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走向没落的时期。本专题学习注重了解明清的文教政策以及官学的发展状况；了解国学的发展、监生历事制；了解科举体制的完善；了解这一时期蒙学的发展状况和主要蒙学教材；了解明清书院教育的发展及教学管理情况；理解书院的官学化、书院的讲会制度。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当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西学东渐”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禁锢人心，实行了极端的思想文化专制。所以，了解明清教育的发展和特色，要注意其极端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讲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教育制度
明清教育（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封建教育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重要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一时期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及社学都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并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专制，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
一、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之服务的文教政策则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浓厚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
（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
明清两代都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学者要以朱子之学为宗，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濂、洛、关、闽之学：指宋代理学的四个派别，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讲，令辑录《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行天下。为进一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还多次表彰程朱后裔及其门人。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了统御数十倍于己的汉人，他们在尽力维护本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学习中原文化，政治上沿袭明朝制度，对儒学也采取尊崇的态度。早在清军入关以前，他们就曾派遣官员祭奠孔子，翻译儒家经典。刚入关后的顺治元年（1644年），即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直为“衍圣公”。第二年，又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庙大成殿，康熙帝并于次年亲自到曲阜祭孔。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召集理学大臣编纂《朱子全书》。他们尊孔崇儒，缓和了民族的矛盾，也加强了清王朝在思想上的统治。
（二）网罗士人，禁锢思想
明朝建立以后，很重视人才的选拔。科举的地位更加提高，重臣大吏几乎全都出身于科举。明代官学生员，特别是国子监生，享有的优待之高是前代比不了的。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从清军入关起，科举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屡开特科，网罗士人。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儒科，录取50人，授予翰林院官职。这些笼络政策的确很有效果，士人以学有专长受到朝廷重用为荣。
统治者一方面加强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加强思想禁锢，实行文化专制。明清的八股文取士，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从内容到格式都是高度标准化的。国子学和地方官学都制定了严密的学规，对师生的言行严加管制，学校兼有刑罚惩治的功能。明太祖朱元璋曾因《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和对君主不恭的言论，令人编修《孟子节文》，将原书中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辞统统删去。对儒家“亚圣”尚且如此，一般儒者就更不用说了。
明清统治者还多次大兴文字狱，实施恐怖手段，使知识分子不敢有任何越轨的思想。
二、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到了明清时期，地位空前提高，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明朝一代宰相170多人，由翰林出者十分之九，还规定科举考生必须由学校出身，这意味着不入官学的生员（俗称“秀才”）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科举已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于是，科举正途成为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科举制度也更加健全。
（一）考试制度
明清时期科举常科只有进士一科，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考场称为贡院，乡试由各省提学使（学政）主持。考生为府、州、县学生员，取中（及第）者统称“举人”。考中举人，就意味着已跳过“龙门”，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了，相当荣耀。举人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以获得进一步的功名，也可以就任小京官、州县属官或教官。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考中者称为“贡士”。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在会试一个月以后，由会试取中的贡士参加，一般只考一场对策。殿试一般没有淘汰，只是通过考试把应试者（即贡士）排出名次。名次分为三甲（即三等）：一甲只有三名，由皇帝确定，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占1/3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占2/3左右，赐“同进士出身”。不过所有取中者都通称进士。殿试放榜后，皇帝赐诸进士“恩荣宴”，全体进士的姓名都集中刻在国学的进士题名碑上，以流芳千古，原籍地还要给考中的进士种种表彰。一甲进士放榜后通常立即授予官职。
（二）考试文体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八股文俗称时文，它的正式称谓是制义或制艺，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经义。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的文字，是阐述命题义理的作文。八股文的写作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即必须以圣人的口气训释，而不得以作者的身份去发挥。八股文有极其严格的文体要求，文章从破题、承题、起讲开始，正文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两两对偶，构成八股，最后以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明史·选举志》。
八股文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既能考察士人的儒家经学理论造诣，又能考察其思维能力和文笔水平，它的标准化程度也完全适应考试和客观评定等次的操作需要，这是八股文能够占据科举考场六百多年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到如此极端，加上它又是关系到士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作文，也就完全死板僵化了，特别是不准谈及个人的思想观点，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专制工具，也考察不出真才实学来。
程墨八股文取士对教育影响巨大。士人将主要精力用在作八股文上，学校也变成了八股文的训练基地。不要说其他各种学术、技能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儒家经典本身，都可以不必用功去学了，最便捷的手段是学历届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称为“程墨”、“房稿”。由于《四书》内容有限，能作为八股文命题的更有限，所以只要记熟相当数量的范文，就很有可能撞上考试题目，而照葫芦画瓢，求得侥幸取中。至于那些连应试本领都没有的人，还可以通过考场作弊来蒙混功名。私带“小抄”进考场的手段到明清也发展到十分“高超”的程度。而更有效、更“保险”的办法是串通考官舞弊。尽管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惩治严厉，但追求的利益太大，还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可见科举制度到明清时期已发展到顶峰，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八股文取士的挑选人才机制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三、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中央官学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时（1365年），即建国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为陪都，将故元大都国子监改成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依然存在，于是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
清代京师国子监沿袭明代北京国子监，校舍规制更加严整。原明南京国子监到清代改为江宁府学。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成宏大的辟雍，成为国子监的主建筑。
明清国子监沿袭前代，又称太学，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也是全国最高学府。明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清代成为朝廷独立设置的机构。明清国子监学生通称“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明代国子监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一是会试落榜的举人，称为举监。二是地方官学生员选拔入监的，称为贡监。明初规定府、州、县学每年贡举一名。嘉靖以后，改为府学每年举2人，州学每二年举3人，县学每年举1人。三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及功臣后代，称为荫监。四是缴纳钱物而买到的监生资格，称为例监。监生是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成为监生就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监生是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成为监生就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待遇相当优厚明代监生本人，连同家属二人都可免除徭役。监内实行会馔即会餐制度，伙食标准是相当高的，不会馔则发给相应的钱物，家属也有一份。另外，还发给冬夏服装，文具纸张及生活用品，有病由官府给予医治，待遇相当优厚。清代国子监的生源也是这四个途径，依据是否具有府、州、县学生员的身份，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前者的地位和待遇高于后者。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此外，明代学习《性理大全》，加读《说苑》、《大明律令》、《御制大诰》，还有习字、习射等。清代学习《圣谕广训》，以及诏、诰、表、判等公文及策论的写作。明代国子监教学沿袭元代，实行升堂积分制。明朝国子监分为六堂三级：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为初级；修道、诚心二堂为中级；率性一堂为高级。学生入学后入低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堂）学习，一年半以后，文理通者升中级班（修道、诚心堂）学习，再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高级班（率性堂）。监生升入率性堂，则采用“积分制”，按月考试，一年积满8分为及格，可以待补为官，不及格仍坐监学习。这是对元朝国子学积分法的继承和发展。清代国子监六堂改为两两分级（率性、修道为高级，诚心、正义为中级，崇志、广业为初级）。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创立监生历事制。历事即“历练政事”，是实习官吏的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他们“昼则趋事于各司，夕则归宿于斋舍”，称为“历事监生”。除中央政府各部门之外，历事监生也被分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等。监生历事的具体时间不同，有的三个月，半年，有的则长达一年，甚至更长。监生历事期满经考核，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送吏部挑选授官，中、下等者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监生通过历事，较广泛地接触实际，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康熙以后停止该制度。国子监给监生以优厚待遇的同时，对监生施以严格的管制。监内有繁苛的监规，并设有专门纠察和惩治学生过错的机构。一般学校最高惩罚不过开除学籍，而明代对监生还有服劳役、戴枷镣、充军乃至枭首示众等封建时代全套的惩治手段。统治者对监生恩威并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除了国子监之外，明代还有专为皇族后裔子弟而设的宗学和学习军事技能的武学。清代则有为拥有特权的基干统治队伍——八旗子弟设立的各类学校，如八旗官学、宗学和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卫营以及各地驻防旗营所设立的学校等。八旗学校的重点是学满文与骑射，是为了维护八旗子弟的固有传统，同时也兼习汉文和经史之学，以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
四、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地方官学
明清从京城到各地的府、州、县均有学校。乡村还有社学、义学。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
称“童生”而得名。童生通过童试后，就成为本府学或本州县学的生员了。生员俗称秀才，与一般老百姓相比，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优待。
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也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八股文训练是主要内容。生员以自学为主，一般并不需要在校学习。一年一度的岁试是考核生员的主要措施。明清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统治者对地方官学生员也是严加管制的。明太祖向全国各地学校颁布禁例十二条，刻在卧碑上，其要点是严禁师生议论国是、干预地方政务，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尊师重道，潜心治学，以求得到朝廷重用。清代又颁行了新卧碑，内容与明代大同小异，也主要是告诫训示读书人的，都是着眼于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控制知识分子，并非一般教学和管理意义上的具体学规。
五、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蒙学
明清蒙学教育机构的形式具有不同的众多称谓，如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但其性质相似。蒙学早在三代就已建立，但周秦至魏晋时期蒙学教育基本以识字为主，唐宋后则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进行识字、写字、读书、作对、习文和修身等多方面的教育，至清代，蒙学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备。
明清蒙学机构或由地方政府设置，或由地主、商人捐办，或由市民或农民集资兴建。学生大多为城市中平民或农村中农民的子弟，年龄以15岁以下居多。人数由数人到数十人，多寡不一。蒙学的教师大多由当地童生或秀才担任，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准和经济生活都处于较低的状态。蒙学的教学过程通常为：识字→读书→习字→作文。蒙学所用教材，比前代有所补充和发展，出版有各类改编和续编本。有前代流传下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到了明清，又有各种《蒙求》、《千家诗》、《神童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孝经》、《弟子规》及“四书”等。这些教材充分运用诗歌、韵语、格言、故事、掌故、俗谚等体裁，文字简约，通常为三言、四言或七言，形式整齐，大多通俗易懂，便于记诵传播。教材的内容除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还有文字、历史、常识及人生哲理、处世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流传甚广。
蒙学管理及规矩很严。教师除了课业，与学生不苟言笑，对学童多用体罚。清代崔学古写了一本《蒙学录》，主张教师对学生“除讲贯教训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为立教第一关”。
1.文字狱
旧时统治者往往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以镇压知识分子。明太祖因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而大发雷霆：“‘生’，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这是讥讽我当过和尚。”“‘则’字音近贼也，这是讥讽我当过盗贼”。于是将徐斩首。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达115案，清朝文字狱株连之广、处罚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廷任江西考官，用《大学》中“维民所止”四字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被认方“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遂被革职下狱，病死狱中后，还戮尸枭首，查氏子坐死，家属流放，查氏家乡浙江省停止乡试、会试六年。
2.礼部
官署名。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分礼部、祠部、主课、膳部四曹，掌礼仪祭享贡举等职。长官为礼部尚书，历代相沿至清末始废部，改设典礼院。
3.八旗
八旗是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建立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编制，按照军旗的颜色，分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八旗，两两相对，又分为左右翼各四旗。全体满族人被编入满洲八旗，早期归顺的蒙古族和汉族人分别被编入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享有国家发给钱粮等种种优待，也有习武作战、保卫大清江山的义务。
4.《千家诗》
该书是我国古代带有启蒙性质的格律诗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5.《神童诗》
旧传该书为宋代汪洙撰。后人以汪洙的部分诗为基础，再加进其他人的诗，而编成《神童诗》。全书辑诗34首，皆为五言绝句。内容主要是有关读书的好处和乐趣。
6.《唐诗三百首》
总集名。清乾隆间蘅塘进士（孙洙）编。六卷或作八卷。实选三百一十首，后又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分体编排，作为家塾课本。其中有一些是唐诗中的名篇。
7.《幼学琼林》
该书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做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后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出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
8.《龙文鞭影》
该书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代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龙文”是指古代良马，因见到鞭影就会疾驰，无须鞭打，其含义即是说，读这本书是能收到“逸而功倍”的效果的。作者的寓意是，看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
9.《声律启蒙》
该书由清代车万育撰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分为上下卷。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10.《增广贤文》
该书为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书载，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语句通顺，易懂。
11.《孝经》
《孝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全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出了系统的规定。
12.《弟子规》
该书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1662-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弟子规》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兄弟争孝二十四孝典故中载，清朝时，长江口外的崇明岛上，有吴氏四兄弟，小时候因家境贫困，父母不得已把他们卖给富家为童仆，以求一条生路。他们长大后，个个勤奋节俭，赎出卖身契，回到家乡，合力盖起房舍并各娶妻成家。这时，他们已理解当日父母之苦心，故争相供养父母，以示不忘养育之恩。开始认定每家供养一月。后来，贤惠孝顺的妯娌们认为隔三个月才能轮到供养，时间太长了，故改为每家供养一日。以后又改为自老大起每人供养一餐，依次排下。每隔五天，全家四房老少合聚一起，共烹佳肴，奉养父母。席上子孙、儿媳争相端菜敬酒，百般孝顺，真是合家欢乐。二位老人安享天年，福寿近百岁，无病而终。后人有诗云：父母育恩深似渊，不尤被鬻孝犹虔。弟兄争奉酒甘旨，纯孝妯娌浑归贤。
明代监生历事制的现代启示对于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将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事务结合的学习机会和制度保障，否则培养人才就会流于形式，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1.贤才，国之宝也。——朱元璋《明实录》
2.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朱元璋《明实录》
3.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
4.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
5.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孝经》
6.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
7.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
8.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弟子规》
9.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增广贤文》（原出处《乐府诗集·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0.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11.见者易，学者难。——《增广贤文》
12.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
第二讲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书院教育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书院教育发展道路极不平坦，两朝都经历了相同的初期沉寂和中叶以后的勃兴。明朝代表性的书院是东林书院，颇具特色，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朝注重对书院的控制，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清朝代表性的书院是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一、明朝的书院
明朝书院的发展历经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统治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明中叶后，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湛若水和王阳明。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提倡心学，在理学中别树一帜。他们的弟子后学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所以，从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复。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增城市新塘镇）人。明朝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这里原为宋代学者杨时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北宋学者，程颐的大弟子。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的顾宪成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明代名士。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东林书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讲会制度。书院讲会活动产生于南宋，至明朝逐渐制度化，东林书院的讲会是明朝书院讲会制度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在《东林会约》“会约仪式”中。
书院的讲会定期举行，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各三日，推选一人为主持讲会之日，必举行隆重的仪式。讲学内容主要为《四书》，讲授时，与会者“各虚怀以听”，讲授结束，相互讨论，会间还相互歌诗唱和。此外，关于讲会组织的其他一些方面，如通知、稽查、茶点、午餐等，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一切都表明，东林书院的讲会已经制度化了，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林书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密切关注社会时政，将讲学活动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正如顾宪成为书院题的对联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东林书院讲学的特征写照。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立志救世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在朝人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于是，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影响蔓延到全国。东林书院遂成为江南教育、学术和议政的中心，因而遭到当权者嫉恨，斥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尖锐对立，于是招致“尽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的迫害行动。由于当时东林书院社会影响很大，人们把书院都同东林联系在一起，所以，魏忠贤等在禁毁书院时，也就把天下的书院都疑为是东林，一律严令禁毁。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党300多人被逮捕、杀害。至崇祯帝即位，魏忠贤缢死，东林党人得以昭雪，东林书院也于崇祯六年（1633年）修复。东林书院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无论是在明朝，还是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都有其特殊的地位。
二、清朝的书院
清初，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但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设家塾，执教村馆，晚年主持漳南书院。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颙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将抑制书院的政策转为加以提倡和利用。通过赐匾额，赐书籍的方法，对书院加以褒扬。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例如在经费来源上，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的同时，也被朝廷掌握了经济命脉，因而不得不受制于政府。在书院建址上，将一些主要书院建在省城，以便控制，如粤秀书院设在广州，江汉书院设在武昌，关中书院设在西安等，这与传统书院多设于名胜佳境、深山密林的隐蔽僻静之地形成对照。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清政府对书院的严密控制，其结果便是导致书院的官学化愈来愈严重。
阮元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特别是向生员提供学习场所。这类的书院占到清代书院总数的90％以上。在教学内容上，以科举文字的训练为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清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也办有书院。尽管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但毕竟还是读书学习的场所。也有部分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一千四百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诂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三、明清书院教育的特点
明清书院教育保持了传统书院教育的基本特点。
在组织管理方面，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往往主持人又是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负责人称为山长，此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理其事，学生也参与管理；学规严密，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有奖惩制度。对学生的考查，德才兼顾，注意平时考核；经费多由主持人自筹，或通过捐款及官方赐田等。
在教学方面，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注意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教学方式多采用问难辩论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提倡学生自学讨论；课程设置灵活，不同书院有不同的安排；学术上允许百家争鸣，入学“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另外，明清书院教育更加制度化（主要表现为书院讲会制度与教学组织管理制度的确立）和官学化，这是明清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
1.李颙
李颙（1627-1705年），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人，因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是明清之际很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之一，主要著作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
2.阮元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封疆大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主持文坛风会数十年，被海内外学者奉为泰斗，为一代儒臣、文献大家。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经室集》等。
1.书院讲会制度的教育意义
讲会制度提倡相互切磋、各抒己见的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并改善了教育环境；通过一定的仪式、活动程序，确立和端正学术交流与教育活动的态度，并形成制度规定；为保障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健康深入展开，建立、健全了文化教育交流的常规制度，对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2.书院讲会制度对当前教育文化发展的启示
应努力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建立、健全一定的文化思想教育交流的常规制度，保障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健康开展和深入；借助一定的仪式、活动程序，确立和端正学术交流与教育活动的态度，并形成制度规定；重视自发的学术沙龙、学术讨论等活动，并及时给以积极的引导，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优化教育环境。
1.东林书院，该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内原悬有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无锡顾宪成的故居，端居堂该地现为顾宪成纪念馆，在无锡张泾镇元吉弄内，是顾宪成、顾允成兄弟诞生地。
3.同人堂在无锡市锡山区张泾镇西，是顾宪成讲学之所。
4.小辨斋在东林书院北，为顾宪成之弟顾允成读书处。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
5.诂经精舍，清代嘉庆时期著名书院，地处杭州西湖中的孤山之阳，左三忠祠，右照胆台。清嘉庆六年（1801年）由阮元创建。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任浙江学政，他遴选浙江能够从事经学研究的人，构屋五十间，聚居于孤山之阳，编撰《经籍篡访》一书。次年八月书成。不久，升任浙江巡抚，于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在原来修书旧地，建为书院，取名“诂经精舍”。
1.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名联谈趣》
2.圣人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高攀龙《读书法示揭阳诸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