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元时期主要的教育思潮是理学教育思想和功利教育思想。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教育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并长期影响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应全面掌握。要了解其产生背景、发展脉络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理解掌握理学教育的基本特征及理学教育的方法；了解功利教育思想的发端、发展及主要代表人物，理解功利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方法。
第一讲理学教育思潮
理学产生于北宋，完成于南宋。理学的创始人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1017-1073年）、邵雍（1011-1077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至南宋朱熹（1130-1200年）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充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按理学家们讲学的地域划分，宋代理学又分为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洛学以程颢、程颐两兄弟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闽学以朱熹为代表。元、明、清三代，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统治学说。
一、理学教育思潮产生的背景
汉代登上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的强烈冲击，学术旨趣越来越下降，靠官方的提倡和选士的激励，才能维持在学校教学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唐代韩愈等人高呼捍卫和发扬儒家道统，但儒学要想重振，必须自身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宋代实现的，这就是理学的产生。
宋代统一国家后，为了巩固政权，在治国策略上由原先的“武功”转向“文治”。但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学校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当时国子监生员很少，州县官立学校也极少，且时办时停，很不稳定。同时，私立学校数量也很少。官学只设经学，学生如参加科举，则经术以外的考试内容只有靠自修获得。宋仁宗时期，随着官僚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累积、边境战争的增多和国家财政的困难，对政治和教育进行改革的要求也变得迫切起来，不满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官员开始注重儒家经典的传授，并逐渐创办一批地方学校，以发展教育为解决社会危机和稳定政治秩序的根本措施。朝廷也开始颁布若干管理法规，以示对地方教育的关心，以改革派代表范仲淹等人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为契机，开始了“庆历新政”，包括改革政治、促进生产，兴学校、改科举等举措。革新运动由于改革派失势而受挫，但学校教育的发展已不可遏制，五代十国长期社会动荡的历史教训和宋始终面临的外患危机，急需重振思想道德教育以维护其统治地位。
二、理学教育思潮的发展
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开山鼻祖。
开理学之先河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他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创造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成为理学的本体论。张载和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分别从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阐述了理与气、道与器的因果关系，并涉及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构成了理学的基本范畴。南宋中期以后，朱熹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
（一）周敦颐奠基理学教育思潮
宋仁宗时期，周敦颐创立了理学学说。他依据《易》教思想，从儒家立场阐述宇宙生成，创立了他的宇宙观，形成“太极图说”：中国古代教育都强调天人合一，人道乃从天道化生，所以圣人其德同于天地，其明同于日月。周敦颐标出“圣可学”的观点，不仅将“圣人”定为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而且又指出了达此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就是“以一为要”，“一即无欲”。原始儒教的欲望论是肯定欲望基础上的“寡欲”或“节欲”，但在周敦颐的教育学说中，欲望的合理地位被否定了。他批评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观点，主张不只是“寡”，必须“寡之以至于无”。由此推导出圣人“无欲故静”，没有物质欲念，因此能坚守仁义，符合天地之理，“与天地合其德”的论点。周敦颐的理论已经为理学教育思潮奠定了基石，以后理学大师大都沿着他指示的路径前行。朱熹称他为理学之祖，认为他复兴了自孟子以后被埋没一千四百年的“道统”。
（二）张载揭示了理学教育的基本精神
张载为理学又一大师，他早年喜兵学，后得范仲淹教导遂攻读儒经，研读《中庸》、《周易》等，于《易》更有探讨。他终身大多数时间用于研究、撰述和讲学，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被称为“关学”。张载学说以“气”为本，认为万物皆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人的美恶智愚也在于禀气清、浊之差异。他分人性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善，后者孕恶。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变化“气质之性”，使之回复到本然为善的“天地之性”，通过发挥教育“敦本善俗”的社会作用，使人人自觉“变化气质”，返归完美的天然善性，就能臻于至善的境界。“变化气质”的教育作用论为程、朱学派“立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支柱。张载以“德性”为“学问”的方向，力主道德论和认识论两者的统一，以“尽性”为“穷理”之目标，以“穷理”为“尽性”之手段，最终达于无私无欲、全善至诚，与万物相通，与“天性”同一的“神化”之境。他强调凡为学不能满足于做一个通常的人，而要立志做一个至善至仁的人，做一个“知人”、“知天”的圣人。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奔放出充沛浩荡的气势，揭示了理学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
（三）二程对理学教育思潮的重大发展
程颢、程颐兄弟俩是理学教育思潮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们曾受教于周敦颐，并继承和发展其某些思想，培养了众多弟子，为理学中重要一派“洛学”的创始人。二程坚持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认为教育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是育才、振德、正心、美俗的主要手段。他们上承孟子“性善”说，近采张载的人性两分说，从恶与善的相互关系，论证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强调教育在人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人性本善，但禀气有清浊，故分善恶。但善恶、智愚都有迁移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循理修道，经过“澄治之功”，使达至善.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过程，也是教育的功效所在。这种观点，实际上形成为理学教育思潮最基本出发点。二程也以“学为圣人”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所谓“圣人”就是能自觉地循“天理”。天理体现于人性（天命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实理。所以程颐说：“性即理也。”《二程全书·遗书》。程颢说“天理”是他“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在二程的教育哲学中是最高的范畴，是道德教育的核心。他们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存在天理，一日天理磨灭，人也就沦落为禽兽了。所以“圣人之教”就在于“损人欲以复天理”。人的为恶，多是为眼色、耳声、鼻香、安诸物欲所引诱，人必须通过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拿出“克私”的“大勇”，才能摆脱物欲的纠缠.返归天理。正因为他们将道德教育列为学者的首要之事，所以在确立教育内容时，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并列，遂有“四书”之称，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几乎凌驾“五经”之上。
（四）朱熹对理学教育思想的集大成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教育家，是理学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弟子众多，著述宏丰，理学派“闽学”的创始者。他自幼通过严格的家教，熏陶于理学思想的浓厚氛围，对理学打下了精深的基础。朱熹18岁就考中进士，担任过不少地方的官职。宁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讲，但很快就被免职，后来还被列入伪学逆党，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赠为中大夫，谥号“文”。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地方任职时始终重视教化，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成为教规的范本。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他继承“二程学说”，又博学会通理学诸说，且兼采佛、老，赋予理学以完整、博大的体系，从而产生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所谓“朱子学”。他坚持儒家的德教中心主义，认为道德教育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将“三纲五常”提升为“天理”、“治道的根本”，强调封建伦理道德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重申儒家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人伦”，其主要内容是“明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人欲”共存于人性，彼此对立，互为消长；“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结合而为“人性”。所谓“天命之性”，即“天理”，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所谓“气质之性”，即人的“血气之身”，是人禀受“理”的派生物“气”而成，是“人欲”的策源之地。人之善恶由出世时禀气的厚薄、清浊所决定，禀气清厚则“气与理一”，不易为物欲所累；禀气浊薄则易生“私欲”（“人欲”），为物所诱而将“天理”遮蔽。他强调凡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气质之偏、人欲之私，只有通过教育和修身，“变化气质”，逐步达到“复尽天理，革尽人欲”。认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做“遏人欲而存天理”的功夫，就是教人“做人”，成为一个能恪守纲常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并具有“孔彦乐处”这一道德境界的“醇懦”。朱熹将教育分作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目标.既有区别又辩证统一。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教育的目标是“教之以事”，事指具体的道德规范.是以孝亲事长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道德准则，朱熹称之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是做人的“当然之则”。“教之以事”就是将这类“当然之则”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大学的教育目标是“发明此事之理”，是在“小学已成之功”的基础上深化。理，指抽象伦理道德学说，是说明“当然之则”的“所以然”之理，是读书所明之“理”。朱熹还分别为小学、大学编纂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等教学用书。
理学家强调理学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恢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代代相传的“道统”，他们既以传道为义不容辞的使命，所以尤其注重推进教育。从周敦颐初创理学，到朱熹构建完成精致而博大的理学系统，前后发展约有近二百年，在此大部分时间内，理学教育不仅未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反而遭到长期的抑制甚至严禁。理学教育的不断延续、发展，始终得力于学派内部师生的传道授业，前赴后继、坚持不懈。理学思想家大都同时又是积极的教育实践家，在挫折困顿面前，仍然以授业和著述为不朽事业。正是这种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促使理学教育汇为汹涌的思潮，成为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教育理论体系。至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时，统治者终于认识到理学教育对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在现实教育中已经产生的重大影响，遂将之定为官方教育的正统。此后，理学教育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约700年。
三、理学教育的基本特征
（一）振兴道统
理学教育家都以恢复、振兴道统为己任。所谓道统，实指儒家的命脉，它是由古代圣王传递给后世的“圣道”，世世相继而形成传道的系统。孟子实质是以孔子的继任者自期，韩愈的《原道》更标举自尧至孟的儒道传授系统，以传“道”者自诩。朱熹也以传道为理学教育的宗旨。
程颐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朱熹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这就将人心与人欲、道心与天理划了等号，于是振兴道统的逻辑发展，也就导致“明天理、灭人欲”命题的提出。
（二）天理权威
理学家所要弘扬的是伦理的普遍规范，即大道或天理，它散为万殊，聚则一贯，可以包含全部的社会人生。宋代理学家为了论证伦理道德的普遍立法，遂将之置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高度。朱熹认为宇宙一体，其最高之天理即三纲五常。他要求人们处世治人都须以这一终极之理为出发点。他强调君主执政只需遵循“天理”。天理对个体而言，是绝对的、至高的存在，是先验的必然要求和规范。宋儒将宇宙论贯彻于人性论，将认识论转化为道德论，使“天理世界”落实到人之“性”、“命”，这意味着教育所提出的行为规范、伦常道德都来自一个神圣的主宰——天理，这是超感性、超经验的先验理性的绝对命令，人不可以怀疑它、违背它，只能虔诚地崇奉它、信仰它、实践它。朱熹的格物穷理，目的就是使人心复善，达到对“天理”的透彻领悟，并终身笃行之。
先秦儒家强调的是“道”对人的绝对支配力量和神圣至高的地位，如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也”之叹。至宋儒则将“理”取代“道”而成一最高伦理范畴。宋儒有时也谈“道”，且将“道”与“理”等同（如“道心”同于“天理”），所以理学又名道学。宋儒标出“天理”，其目的就是高悬一“万古不易”的绝对准则。由“道”向“理”的转化，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伦理教育更多偏向绝对化、凝固化。
（三）道德修身
宇宙的本体是“理”，人生的目的是明“理”，教育就旨在使人体认“天理”，这就决定了理学教育是修身之学。所谓“学究天人”，就是使伦理主体通过潜心修炼，与宇宙合为一体。达此理想境界的途径，就是修身进德。张载以道德为学业之根基，把认识过程和修身过程合二为一。朱熹则说“学本是修德”，“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可见，宋儒“修道”即“修身之道”、“进德之道”，教育的作用就是使人性与天道相合。宋儒的教育价值观就是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理学教育对伦理修身的最高要求，是达到“乐道”之境，使修身者主观精神与客观的“天理”融洽无间。邵雍称“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观物外篇》。理学教育以道德修身为人世至高的快乐。
四、理学教育的方法
理学教育家在其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中，总结了若干教育方法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志
理学教育本质是道德伦理教育，所以对立志在激励品行的作用方面尤其重视。张载认为，立志是学道的前提，进行道德教育之前，首先应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因为只有具备了远大、坚定的志向，才会激发起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学习动力，养成高度自觉的精神。衡量学者的首要标准，就看其志向如何，有了高尚的志趣，就会在道德上严于律己。反之，“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二程”也以立志为求学之本。认为志向一要高大，二要坚定。强调求学必须笃志力行，激昂自进。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树立高远的志向，所谓“志者”，即以尧、舜这一类圣人为修身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儒家教育自孔、孟开始，就以立志为修身之关键。至宋代理学教育时，发挥得更为充分、周密，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手段。
（二）居敬
居敬是理学家提倡的道德修养的基本方式。所谓居敬，即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就是依礼循规，对礼仪表示敬畏服从。理学家认为这是排除私欲、物欲，收敛身心的最好方法。
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他认为，“敬”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专一”，一是“谨畏”。朱熹强调修身时心绪专一。专一要求学者的是专心致志，是儒家的德育方式。理学家又倡导静坐、静修，也就因为“静”能使人收敛身心、排除杂念，使精神贯注专一。“敬”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谨畏”，即“内无妄思，外无妄动”。
正因为“敬”是道德修身的主要方式，所以宋代理学家对此尤为关注：朱熹主张将“敬”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从小学开始，即以“敬”为教育指导原则。在应对进退之节和六艺之教中，以敬“涵养本原”。而大学阶段的“进德修业”、“明德亲民”也必“由乎此”。所以他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小学辑说》。可见理学家论大学（包括小学）的修道方式，一言以蔽之：敬而已矣。
（三）读书
理学家都十分注重读书，以之为修身进德的必经之途。张载认为“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读书少，则尤无由考校得义精”。张载把读书看作精神生活的恒常方式，主张在博学的基础上钻研义理精微，读书的关键在“当识其要，总其大体”。强调记诵之功，要求“成诵精思”，尤其学习之初，诵记的作用更大。除了熟读深思，他还主张“学贵心悟”，“多求新意”，认为“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他提倡绎旧知新，缘旧察来，以提升主体人格的道德力量。“二程”也以读书为修身的必要方式，主张多闻前代圣贤之言和行。
朱熹一生酷爱读书，对之有深切体验。他说：“要知为学，须是读书”；“穷理之要，必在读书”。认为儒家经典是天理的集中体现，又是教育的根本依据：六经“全是天理”，“教人之法，具存于经”。主张有志之士，于儒经自当“熟读而问辨”。读圣贤之书并非一般的增知识、长见识，而是要体认天理，朱熹概括为读书穷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形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1.循序渐进
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卷八）。“躐”，逾越。“躐等”，逾越等级，不按次序。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近思录》。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论语集注》（卷五）。治学应该坚持不懈，不断长进。其三，循序渐进还体现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稳步前进。
2.熟读精思
朱熹认为观书先求熟读，即将书本知识读得烂熟成诵；“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再求精思，精思，指反复玩味、思考，把握文义的“脉络”和“贯通处”，“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子语类》（卷十）。这样才会有所收益。为了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他强调读书一定要有足够的遍数，“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此所谓“读书千遍，其意自见”。熟读是精思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为了达到精思的目的，他提出求学过程中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逐层上升的过程：“读书始敬，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在“无疑——有疑——大疑——解疑——无疑”这一循环过程中，问题被发现和解决，人的认识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正是“精思”的效果，在精读和精思的相互促进中，学习也就能深入发展。
3.虚心涵泳
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虚心，即指读书过程中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提倡虚怀若谷，精心思虑；反对先入为主，穿凿附会，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这样是学不好的。主张“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意。”《朱子语类》（卷十一）。涵泳，原意如水中沉潜伏游，引申为品味玩索、切身体察、深入领悟书中的精义旨趣。朱熹主张读书只要“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学规类编》。认为读书的功效仅来自“笃志虚心，反复详玩”。
4.切己体察也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
朱熹认为读书不能只在纸面上做工夫，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更重要的是必须心领神会，落实到自身修养的提高上，身体力行。这是儒家提倡“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同时，通过自己日常的道德实践加深对圣贤之书的理解。他反对“只是一向在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认为那样做即使“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也无益于学。
5.着紧用力
着紧用力一方面指时间上的争分夺秒，毫不松懈；一方面指精神上的专一精进，勇猛奋发。朱熹主张读书“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就读书客观功效而言，不可急功近利，务求速成；就读者主观努力而言，应该提倡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他将读书比喻为救火治病、猛将用兵、逆水行舟、破釜沉船、酷吏治狱等，主张读书应有紧迫感、顽强之志、必胜信念以及彻底性。
6.居敬持志
居敬，指读书之际精神专一，收敛身心。朱熹认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只有“专静纯一”，心思无“驰走散乱”，才能有所收获。而读书的专注精神与毅力，又源于“持志”。朱熹认为学者能否立定大志，是读书成功的关键：“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可知持志为居敬之前提，居敬为持志之深化。居敬持志虽列于朱熹读书法之末，实质带有总结意味，是全部读书法的总纲。居敬持志不仅仅是读书的一般方法，而且是宋代理学教育的基本方式。立志、居敬、读书相互沟通，形成宋代理学教育方法的整体。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邵雍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又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谥康节，后世称邵康节，北宋理学家，五子之一。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
2.张载撤席罢讲《易经》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横渠先生行状》）于是撤席罢讲，但又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横渠先生行状》，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积极开拓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3.鹅湖之会
这是指南宋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现在比喻具有开创性的辩论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儒学大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会面，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寺举行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朱熹认为教育应“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理学、心学都旨在维护纲常名教，认为人须服从世界总根源“天理”，但他们对“理”的解释也有差别。陆认为“心即理”，万物皆自心发；朱认为“性即理”，人性是天理的体现。前者是从心到理，实现“天人合一”；后者是从理到性，达到“体用合一”；正是对“理”不同的理解，遂导致其教育方法上的分歧。陆认为朱的教人方法“支离”，而朱以为陆的教法“太简”。这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实质上是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朱子读书法的意义朱熹的读书法是他自己长期读书经验以及对前人读书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研究的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如：“循序渐进”包含的量力性和打好基础的思想；“熟读精思”包含的重视思考的思想；“虚心涵泳”包含的客观揣摩的思想；“切己体察”包含的身体力行思想；“着紧用力”包含的积极奋发的思想；“居敬持志”包含的精神专一、持志以恒的思想等，都是在读书治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借鉴作用。
当然，朱熹读书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朱熹所提倡读的书，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圣贤之书”。
其二，他的读书法主要是强调如何学习书本知识，而未曾注意到与实际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不仅使读书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对造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不良学风，也有消极作用。因此，我们在肯定朱熹读书法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它的不足及其消极影响。
1.二程祠堂
该祠堂位于嵩县田湖镇程村，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故居，程颢并未在此居住过，仅其弟程颐在此居住。二程后裔世居于此，故名程村。
2.伊川书院
该书院乃程颐教学之地，位于洛阳南百里处的伊川县鸣皋镇，它始建于北宋，原名伊皋书院，是中原三大书院之一。伊川书院在培养人才和弘扬理学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朱熹故居
紫阳楼该楼位于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府前村，内有半亩方塘、灵泉古井及朱子樟（相传为朱熹手植），在紫阳楼附近还有朱子巷、兴贤书院、兴贤古街、朱子社仓（朱熹用以救荒赈灾的粮仓）等古迹。
4.江西省上饶朱熹纪念馆
该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纪念馆设有三个展室，第一展室主要介绍朱熹的生平，著作及对历朝历代的影响；第二展室介绍了朱熹两次回故乡留下的遗迹与传说；第三展室则介绍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及爱国精神、农本思想等。婺源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故乡，朱熹纪念馆的建成，将对弘扬朱子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1.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
2.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张载集》
3.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
4.教不立，学不传，人才不期坏而自坏。——《二程粹言·论学篇》
5.君子之学贵一，一则明，明则有功。——《二程粹言·论学篇》
6.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
7.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录》（卷十一）
8.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9.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仁说》
10.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手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第二讲功利教育思想
北宋初年虽然改变了五代以来割据分裂的局面，并采取了各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但随着官僚机构的庞大、冗官冗兵的增加，加之边境战争不断，国家财政愈趋困难，人民负担也日益加重。为了解决社会危机，增加国家实力，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教育上兴起了一场倡导功利的改革思潮，强调培养学生实际治事的能力，教育内容要对社会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功利教育思潮由胡瑗发其端，王安石继其后，南宋事功学派衍其大。
一、功利教育思潮的发端
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体”即“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也就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准则；所谓“明体”，是注重研究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原理，作为立身立国的思想基础，反对死记硬背儒家著作中的教条，强调学生人格道德的修养是教育的根本，是“体”。“用”即这些儒家思想准则在实际中的应用；所谓“达用”，是在“明体”的基础上，强调培养学生实际治事的能力，教育内容要对社会有实际应用的价值。由于胡瑗强调的“体”与理学家强调的“理”在本质上同构，所以他也被尊为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胡瑗思想是整个宋代教育思想的先驱，他不仅启发了理学教育家（如周敦颐、二程），也影响了功利教育家（如王安石）。
胡瑗严厉抨击隋唐以来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根本不能培养封建社会的有用人才。主张变革科举和教育制度，兴办中央和地方学校，以通经致用的实学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胡瑗在苏湖郡、州学执教时，具体实施了他关于教育改革的理想。他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又称“苏湖教法”）。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这种教育制度完全改变了过去学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空疏之弊。他试图通过这一教育变革来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既能深切领会六经所蕴的圣人之道，又能运用圣人之道于实际时务，担当起行政、军事、水利、算、历诸工作的有用之人。胡瑗是北宋新、旧学风转折期的关键人物。在“明体达用”的思想指导下，胡瑗在教学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为其后功利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功利教育思潮的发展
胡瑗热衷于讲论实学之际，正值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庆历兴学”之时，他的“苏湖教法”被采纳为太学教法。短促的庆历兴学受挫后，宋王朝的经济、政治矛盾更趋激化。嘉祐五年（1060年）和次年，王安石连续两次向仁宗上万言《言事书》和《时政书》，系统提出变法和改革教育的主张。王安石认为按照当时学校的教育内容，不可能培养出封建社会需要的实用人才。他主张学校废止以唐代旧注疏简单地解释经典之义，而应着重阐明、传授圣人真实的义理之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不仅脱离实际，而且据此难以真正考查学生的品行。时代迫切需要人才去解决面临的矛盾和危机，然而人才却出现匮乏。造成人才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学校未能培养和提供。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进行第二次重大的改革运动。熙宁四年（1071年）宋教育和科举的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官方学校废止不具实用价值的诗赋教学，转而开设经术和论策课程，学生“以经史为主而兼习论策”，使经术的地位大为加强。官学中使用的经学教材是宰相王安石主持编写《三经新义》，它作为正式教材由朝廷颁发至全国各级官学。改革太学，推行“三舍法”这一措施，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有力地保障了日常教学的进行，并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同时着手整顿地方官学，发展地方教育，又分别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以培养专门性的应用人才。在科举制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明经诸科；增加进士科名额，取消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内容和方法，改试经义和策论；增设明法科；改革武举考试等，力图通过科举的变革，转变社会学风，促进实用性人才的产生。
王安石的教育理论学说具有很强烈的为政治改革服务的功利性。他在文教方面实施的变革由于借助朝廷的力量，很快得以推行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王安石的功利教育思想通过熙宁改革运动，在学校与社会一度占了绝对优势，形成北宋时期教育思潮的一股重要分流。
南宋时期除了固有的社会矛盾外，抵抗外侵、收复失地是当时的主要政治任务。如何为振兴国力而培养有用人才，是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理学教育思潮在社会上流行日广的同时，功利教育思潮也在继续发展。在乾道、淳熙年间形成鼎盛之势，俨然与理学教育思潮相抗衡。
南宋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王安石的功利教育思想。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性命之学相对立，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该学派力图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一时从学者甚众，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永嘉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该学派也以事功经世为重，上承胡瑗“明体达用”之学说，中继王安石“经世应务”之思想，陈傅良又近一步发挥“实事实理”之主张，刻苦钻研治国的各项制度，对自三代两汉以后的井田、王制、兵制、兵法做详尽考究。叶适以薛、陈两人学说为基础，系统总结功利思想，又与傅良门人蔡幼学代表永嘉学派与朱熹、陆九渊论争，遂使永嘉之学与理学、心学成鼎足之势。永嘉学派重历史文献，要求于经史文献中掌握治道。永康、永嘉两学派因其性质相近，历史上并称为“事功学派”。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与理学教育思想直接对立，且影响日大。
功利教育思潮经过南宋事功学派和明代朱元璋、张居正等再度推动，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官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成为清朝实学教育思潮的渊源。
三、功利教育的基本特征
（一）理在事中
道、理、体代表儒家精义，又必须与事、功、用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这是功利教育家的一个基本观点。
胡瑗首倡“明体达用”之说，就是鉴于汉唐以来官方学校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往往体、用不能兼备，无法担当治国安民的重任，也不能从事具体的实务工作，无补国计民生，这显然背离了儒家教育的真谛。所以他希望通过学校教育的改革，培养出“明体达用”的人才，使他们“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他采取分斋教学法，使“经义”与“治事”两斋并列于学校，也就是试图变体用分裂为事理结合。
王安石也主张经义与世务两者必须统一。他认为，读经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通达“天理”、“性命”，而是要“经世务”。学校教育固然离不开读经，但首先应该明确为何读经、如何读经以及所读何经。经术中的理义必须与当世事务结合。从这一观点出发，王安石十分推崇最能“经世务”的《周礼》、《尚书》和《诗经》三本经书。
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叶适认为，道在事物之中，是事物之理，不能脱离实际事物空言“道”或“天理”。针对理学家以“天理”为超然独立的精神实体，他们强调道、理与器数、事物的不可分割，认为言语不能验证于事实，则为荒谬；道理不能考究于器物，则难以服人。
（二）才贵适用
功利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是适用于实际社会。自胡瑗提出“明体达用”说后，这一衡量人才的标准就为功利学派所一致信奉。胡瑗以经义、时务为主要学科，以此培养学生成为适于时用的干练之才。王安石明确主张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即“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能够经世应务、治国安民的人才。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人才的教、养、取、任之道。“教之之道”是讲人才的培养，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学校，严格挑选学官，以造就有实际本领的治国人才为培养目标，以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为教学内容。这样才能培养出“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养之之道”讲人才的管理，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要求“饶之以财”，使各级官吏享有较高俸禄，足以养廉耻、离贪鄙；“约之以礼”，规定官吏衣、食、住、用、婚、丧等标准，约束行为，防止奢侈；“裁之以法”，若有官吏违反法律，则依法罚处。“取之之道”讲人才的选拔，要求先自下而上推荐，再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予相应官职，最后又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事，以之征验是否真正的人才。“任之之道”讲人才的使用，要求依据人才各自的擅长、德行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其所宜”，并“使之得行其意”，充分施展个人才干；任职还须相对稳定、使“久其任”，只要胜任，就应保持稳定，不要频繁调动；如不称职，就应坚决罢免。王安石指出，为了有利于适用人才的大量涌现，教、养、取、任四个环节必须紧密相扣，缺一不可。
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教育家，继承胡瑗、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的观点，主张教育应培养明道义、有实学、德才兼备、文武兼资、智勇仁义并求的俊秀之士。处于南宋国力衰疲、武事不兴之时，事功派尤重人才之武用。
（三）百家之学
胡瑗设分斋教学，将民、兵、农、算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正规学校中，与经义斋处于同等地位，从而改变了以儒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单一教学制度，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治事诸科的地位，为自然科学及专门技能的教育开辟了较广阔的途径，变单一经学为多科目的教育内容。
王安石继承胡瑗的主张，强调广识博通、文武兼备是培养实用人才所需。认为读书褊狭或仅限于读书都不能培养出真才实学，而必须通过“博学多问”。在百家之学中，他尤重视武备、法律、医学等，并认为，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存在“文武异事”、“重文轻武”的偏向，而古代六艺教育则是文武兼备、知能并进的。面对当时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局势，他强调恢复“文武兼备”的儒教优良传统是当务之急。
事功学派也强调教育内容应该广通博冾，百家之学都可列为学校教育的科目。在学校里应提倡百家可读，时政可议。陈亮自己除研讨经史外，又喜谈兵法、山川形势，还讲论量度权衡、官民商农等。叶适也主张遍习诸子百家，通过广采博取以合于时用。事功学派在教育内容上采取开放态度，与理学教育家拘守修身之学形成鲜明对照。
四、功利教育的方法
功利教育思潮在方法上也有新的发展、创造，其特色主要是讨论、游历、质实、创发等。
（一）讨论
功利教育家所要培养的是实用性人才，所以非常注意在教学中发展、锻炼学生的实际能力。胡瑗创立的“苏湖教学法”中有讨论式一法，采取学生研讨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方法，目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锻炼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胡瑗的讨论式学习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增强了学习效果。南宋事功学派也重视讲学中师生共同参与讨论，认为师友间的讨论、争辩有利于认识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南宋事功学派的学术成就也多得自于师友讲论的方式。
（二）游历
真正的才能不仅仅依靠课堂讲习就可以培养，还必须注重游历和实地考察。只有将书本学习、积极思考和实际见闻结合起来，学到的知识才有可能转化为有用的才能。胡瑗认为，学者如果只待在一个地方，就会使自己的眼界狭小、见识浅陋。他强调必须通过游览四方，广识博闻，“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方有益于成才。他任湖学教授之际，曾率领弟子数人，从吴兴出发至陕西潼关，实地考察、尽兴游览雄伟的华山、中条山和壮观的黄河，并畅谈山川，以此为进学之助。王安石讲学也多结合游历。如陆佃《书王荆公游钟山图后》载：“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钟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字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这种骑驴游山、提经负凳的讲学风貌，多得孔子“风乎舞兮”之神韵，而与理学家唯言读书，“规行矩步”的教学情形迥然异趣。
（三）质实
功利教育非常重视在实践中锻炼学生才能。王安石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都配之相应的操练程序。王安石“熙宁兴学”，武学除讲授历代兵事之史实外，尤重视实际的战法操练、演习，考核也兼顾实际和理论两面。律学生一面学习法律知识，一面给予断案练习的机会，以提高其实际的从政才能。医学生一面学习医家经典，一面也有临床诊断的实际课程，轮流去太学、律学、武学及各军营为学生和将士诊病，目的在验证和训练学生的实际医疗技能。太医局还为每个学生设立档案，当其为各部门人员诊病时，“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其所诊疾病状”，即记录其所治疾病的状况和疗效，作为考核、奖罚的重要依据。南宋事功学派强调教学应循向外求索的路径，在实事实学上下工夫。要求学生对当前政治和历代兴衰治乱、成败得失以及典章制度均详加考订，务求通古今之变，以施行于现实社会。功利学家反对理学家“专以心为宗主”的学习方法，他们认为验证知识和巩固艺能的方法是据实，即在事功上衡量其实效。事功学派重耳目之实，尚事物之验，注意考订典章制度，研究现实政治，广兴民生之利。他们要求积累实学、历练实事、明晓实理、增进实利，从而形成鲜明的质实之教育方法。
（四）创发
功利教育家在治学和教育上倡导创新，要求学生敢于发表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自己也率先力行。如胡援在教学中就常联系时政加以分析，提出看法，要求学生“人人以对，未可否之”。陈亮治学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独到见解，而不惧人讥之粗豪狂怪，他反对“随人牙后”，死守前说，认为这种不重创见的学风会败坏人才。叶适治学也善于发疑创新，他对儒家圣人孔子的言论，也不盲目信从。他反对泥古循旧，人云亦云，其见解常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敢于补前人之不足，发前人所未发。
1.胡瑗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江苏泰州（今江苏如皋）人。因先世居安定，学者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曾受聘于苏州郡学，湖州州学，执教长达十多年。主张“明体达用”之学，创立分斋教学法，又称苏湖教法，对于宋元明清历代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事功学派
南宋时期兴起的学派，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包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该学派的发展可与理学相抗衡。乾道、淳熙间形成鼎盛之势。认为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工夫尤为不满。倡言功利，赞许“三舍法”，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用的人才。其学说开启了明末清初颜元、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启蒙教育思想。
3.分斋教授法，即苏湖教法
胡瑗早年在苏州、湖州两地州学讲学，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
4.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参政知事等。
5.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哲学家，是永嘉学派创始人，学者称常州先生。平生著书甚多，有《古文周易》、《古诗说》、《书古文训》、《春秋经解》、《春秋指要》、《论语直解》、《小学》诸书。
6.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人称止斋先生，瑞安人，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乾道五年（1169年），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南宋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学者。学问渊博，著作甚丰，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春秋后传》十二卷等。
王安石功利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王安石的功利教育思想，既是对儒家历来主张培养佐治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而提出的。他指出，当时学者所传授的仅是“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学校培养出这样的人，究竟对国家何益？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安石把着眼点放在人才的治国才能上，主张学校应该培养“有实才可用者”，以“致用于天下”。王安石强调人才的实际才能，并不是只注重功利，而忽视道德修养。事实上，王安石把人的道德修养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他说：“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只是由于为了扭转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他才把人才的实际才能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
王安石纪念馆该纪念馆坐落在抚州市赣东大道的南端，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而建，为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王安石纪念馆筹建于1985年初，该馆占地面积20亩，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陈列厅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意境和宋代建筑遗韵的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风格秀逸超脱，与馆内门楼、隐壁、水榭、游廊、碑廊、亭台、荷池、曲桥等景致浑然天成，翘角飞檐，圆柱简瓦，绿木葱葱，修竹掩映，饱含传统文化内涵，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该馆主体建筑熙丰楼是一座仿宋式的两层楼阁，为王安石的生平史迹展览厅，一楼陈列“故里情深”、“治善州邑”、“荆公新学”、“熙宁变法”，二楼陈列“文学造诣”、“人文品格”、“终老金陵”、“千秋评说”共八个部分。整个展厅主要通过精美的照片、绘画、雕塑、实物等，展示了王安石一生业绩和其改革家的胆魄、文学家的风貌，另外还展出了王安石在亲笔书写写的《愣严经旨要》影印件，州县府志，家谱复印件，不同时代各版本著作，国内外学者有关王安石的评论著述，全国各地名人、学者、画家、书法家为王安石纪念馆题赠的书画件等。半山堂辟有第二展室，专门用于临时展览，曾先后展出过“抚州宋代墓葬出土文物”、“宋代遗珍”等，让人们领略到抚州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1.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
2.以仁义礼乐为学。——胡瑗
3.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周易口义·论民本》
4.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6.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