是他们雅集聚会，孕育诗心灵感的沙龙，更是他们寄寓生命、安顿身心的秘室。有些文人直接参与园事，一般的文人即使不直接参与造园事宜，也普遍关心园林、享用园林、品评园林。文人与园林真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节文人进身之前习业的场地和诞生预备官员的摇篮
中国古代文人在踏入仕途之前，莫不经历发愤读书的过程，特别是肇始于隋代、大盛于唐代、完善于宋代的科举制，更把文人推上了“万卷纵横眼欲枯”的道路，那种“一登第后，即为入仕之期”（《文献通考·选举二》）、“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苏辙《栾城集》卷二一）的局面，更是对文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对文人们的人生至关重要的读书习业，需要有一个适合的环境。而园池山林清净幽雅，涤尘去俗，正是读书习业的好去处。见于记载的文士结茅卜台，发愤读书者，比比皆是。孟浩然早年曾隐于鹿门山读书，李白少年时于匡山读书，韩愈子韩符亦曾于长安城南樊川一带筑室读书。白居易《代书》中曰：“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继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者，犹一二十人……”《李华》亦云：“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园池山林的幽雅环境，使书生们潜心读书、孕育慧心，为日后参加科考，踏入仕途做好准备，园林也就成了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园地。
园林还是直接诞生官员的摇篮。由隐于园池山林而直接踏入仕宦，在唐代最为普遍。当然这是有其时代土壤的。《旧唐书·隐逸传》中云“高宗、武后（武则天），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于是由隐入仕，成了进升官阶的终南捷径，“随驾隐士”、“冠冕巢由”这些本让人奇怪的现象却一点也不奇怪地出现在现实中。例如吴筠本是鲁中一介儒生，虽饱读经书、善属文章，却科举落第，他索性隐居，后“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遂一步登天。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田游岩。《旧唐书·田游岩传》记载，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也，遁于箕山，调露中，高宗幸嵩山，“亲问岩穴”，“因将游岩就行宫，并家问给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文明中，又“进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马”。隐逸已从原先的“匿声”转变为“扬名”，成了文人沽名进身的手段。而此时文人们的隐居地也已不是以往的深山老林，转而以园林别业为主。唐朝著名隐士卢鸿一在嵩山的隐居地就是一座集山、水、建筑等一体的有相当规模的园林，他在《嵩山十志十首》中，逐一详细描写了这座园林中的十大景观：草堂、倒景台、樾馆、枕烟庭、云锦淙、期仙磴、涤烦矶、幂翠庭、洞元室、金碧潭，他还将嵩山别业的十处景观画为《草堂十志诗图》，宋人周密曾评曰“有神游八极气象”。就是通过栖隐这座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别业，他得到了所企望的一切，赴征入都授谏议大夫之职后复还山，又受钦赐隐居之服、草堂等。应诏、拜官、赐服、官修草堂，封建士大夫能得此殊荣，也该心满意足了；复还山，又保全了名士的气节，真是名利双收了。《大唐新语·隐逸》中的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桢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桢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
这则记载足以说明在特定时代氛围下，作为栖隐地的园林别业的新职能，它成了文人士大夫扬名显身的工具，成了预备官员的培养基地。
第二节文人的藏书地与治学所
园林充满雅气的一大要素就是书香。在古代园林建构中，园主人都很重视书屋、书斋的营造，园林成了主人藏书的宝地，治学与授学的场所。有的园林就是专门为藏书治学而建造的。岭南梅州市的“人境庐”，就是清末著名诗人、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黄遵宪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革职返乡，专门为读书治学而营造的园林。园名取自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寓潜心治学之意。整座园林以书斋为主建筑，西北面的曲尺形楼“五步楼”为园主人藏书的地方；东南面的“卧虹榭”为读书和写作的地方。园内点缀以假山、鱼池、花圃等，特别是主人亲植的梅、兰、竹、菊，既表明了主人的志趣，又使庭园优雅迷人。所以，这是一座书斋式的园林。苏州的乐圃，也是嘉祐年间进士朱长文专门为读书著书而营建的。园主人朱长文不愿入仕，就筑园以居，治学立说。名园曰“乐圃”，盖取孔子“乐天知命故不忧”、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之意，寓有自乐之味。朱长文自撰的《乐圃记》描述他的园居生活：“予于此圃，朝则诵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诗》、《书》之精微，明礼乐之度数；夕则泛览群史，历观百氏，考古人之是非，正前史之得失……”乐圃确实是园主人博览群书、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的自乐园。河南省辉县城西北的“百泉”，北倚苏门山，南面百泉湖，湖中岛堤上建若干亭阁，湖西岸即是百泉书院，这里就是北宋大理学家邵雍苦读和讲学的地方，也是明代著名学者孙奇逢著书立说的地方，百泉还藏着孙奇逢的部分著作二千多块木刻板。而且百泉书院代代相续，弦诵之声不绝，明清以来各地文人名流也多来此雅聚。也有的园林专为藏书而建，如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文澜阁、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沈阳的文溯阁。其中天一阁最有特色，其他诸阁均不同程度地加以借鉴。天一阁是明代范钦所建，藏书达数万卷，为硬山顶二层楼阁，楼前有池，池上架桥，池南为石山，依墙建亭，花木掩映，清幽雅净，开创了园林化藏书楼阁的模式。有的园林更是因为藏有珍本书籍而闻名于世，如明代王世贞的弇山园，就因园中尔雅楼藏有班固的《汉书》宋刻本而著称，杭州的文澜阁更是因藏有《四库全书》而流芳百世。此外，还有由政府出资或私人捐赠而兴建的书院园林，如云南大理的西云书院、安徽歙县竹山书院等。
一般的园林，虽不专门为藏书、读书、著书、讲学而造，但园林中也绝少不得书屋、书斋，它们是园林建筑的重要部分，是园林中的主要景点，与其它景观一起构成和谐的整体。苏州留园有书斋“汲古得绠处”、“还我读书处”和“揖峰轩”，它与正厅“五峰仙馆”和游赏建筑“鹤所”、“石林小屋”构成园林的主体建筑，五幢建筑物相得益彰，之间则曲廊回旋，化有限空间为无限深远之境。台北市郊板桥镇的林家花园，根据不同的功能和特色，全园分为五个区域，而第一区就是园主人的书斋“汲古书屋”和“方鉴斋”，它与其它四区，分别是接待宾客的“来青阁”、赏百花的“香玉簃”、宴集雅会的“定静堂”、极目远眺的“观稼楼”，山池游赏的“榕荫大池”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汲古书屋环境雅静，方鉴堂是林维源兄弟读书和雅会文友的地方，取自朱熹的“半亩方堂一鉴开”。苏州网师园，全园占地仅0.4公顷，但却有一组书斋：五峰书屋、集虚斋、看松读画轩、殿春簃、竹外一枝轩。拙政园西部，在乾隆初为太史叶士宽所得后，筑有“拥书阁”、“读书轩”、“行书廊”、“浇书亭”，名曰“书园”。此外，白居易营洛阳履道坊宅园，“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白居易《池上篇序》）司马光建独乐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司马光《独乐园记》）扬州的个园有“丛书楼”（藏书之所），广州市郊番禺县南村余荫山房有愉园（读书处），都是将书屋、书斋做为园林的主要构件，发挥了园林的藏书、读书、治学的功能。
第三节文人修身养性的乐土和安顿性灵的秘室
由翠树繁花、峰峦泉溪、亭台楼阁、字画雕刻等构成的园林环境，清幽雅静，让人超尘涤烦，是文人士大夫陶养身心，冶炼性情的理想场所。白居易在《池上篇》中记述他在洛阳履道坊宅园中的感受：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白居易在这座宅园中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园林清纯幽雅的环境陶冶了他的性情，使他身心皆得其所，以至于“将老乎其间”了。宋代，沈括在润州城之东南隅营造梦溪园，他自撰《梦溪园记》曰：
……渔于泉，舫于渊，俯抑茂木美荫之间，所慕于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
在这座园林中，沈括追慕古人，以琴棋诗酒等为朋友，超尘脱俗，颐养身心。更有甚者，前文提及的朱长文在自撰《乐圃记》中，认为在乐圃中阅古著书、种木灌园，“虽三事之位，万钟之禄，不足以易吾乐。”
园林是文人修心养性的乐土，首先在于它可以让人除涤俗念，回归人性之真。白居易在《冷泉亭记》中曰：“春之日，……若俗士，若道人，眼目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这里是一个图片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直白道出了园林山泉的洗垢去尘的功效。宋代苏舜钦遭诬被贬，于苏州营沧浪亭，他在《沧浪亭记》中曰：“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视听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沧浪亭使苏舜钦这位正直而遭贬的文人士大夫，洗去了“与锱铢利害相磨戛”的官场污浊，涤尽了尘世俗念，而重新寻觅到了人性之真趣。其次，园林能使人身心舒畅，徜徉于人造的自然中，找到精神的乐园。试看几则园林家的体验。
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愚溪诗序》）
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草堂记》）
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司马光《独乐园记》）
柳宗元在园林中得到的是一种无视无听，忘物忘我，与天地和的感受。白居易说得更详细具体，由体宁（外适）到心恬（内和），再到忘我齐物之乐。司马光感受到的亦是一种自在至乐。在园林中，他们都感到了身心与自然的融合，找到了精神的乐园。再次，园林还能启人心智，令人澄怀观道。宋代大理学家邵雍自幼随父迁居河南省辉县苏门山之南坳，这里环境清幽宜人，他潜心攻读，用心悟道，以至于“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枕”，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司马光名己之园为“独乐”，有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他看来，孟子所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王公大人之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是圣贤之乐。人之乐，在于各尽其分而安之。自己既无力与众同乐，又不能如孔子、颜回之甘于清苦，就只好造园以自适，而名之曰“独乐”了。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吴长远《宸垣识略》记北京乐善园中有以下景观：意外味、于此赏心、蕴真堂、气清心远、自然妙、诗画间、玉潭清谧、箇中趣、坐观众妙、致洒然、心乎湛然，均有理趣，逼人玩味。
园林不仅是文人士大夫修养身心的乐土，而且还是他们仕宦不顺时安顿精神的寓所。文人士大夫的退隐与园林结缘，可上溯到东汉。东汉庄园经济发达，文人士大夫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政坛上遭遇到挫折后，便可“归田园居”，到自己的庄园中去做隐士庄园主。这样，东汉的庄园经济就为退隐的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庇护所。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时期，文人命运堪忧，他们更多地寄精神于别墅、庄园。如谢灵运在会稽大营别墅，另如《陈书·儒林列传》载，沈德威“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梁书·处士列传》载，刘慧斐“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北山购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到了唐代，文人士大夫们更是将园林提到了解决出处矛盾的重要地位上来，创造了“朝隐”、“中隐”，既可居庙堂而寄情于林泉，又可居林泉而心系于庙堂，正如王维所言“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王维、白居易、裴度、李德裕等一代志士，无不在园池山林一中抚慰了那饱经磨难的心灵，寻求到了精神的平衡。而且，中唐以来的“中隐”，为两宋士人们所推崇和普遍接受。在集权制度日趋衰弱之时，士大夫只能循此之道，于丘壑园林中安顿性灵。由此可见，园林是文人士大夫仕途坎坷之后的退隐基地，是疗治他们心灵创伤的疗养所，是他们安顿性灵的秘室。
第四节文人雅聚的场所和唱吟的园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小雅·鹿鸣》）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多喜相聚，纵论古今，诗酒唱和。而园林恰好为文士雅聚、唱吟提供了一个惬意的空间，历代文士聚于园，咏于园，留下美谈韵事和传世之作的比比皆是。
中国历史上的公共园林从它滥觞的东晋时期，就成为名士们的雅聚之地。地处会稽近郊的兰亭就是很好的例子。兰亭是由驿站建筑演化而成的一座公共园林，这里以亭为中心，周围“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王羲之《兰亭序》）。于是，文人名流多来此游览聚会。王羲之《兰亭序》就为我们记述了一次雅集盛会：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述幽情矣。……
这次，会聚了当时的江南名流二十六人，王羲之、谢安等十一人还当场写成了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合为一集，即著名的《兰亭集》。北京外城西南隅的陶然亭，也是清朝至民国时期名流雅士游览聚会的一座公共园林。该亭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出资修建，园名取自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吾一醉一陶然”。震钧《天咫偶闻》记载，此亭“自来题咏众矣。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陶然亭的名声很响，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吸引了大批的北京乃至外地的名人雅士，也留下了诸多题咏之作。此外，如杭州西湖的西泠印社、扬州瘦西湖的冶春诗社、河南百泉的百泉书院，也都是雅士名流经常游览聚会的地方。
古代文人营建的私园，不仅供己可居可游，而且也是他们以文会友，与人雅集唱和的地方。西晋大官僚石崇所建的园林化的庄园金谷园就有这种性质。金谷园位于洛阳西北郊的金谷涧，是石崇为自己退休后安享山林之乐而建造的一座园林化程度较高的庄园。当年石崇出镇下邳赴任之前，三十余位社会名流齐集金谷园，为石崇设宴饯别，宴会持续好几天，是为“金谷宴集”。与会的三十多人唱和吟咏，编为诗集，由石崇作序，即《金谷诗序》，其中记述这次宴集的盛况：“……昼夜宴游，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到了唐代，文人雅集宅园，诗酒唱和，更是风气。《旧唐书·裴度传》记载，“（裴度）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历事四朝之君，二十年间以一身之出处系国之安危的裴度，晚年由于朝纲不振，他便于集贤里修筑宅园，又建午桥别墅。午桥别墅，不仅是有“凉台暑馆”的可居和“花木万株”、甘水映带的可游处，更是他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的雅聚唱和的场所。白居易晚年在洛阳营建履道坊宅园，于此他经常与空门友僧如满、山水友韦楚、诗友刘梦得、酒友皇甫朗之等友人相聚相游相唱和。更让人惊叹的是，武宗会昌五年，白居易74岁就在这所宅园中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七老会”。与会者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深及他本人，七人皆寿七十以上。白居易有诗记述这次欢聚：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
手里无金莫嗟叹，尊中有酒且欢娱。
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
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
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
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
其余六人也都各赋诗一首。其年夏，又有二老僧如满、李元爽亦来斯会，九个寿星同聚共吟于园，真让人惊叹。时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到宋代，这种聚于园、吟于园的风气更甚。据《宋史·文彦博传》载：“（文彦博）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而且，宋代洛阳私园还定期开放，甚至“洛下园池不闭门，……遍游何尝问主人”（邵雍《咏洛下园》），于是，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很多很多。这种风气在文人士大夫中长盛不减。我们再从明代的拙政园和怡园的雅集唱咏以窥一二，拙政园东部，原为明末侍郎王心一构筑的归田园居。据顾诒禄《三月三日归田园修禊序》，可以看出王心一在这里举行文酒之会的盛况：“维时春风方和，……逢佳日以娱客，致足乐焉。于是解衣磅礴，散发咏歌，谈仙释之玄理，征古今之逸闻。林鸟来窥，渊鱼聚听，锋銛尽泯，俯仰皆宽，寄躯寰中，结想天外矣。”另，清康熙时大学士王熙所营别业怡园，在宣武门外，为清初名园。《藤阴杂记》云：“怡园跨西、北二城，为宛平王文靖公第。宾朋觞咏之盛，诸名家诗几充栋。胡南召会恩《牡丹》十首，铺张尽致。……”
由上可见，无论是公共园林，还是私家园林，都可为文人雅士提供游览聚会、诗酒唱和的场所，文士名流雅聚吟唱于园的文气历代不衰，由此而产生的名篇佳作更是数不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