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专题学习要点是：了解隋唐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主要包括三教并存、官学以及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特点等内容；了解中外教育的交流情况，主要包括中日、中朝、中印教育交流内容；了解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科举考试程序、科目与方法以及科举制对教育的影响等；了解隋唐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学习隋唐教育制度和学校发展思想，要注意与前代的文教政策、制度相比较。了解科举制，要注意和汉代的察举制相对照，找出其联系与区别。在学习该时期教育思想时，要重点了解韩愈的人才观和师道观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第一讲隋唐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再建和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隋唐时期，吏制完善、清明，法制健全，经济繁荣，隋唐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
一、文教政策
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隋朝建立了国子监，开创了科举制，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朝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空前繁荣。隋唐统治者根据儒、佛、道三者的关系，制定了以儒为主干，佛、道为两翼的文教政策。学术思潮的多元化和学校制度的多样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一大特征，这一点为隋唐所继承并加以推进和发展。
（一）隋朝的文教政策
儒学自魏晋以来，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一度有衰微之势。但在官方学校教育中依然保持正统地位。隋朝统一后，统治者意识到儒家思想在巩固统治中的作用，即加强儒学复兴，以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儒学中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新秩序的，无过于“礼教”，于是隋文帝积极提倡儒家的礼乐教化。589年，他令有功之臣，留意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大臣牛弘上奏据前经而“详定”礼仪，“革兹俗弊”，得到批准后即征集学者撰《仪礼》百卷。“修毕上之，诏遂颁天下，咸使遵用”《隋书·礼仪志》。以劝学行礼，统一思想。
隋朝时期虽然尊奉儒学，但不独尊儒学。统治者提倡东传的佛教，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隋文帝幼年曾受僧尼的抚养，成为皇帝后，重兴佛教。他曾诏令境内之民听任出家，并严禁毁坏佛像。601年，隋文帝借口学校多而生徒不精，废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只留国子学生70人，同时命天下诸州建佛塔，兴佛教。他支持僧徒们修译佛典，遂使“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则以菩萨戒弟子自居，还重赏佛门，鼓励人们出家。经过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大力提倡，隋朝成为佛经研究的兴盛期，佛教地位似凌驾儒学之上。当时连日本都遣使臣及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隋朝对道教也比较重视，隋文帝曾下令禁毁天尊像，隋炀帝时因方术而得宠的道士也不少，但道教远不及佛教的地位高、影响大。可见，隋朝已大体确立了儒、佛并立，兼尊道教的文教政策。
（二）唐朝的文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又将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唐太宗“登位之后，益崇儒术”，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唐朝各代皇帝实行了“重振儒术”的诸多措施。
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619年）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孔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624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形成“学者慕响，儒经聿兴”的新局面。
锐意经籍且又善交儒生的唐太宗，未登基之前就使召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即位以后又置弘文馆，精选天下儒士虞世南、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指导思想。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置周公祠，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他自谓所好仅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认为其重要“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太宗屡次到国子学观释奠，贞观十四年（640年）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鼓励学习儒家经典。为了解决由于师说多门、章句繁杂、释义多歧的问题，他又命令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并颁行天下，令人传习，且以此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该书疏义博采汉魏、兼容南北，使儒家经学思想趋于调和，统一了儒家学说，提高了儒家的地位。
唐玄宗也推崇儒家，726年他发布《求儒学诏》，要求荐举精通儒术、具有治国安邦之才的儒生。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捧上帝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743年，他亲注《孝经》，颁行天下，令诸生习读。为了使儒家思想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他还命人整顿礼仪，写成《大唐开元礼》，让人们从思想到行动都要遵守儒家的教条。
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学，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石经以明天下，史称“开成石经”。该石经共12经，共159卷，65万字，另附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中。唐朝再次统一儒学，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维护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如果说汉代的文教政策是“独尊儒术”的话，那么唐代的文教政策的特点，就在于除重振儒术之外，还提倡佛教和道教。唐朝统治者重视佛教，但不过分尊崇，注意平衡儒、佛、道三者的关系。624年，唐高祖召集儒生、僧徒和道士同堂辩论，并排定了三教的顺序：道先，次儒，末佛。唐太宗对佛教的发展也采取宽容的方针。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的发展达于高潮。691年，她明令佛教在道教之前。佛教的盛行，佛塔、佛寺的广泛建立以及统治者的滥施财物，使大量钱财和劳动力流入了佛门。为了提高道教地位，唐玄宗亲注《老子》，颁行天下，要求每家必备一本。每年贡举考试，减《尚书》和《论语》一二道策，加试《老子》，在京都设置了专门讲习道教的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唐玄宗以后的几位皇帝也很重视道教。总之，唐朝时期，佛教在唐朝还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道教也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
二、中央官学
官学，尤其是中央官学是隋唐时期封建教育的主干，也是隋唐时期封建教育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隋朝的中央官学设有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专门管理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官员的开始。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五学统归国子寺管理。律学尚在萌芽中，只有律博土，并未出现律学的独立组织机构，归大理寺管理。在隋朝太医署中，也招收学生，传授医学，培养医术方面的人才。行政机构兼有学校功能，培养专业性人员，这是隋朝学制的一大贡献。
隋朝对中央官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作了明确规定，中央官学有教师38人，其中博士、助教各19名，学生980人。后来，隋朝的统治者不太重视发展教育，也就“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但这套教育制度还是被唐朝继承下来。
唐朝中央官学的主干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六学一馆。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一馆是指广文馆（750年设立）。六学长官称国子祭酒，前三学似属大学性质，后三学似属于专科性质。唐朝对六学一馆中教师和学生的人数、招收学生的标准以及教学内容，都作了具体规定：国子学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300人；太学博士、助教各3人，学生500人；四门学博士、助教各3人，学生1300人；律学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50人；书学博士2人，学生30人；算学博士2人，学生30人；广文馆博士4人、助教2人，学生无定额。
崇文馆、弘文馆、医学和崇玄学，属于旁系。崇文馆归东宫直辖；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医学属于专科性质，另成一系，归太医署直辖，分医、针、按摩、药等四个专业；崇玄学，学习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等，隶属尚书省祠部。
与前代相比，唐代的中央官学种类繁多，学习内容丰富，人数众多，等级森严，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
三、地方官学
隋朝的地方官学实行州县二级制，相应地设立了州县学，并要求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博士，以教化于民。
唐朝地方官学也很完备。在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地方学校统属直系，由府州长史主管，具体事务归司功掌管。各府州市还有医学，属旁系。地方医学由太常寺属下太医署直接领导。凡属地方政府办理的各学校，其性质大致属于中小学，学生大多是庶民子弟，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较低，教学要求也不严格，仅能粗通文艺、经学、医学和玄学等而已。修业年限没有规定，能通一经以上，便可毕业。除了学习正业以外，学生还要兼习吉凶礼，参加地方上的吉凶礼仪活动，毕业生可以应“乡贡”，也可升入中央四门学。另外，还可由州县委派去做一些地方小官吏。
唐代尊崇道教，各州均建立一所崇玄学，设玄学博士1人，生员不定。崇玄学讲授《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学生毕业后可参加道举考试。
四、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隋唐时期学校和教育机关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群体网络，这就使教育管理成为制约这一网络的关键部分。从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中央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的政府机构——国子监，并形成两种教育管理模式。模式之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模式之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一方面，中央设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划归到对口的部门中去，由行政机构太医署领导。这种设置适应医学教育的特殊要求，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反映出教育管理的灵活性。
（二）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微观管理的角度分桥，隋唐时期的学校已具备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
1.年龄规定
学生通常从14岁至19岁开始入学。某类特殊专业年龄也有变通，如律学规定为18岁至25岁。
2.礼仪规定
入学之始，学生须拜谒师长，行束脩之礼，以示尊师重道。根据学校类别的层次，还规定相应的礼品。皇子入学，同样要行束脩之礼。对入学礼仪由政府作出明文规定，正是从唐开始的。
3.年限规定
学生在学的最长年限也有规定，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中央官学的学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名列下等而又不堪贡举者，令其退学。
4.考试规定
为了检查学业，学校每年举行三种形式的考试：一是旬考，即每十天考一次，考其十天内所学的内容。分背诵和讲解两种，每背诵千字内考查一帖，帖去三字，令学生填上。每讲解二千字内问大义三条，答对两条为及格，不及格者有罚。旬考因相隔时间太近，后来改为月考。二是岁考，即学年考试，考其一年内所学的内容，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通六为中，通五为下。三是毕业考试，即各校学生修业完毕，由主管官员主持甄别性考试。考试及格者，或愿继续学习的学生，四门学可补为太学生，太学生可补为国子学生，或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受任各种职务。
5.假期规定
唐代官学的假期有长假和短假两种。短假为旬假，即十天放假一天。长假分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五月，授衣假在九月，每次各放假一个月。允许学生回家探亲，如果学生家距学校较远，已超过二百里者，或家有大事，亦可酌情延长。延长而逾期不归者，即令其退学。此外，对各类各级学校教官、学生的数额等，都有相应的规定。
（三）教育内容增加，知识范围扩大
这个时期各类学校有自己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如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开设儒家经典课程，将儒经分为大、中、小三经。大经包括《礼记》、《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但不求人人全习，规定学习二经者，须选大、小各一经（或二中经）；学习三经者，须选大、中、小各一经；学习五经者，大经须全习，其余各选一经。《孝经》和《论语》则列为公共必修课。又如算学分两门专业，各有不同的教材，但《记遗》、《三等数》则列为公共必修。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内容范围、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四）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弘文馆和崇文馆一方面担负着整理图书、详正图籍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招收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双重的任务使其既是一个研究机构，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性质。在这些专职行政部门中，都设有博士、助教或乐师等教学人员，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与隋朝一样，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一大特色。
（五）医学教育和乐舞教育具有突出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教育制度中医学教育和乐舞教育具有突出的地位。乐舞教育生员之多和医学教育机构之广，俨然可与庞大的经学教育相抗衡。乐舞和医学教育属于养生一类的教育，它的发达与道家、道教思想在唐朝广为流传相关。唐代教育思潮和社会实践以审美为中心，当然会在官方的教育制度中有所反映。
1.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唐朝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一天，乘老师不在屋，他悄悄溜出门去玩儿。他来到山下小河边，见一位老婆婆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很纳闷，上前问：“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老婆婆回答：“我在磨针。”李白吃惊地问：“铁杵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婆婆笑呵呵地说：“只要天天磨铁杵，总能越磨越细，还怕磨不成针吗？”聪明的李白听后，想到自己读书不专心，心中十分惭愧，就转身跑回了书屋。从此，他牢记“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发愤读书，终于成了有成就的人。
2.孔颖达
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代经学家。曾任隋河内郡博士，入唐后官至国子祭酒。他曾与魏征等撰写隋史，受太宗之命，与颜师古等编成《五经正义》180卷，现存《十三经注疏》中，成为经学注疏的“定本”，科举考试的准则。他还继承儒家重礼的传统，认为礼与“天地俱兴”。在哲学上，他认为“无”为宇宙万物本原：“万物之本，有生于无。”“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这种思想对宋代程朱理学影响很大。
3.《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认定将这五部书为儒学经典，故称“五经”。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统一政治、思想、文化，开始整顿混乱的经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
隋唐教育发达的原因对今天教育发展的启示隋唐时期的教育，是在隋唐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隋朝在政治上实行吏制改革，裁减冗官；废除酷刑，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开皇律》；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同时改革赋税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也大大丰富。唐承隋制，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税，从而使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朝还制定了更为宽简的《唐律》。唐朝在隋朝社会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隋唐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客观的条件，使隋唐时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学校种类齐全，管理严密，生徒众多，大大超过前代。该时期，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进行着大融合，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以上可知，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法制健全，才能为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保障。隋唐教育的发达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极大的启发。
第二讲中外教育的交流
隋唐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在当时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统治者的心胸也较为开放，统治者重视与东西各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当时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并有使者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多，其中，在教育交流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日本、朝鲜、印度等国。
一、中日教育交流
早在汉代，中、日两国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这个时期由于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存在差距，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
在当时的教育交流中，随同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的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以及中国东渡的僧人、学者及科技工作人员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是教育交流的主要媒介，为中日教育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自600年至894年，日本曾4次派出遣隋使，19次派出遣唐使（实际成行12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规模日趋庞大。第9次遣唐使后，遣唐使船由2艘增为4艘，人员已增至500人左右，各类成员也更加齐备。更重要的是，日本朝廷在这个时期（从607年开始）已直接向隋唐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前者主要从事一般学问、技术、艺能的研究，后者则从事佛学研究。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学习的时间大都比较长。如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就留学达32年。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对日本文化和教育的改革以及本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方面也有大批为献身文化交流事业而东渡的学者、高僧，对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及日本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唐朝袁晋卿，735年随遣唐使至日本，被任命为大学音博士（因他精通《文选》、《尔雅》），从而为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尤其值得称颂的是鉴真和尚一行的东渡日本。鉴真和尚为了传播佛教文化，自743年至754年，前后11年，历经5次失败，自己也双目失明。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在日本，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他不辞辛劳授戒传教，还凭借自己的医药知识，为日本校正了许多种草药，促进了日本医药事业的发展。他监建的唐招提寺，把唐朝的建筑风格传到了日本。可以说，鉴真和尚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中国返回的留学生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先进的唐朝文化，在他们的策动下，“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们开始了以唐朝为蓝本的改革。此后，日本统治者在全面吸收、参照唐朝政制、律令、文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仿效唐朝教育制度。日本官学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中央官学称大学寮，另外，还有典药寮、阴阳寮、雅乐寮等。地方官学称国学、府学。大学寮设有经学、语音、书注、数学、律学等专业，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教官设有博士、助教等，博士级别甚高，待遇仅低于“大学头”（大学校长）。另外，有同样的专长，当老师的地位、待遇比不当老师的要高，看来，日本当时非常重视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国学、府学学生，凡学有所成并有志深造者，可以申报式部省，经考试合格，可以补送大学寮继续学习，这说明日本官学和唐朝的官学一样，也是上下衔接的。从日本学制所规定的学校层次结构来看，是力求从规模和形式上都模仿唐朝。
当时大学入学资格规定了相应的等级身份，“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为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伶者为之。”《日本思想大系》（卷三）。至于庶民子弟通常难以入学，即使进入学校，也仅限于某种专业，而且是在学员不满额的情况下，才有希望录取。日本学令规定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育内容，并对教材规定了固定的版本。同时参照唐朝的课程设置，分大、中、小三经。
唐代医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也影响了日本。日本官学里医学学生所占的比例较大，资格限制也较宽。日本医学学生一般占学生定员的1/6，其典药寮仿唐制而分设有医、针、按摩、咒禁、药园、女医诸科，教材如《脉经》、《本草》、《素问》等，也多引自唐代。由于留唐学生来往唐朝很频繁，所以唐朝医学新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快传到日本。日本朝廷于神龟五年（728年）在大学寮里增设文章道，讲授文学，主要学习唐人诗文案，促进了日本文学的发展。735年在文章道里还讲授《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史籍。上述三书另加《三国志》、《晋书》还被颁发给地方国学。
仿照唐朝学制，日本“大化革新”后在大学寮设算学博士2人，招收算学生30人，全部教材都是照搬唐朝算学所用教材，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主账主政人才。
日本官学的考试制度也几乎照搬唐朝，如考试分旬考、岁考、毕业考等。
隋唐时期大规模教育交流兴起之后，私学在日本也渐被重视，很快兴盛起来。留学中国的僧侣和学者归国后，大多积极创办私学。在官方学校还不能普及，许多庶民子弟不能入学的情况下，私学的开办有效地补充了官学的不足。当时政府对于私学也采取鼓励态度，日本律令规定，凡一品至四品的官员家里都要选派一名博士为家庭教师，专门教育这些官僚家庭的子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明文规定并给以支持的私学。由于政府的推动，民间办学日渐增多。另外，当时因为官学有品位限制，有很多不够品位的贵族青年被拒之大学寮门外，因此，首先有一批在大学寮或朝廷任职的博士在家里为本家族的子弟开设私塾。当时办得最好的是管原家塾。私学教育内容也很广泛，除了讲授儒学外，也传授文艺、工艺、美术等。加上政府以各种方式录用官学外的人才，这也客观上刺激了私学的兴盛。
二、中朝教育交流
隋朝时期，朝鲜半岛并存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他们与中国相互间教育交流非常频繁。唐以前汉字在朝鲜半岛已成为较普遍使用的文字，朝鲜三国时期，汉字已在朝鲜半岛普及开来，到了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七世纪末，新罗人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借助汉字标注国音，把新罗语言和中国文字密切结合起来，对新罗文化普及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统治者大力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仿照唐制，推行儒学教育。
首先，大量派遣留学生，学习儒家文化。新罗王朝崇尚儒学和经学，新罗国王于640年首次将王族子弟派往唐朝入国学（即太学），此后留学人数逐年递增，在唐的国学中修业的新罗士子837年为206名，840年一次回新罗的朝鲜学生有多达105名。他们在唐学习《周易》、《尚书》、《礼记》、《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等。唐末时新罗留学生崔致远是当时留学生的突出代表，他不仅将许多中国文化典籍引入本国，并著有《桂苑笔耕集》，内含中国史料相当丰富，还积极倡议仿效、采用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中朝教育交流做出了很多贡献。
其次，设立国学机构，推行儒学教育。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前，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682年开始仿唐制建立国学，讲授儒家“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在国学中设有博士，助教，讲授儒学，并且在国学里还供奉孔子及十哲等画像。其国学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学科设置、管理体制，包括师职设立、学生资格、修业年限等，都仿效唐朝中央官学。747年改为太子监，这样通过教育机构，系统地传播了儒学。
再次，仿唐实行科举制，设立读书三品科。根据对儒家经典精通的多寡定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制度大大地刺激了国学学生以外的知识分子学习儒学。788年新罗政府在选拔官吏上也仿照唐朝。采用读书出身科。指定中国的《左传》、《礼记》等为考试科目，凡应试及第者选为官吏，这种以精通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吏的办法，大大促进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唐末五代，朝鲜半岛再度陷入分裂，后被高丽统一。高丽统治者采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教育上继续推崇儒学。
三、中印教育交流
隋唐时期，中印教育的交流主要表现在佛学的传播方面。当时，中印交通渠道进一步拓宽，唐代从陆路或海道前往印度求法留学的僧人多达五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求法留学僧人为玄奘。玄奘历经艰难，九死一生。他在印度寺院之首那烂陀寺住了下来，遍访名僧大寺，拜印度著名佛学家戒贤为师。印度戒日王在国都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学术辩论会，玄奖作为主讲，战胜了所有的论敌，名震印度。留学17年，玄奘在印度学至大成，带着657部佛学经典回到中国，为佛教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求法留学目的是进一步探求佛教义理，这表明中印教育的交流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那时译经已颇具规模，著名译经大师玄奘亲自主持译场，分工细密，各司其职，有译主（掌握译事）、笔受（整理文句）、度语（传所宣义）、证文（校以梵本）、润文（修饰文字）等，一些官僚也参与译事，唐代译经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远超前代。求法归国的高僧除了积极从事翻译佛典外，还利用译场开展讲学活功，培养弘扬佛法的人才。如玄奘于慈恩寺不仅主持译事，还坚持每日讲论新经，各地听学僧也纷纷于此决疑请义，寺内弟子过百余人之多。
唐代教育的丰富多彩是与教育文化的广泛交流分不开的，这种文教政策上的豁达心态，正是强盛的封建社会顶峰时代到来的一种表现。
1.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代高僧，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大云寺，18岁时，由应邀来扬州的南山律宗开创人道岸律师授菩萨戒。27岁回扬州大明寺。在唐天宝年间屡次尝试东渡赴日，十多年间共有六次，第六次东渡才获成功。
在六次东渡日本中，鉴真等人遇到许多挫折，第一次东渡前，将和鉴真同行的徒弟跟一个和尚开玩笑，结果那个和尚恼羞成怒，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地方官员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首次东渡因此未能成行。其后接连失败，第五次东渡最为悲壮。那一年鉴真已经60岁了，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今江苏南通）附近，就遇到狂风巨浪，在一个小岛避风。一个月后再次起航，走到舟山群岛时，又遇大浪。第三次起航时，风浪更大，向南漂流了14天，靠吃生米、饮海水度日，最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靠岸。归途中，鉴真因长途跋涉，过度操劳，不幸身染重病，双目失明。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船队扬帆起航时，一只野鸡忽然落在一艘船的船头。鉴真认为江滩芦苇丛生，船队惊飞野鸡不足为怪，而日本遣唐使却认为不是吉兆，于是船队调头返回，第二天才重新起航，历尽艰险到达日本。鉴真为日本人民带去了佛经和中国的医药和农业技术，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2.玄奘西行
玄奘（602-664），汉族，名陈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滑国故城）人。世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唐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玄奘历经周折到达印度。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天竺。玄奘留学17年。回到长安后，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75部，凡1335卷。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3.袁晋卿
袁晋卿是唐代外交官，生卒年不详，学习《文选》、《尔雅》，颇有成就。唐玄宗开元时旅居日本。在日历任音博士、大学头、玄藩头、安房守等职。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广成携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昉等回国，袁晋卿为护送使，随之赴日，寓居并仕于日。初因精通《尔雅》授以音博士职，神护景云初（767年），授从五位上，任大学头，进入日本贵族阶级行列。宝龟末年（780年前后）任玄藩头，掌管天皇政府中的接待外国使臣及佛寺僧尼等事务。因其工作出色，天皇特赐姓清村宿袮晋卿。日本延历中（793年前后），任安房守。他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日教育交流对双方的影响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邦，有着悠久的友好文化交流历史，而教育交流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第一次交流的高潮就是在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存在差距，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时日本的教育制度几乎是唐朝的翻版。正是全面模仿使日本很快地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使教育在较短的时间里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革新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日本文字也是借汉字而形成的，至今保存。据说由吉备真备和空海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与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创制，使日本有了与本民族语言相应的文字，这是日本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它正是由于隋唐时期的中日教育大规模交流所促成的。
当然，交流总是相互的。隋唐时期，中国在教育交流中也向日本学习，并在某些方面受到日本的影响。比如，在音乐舞蹈方面，这个时期日本的音乐和乐器输入中国。这无疑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结果。
鉴真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张家港鹿苑镇黄泗浦口，建于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之时。纪念堂由门厅、碑亭、回廊和正堂组成，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典雅古朴，保存了唐代的建筑艺术风格。殿中端放着鉴真大师像，两侧挂有四幅绢本壁画，分别是西安大雁塔、肇庆七星岩、日本九洲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向人们展示了鉴真生活和经历过的地方。
第三讲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它产生于隋，发展于唐，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对隋唐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隋唐以前的选士制度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隋朝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后，就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去充实它。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诏举贤良，随后又令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诏令以“十科”举人，十科科目为：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勘将略、臂力骁壮。其中“文才秀美”一科即当进士科。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开科考试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评试卷，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但在隋朝统治的三十多年中，经过科举考试而录取者寥寥无几，秀异之才，不过十数，说明国运短暂的隋朝使新生的科举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唐朝存在的时间较长，政局稳定，科举制在唐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唐太宗执政时期，实行偃武修文的文教政策，继续推动科举制的发展。他规定进士需读经史一部，要求应试者每年11月1日赴省，3月21日考试完毕。通过科举考试来网罗人才，钳制人们的思想，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由于实行学校和科举并重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科举制和学校教育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不断上升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求进者众，选人渐多”。《通典》（选举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唐高宗以后，科举取士名额有所增加。武则天轻视学校教育，却十分重视科举制，对科举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亲自策问贡士于洛城殿，开创了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形式。她令人练习武功，以长垛、马射、马枪为考试内容，通过武举来选拔军事人才，从此开创了武举的先例。当时，取士太滥，试场舞弊之风盛行，为此，她采用糊名考试的办法，要求在考试之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开创了糊名考试的方法。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7年），她将科举取士的大权，转由礼部侍郎负责主管，加强了中央对科举制的领导。开元二十九年（742年），增设道举来选拔精通道家思想的人才。到了天宝年间，科举制中大部分的考试科目已经形成，考试的内容已基本确立，考试的形式业已定型，科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备的选士制度。天宝十二年（754年），唐玄宗“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也就是说，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经过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习，他这样做是为改变重科举轻学校的局面。但唐朝社会繁荣昌盛，学风却日益败坏。加之“安史之乱”，很多学校有名无实，难以恢复往日昌盛的景象，重科举轻学校之风，反而愈演愈烈，学校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
唐朝中期，宦官专权，但统治者依然加强对科举制的控制。唐代宗广德二年（765年），根据实际需要，开始两都（长安和洛阳）的分别考试，以节省费用，减轻考生的负担。唐德宗贞元五年（790年），改革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以试《道德经》取代前试《尔雅》。贞元六年，又实行别头考试，即将考官亲属，交由吏部的考功负责考试，以此防止考官舞弊。
二、科举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
（一）考生来源和报考办法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生徒指官学中经考试合格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考生。乡贡指那些非学校学成者，向所在县提出书面申请，经县、州考试合格，由州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因他们随各州进贡的物品发送，故称为乡贡。
报考时间大约是从每年的十一月一日开始。经学校或地方州县的考试，挑选出合格的生徒或乡贡，送到礼部，参加第二年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报考的办法是，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业成者。中央官学的学生，由国子监祭酒负责选拔，地方官学的学生，由长史负责选拔。通过考试，选拔出成绩合格者，送至尚书省中的礼部参加省试。举选乡贡，先由本人向本县志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再由州刺史复核。取中后，地方上举行一种“乡饮酒礼”的隆重欢送仪式。然后将考中者随贡品一起送到中央。到了尚书省后，生徒乡贡旨须“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填写三代履历，经过户部审查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最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
（二）考试的科目和内容
科举考试大体分文科举和武科举。文科举又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每年定期举行。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一史、三史、开元札、道举、童子等是非常设科目。
制科招收非常之才，由皇帝根据需要不定期下诏举行。唐制科之名多达86个。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由于制科不经常举行，因而不为人们所重视，“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地位还不如进士科。
文科举常科制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札、道举、童子、俊士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常设科目，每年定期举行非常设科目招收非常之才；皇帝按需下诏举行，亲自主持；不经常举行。世人不重视武科举武举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始于武则天；兵部主考；世人不重视武科举由武则天创始，由兵部主考，考试内容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等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但人们重文轻武，并不重视武举。
在常科、制科和武举中，实际上经常举行的是常科中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
1.秀才科
该科注重选拔博识高才、出类拔萃的人物。考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两方面为标准，衡量其通达的程度，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
此科为最高。隋朝此科录取的人数总共不过10人。唐朝每次及第者仅有一二人。贞观年间曾规定举而不第者要坐罪其州长，更使地方官吏不敢推荐人赴考秀才科。由于报考人较少，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除此科。开元后偶或开考，录取者也绝少。
2.明经科
该科注重考核儒家经典。内容分大、中、小经，另加《论语》、《孝经》。但有时也随皇帝的思想倾向而变化。高宗、玄宗时都曾加试《老子》，天宝年间又以《尔雅》代《老子》。明经科考试的形式有帖经、口试和时务策。其中最重视帖经。帖经是每经十帖，每帖三言，通六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十条，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皆为及格。最后是答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格。三场考试都及格者为及第，成为明经科的中举者。
该科主要考测记忆力。熟读经文、注疏者，一般都能通过。由于考试较为容易，录取率高，大致每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约有百人左右，而进士科入第者仅占应试者百分之一二，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3.进士科
该科注重诗赋。唐初沿用隋制，仅试策而已。以后，进士科考试也包括帖经，试杂文和时务策三场。试帖经十得六以上，加试杂文两篇，即作诗赋各一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以下为不及第。可见虽试诗赋，但最终决定及第与否，还在经策。但策问容易流入“诵旧”俗套，此后诗赋地位日渐重要。到天宝年间，就有规定凡帖经不及格者，但诗赋合格便可通过，承认了诗文的特殊地位。开元年间，杂文一场更具关键性的作用。唐人因之称进士科为“词科”。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比明经科的要求高。其仕途及待遇也优于明经科，所以投考者多，录取者少，每年应试千余人，及第者也不过一二十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4.明法科
该科注重考核法律知识，选拔司法人才。考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其中律六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以上为乙第，自七以下为不第。
5.明字科
该科注重考核文字知识和书法。先口试，通过后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条及第。
6.明算科
该科注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考《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及第。试《记遗》、《三等数》，贴读十得九为及第。试《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者及第。
在这六科中，后三科均为专门科目，虽位列常科，却不经常举行。实际上经常举行且又为人们所重视的，只有明经和进士科。
（三）考试的方法
科举制开始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和诗赋五种方法，其中墨义、口试又合称“问义”。
“帖经”是把所试的经书任揭一页，将其左右两边遮住，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住三字，令应试者填出来。类似于今天的“填空”。
“问义”分笔试（墨义）和口试两种。被试按题要求叙述经典中相关事实与大义，属简单的经义对答，只需熟读熟记经文和注释就能答出。
因为“帖经”、“问义”简单，常考三五十条，甚至一百多条。应举人多，主考人员在使人答不出，故有专考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以迷惑试者，完全是有意刁难考生。如“问义”中题目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考生须知此句出自《论语·宪问》及注疏所说伯夷、叔齐等七人，然后据此作答。如不知，则答：“对未审。”
“策问”要求考生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类似于政治性的论文。相比帖经和问义重要，能够考查出一个人治国安邦的才能，正因为如此，唐代各科考试的最后取舍，大多取决于策问。但长期采用这种方法，造成了一般考生将每年的旧策熟读烂背，“束书不观，专读旧策”，以应付考试。就连李白这样的名流，也未能幸免。
“诗赋”要求考生当场写作诗赋各一篇，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能力。诗赋考试始于唐高宗永隆年间，但此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至神龙元年（705年），才于策问之外增添了诗赋考试，诗赋在考试中起的作用日渐增大，最终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以至于发展成为专门注重辞藻、注重形式而不重思想内容的创作风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诗的繁荣发展。
三、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科举制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科举制向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敞开入仕机会，笼络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权，缓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科举制制定统一选官标准，不重考生的出身和门第，而重学识和才干，允许平民子弟参加等看似公平的外衣，使世人相信只要读好圣贤书，就有资格进入仕途，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埋头读书，控制了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重权威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附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格特征，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稳固，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极为重视科举制的原因所在。
其次，客观上推动了封建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内容和方法，迫使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就要求人们学习各种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文化知识，在客观上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以致“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必然促使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从而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另外，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扭转封建教育中重文轻武、重经学轻科学的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科举败坏学风，欺骗世人。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死记硬背，导致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科举制使人们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这正符合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造成人们对读书学习的畸形态度。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科举考试的最后取舍权是由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的，录取标准又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说明能否录取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而且命题和评分的标准也不尽一致。评分时，主观随意的因素往往影响着评分的客观性。一般知识分子若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被录取。因此，请托、串通考官、科场舞弊等名利贪贿之风泛滥。因而科举制也并非完全以学识才能取人。通过科举制，统治阶级欺骗和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思不出儒经，以控制其思想。所以诗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好动，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他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心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头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科举制对当今高考改革的启示科举制和当今的高考都是由国家发起举办、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度，二者都在考试形式和程序上体现公平。科举制度以其公正、平等的精神打破了贵贱之分、等级之分，使一般平民获得跻身上层的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维持社会的安定。高考可以说也是目前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一条主要出路，是平民阶层获得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虽然，很多人认为高考仍然存在着“唯分数论”、缺乏创新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高考是我国目前一种较完善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当今社会最为公平的考试制度，所以高考不能取消。对于今天的高考改革，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目的是什么。其目的不是为了改而改，而是为更好地培养、选拔人才，弄清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将目光只盯着高考，而应将目光放在它的前后。如果将我国人才培养体制看做一条线，那么高考只是这条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点而已。所以，不应只看高考的结果，更应重学校教育的过程，这才是人才培养的根本。因为，高考和古代科举制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古代考中科举，可以直接赋予官职，治理国家。而今天的高考金榜题名，并不代表这个考生就是人才，他还只是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而已，这名学生还要经历一个两年到四年的大学教育。所以，高考成功只说明这个考生只是一个可能的人才，要成为实际的栋梁，还要踏踏实实地接受几年的学校教育。所以学校教育体制，尤其是课程的改革十分迫切。隋唐科举制也是伴随着隋唐学校教育的繁荣而出现的，当时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为科举制提供了大量人才储备，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讲隋唐教育思想
一、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内南阳（今属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后人称其为韩昌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韩愈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僚的封建家庭，自幼刻苦求学，“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25岁考取进士。贞元十八年，进入官场，先后做过监察御史，连州阳山令、国子博士、刑部侍郎、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他以复兴儒道为己任，高举儒家道统大旗，猛烈地反对佛老。韩愈的著作甚多，流行于世有《韩昌黎全集》。
（一）“性三品”及教育的作用
韩愈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出发，提出了“性三品”的主张，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还有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内容，人性中除了性之外，还有情。情是人接触到外界事物后产生的内心反应。有什么样的性，就有什么样的情。上品的性是善的，情的表现也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中品的性可善可恶，情的表现或有所甚或有所亡，不能恰如其分；下品的性是恶的，违背了仁德，七情的表现是直情而行，不加控制。总之，上品的人是善的，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下品的人是恶的。
教育不可能改变人性，教育只能在已定的人性品位内发生作用。对于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也不尽一致的。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中品的人，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而下品的人是低贱的，他们不会接受教育，教育对他们人性的变化也起不了作用。
韩愈还认为人性决定了教育的主要内容，人性天生就包含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教育就是将这先验的道德内容发扬开来，使其付诸于自身的实践。而儒家经典就是最好的教材。
（二）人才观
韩愈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封建国家的重要性，若人才缺乏，封建统治就会产生“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韩昌黎集·子产不毁乡校颂》。的问题。为了培养人才，韩愈要求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韩愈在担任国子祭酒后，以实际才学为标准，严格选任学官。在他任职期间，国子监新增儒生出身的属官，还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可担任学官。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他也整顿了教学，使国学恢复了生气。韩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韩昌黎集·原道》。这样的人才应该是“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韩昌黎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
韩愈不但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的识别与选拔。他用识马的道理表明识别、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昌黎集·杂说四首》。在他看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内，定有奇秀。关键在于国家能否以特别办法发现之。他根据自己走科举之路的辛酸体会，对科举选士的弊端进行了抨击。他说：“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韩昌黎集·上宰相书》。他指出：依靠科举制选拔不出真才实学者，而且会埋没治国兴邦的大才。他这种爱才、选才、用才的思想是对封建社会选人唯贵、用人唯亲思想的批判，是我国历史上“尚贤”思想的新发展。
（三）师道观
尊师重道是韩愈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针对教师的任务。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即讲《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昌黎集·师说》。其中，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目的、方向；授业和解惑是传道展开的过程和手段。
针对为师的标准，韩愈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昌黎集·师说》。一个人无论其出身如何卑微，相貌如何丑陋，只要他学有所长，合于儒道，即可为人师表。他主持国子学时，有位直讲通于《礼记》，但长相丑陋，为人鄙视，他亲自宴请此人共餐，以示尊重。他以孔子向苌弘、师襄、老聃学习为例，提出“圣人无常师”，《韩昌黎集·师说》。进一步说明了人应该虚怀若谷，博采众家之长，方能体认仁义之道，成为圣贤之人。在师道衰微的历史条件下，韩愈提出学无常师、唯道是求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针对师生关系，韩愈认为师与生的角色可以互相转化，师与生在道和业面前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昌黎集·师说》。他热情赞扬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韩昌黎集·师说》。的做法，号召人们上可效法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精神。
（四）论教学方法
韩愈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一，学业的精通在于勤勉。韩愈认为，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此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昌黎集·进学解》。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韩昌黎集·符读书城南》。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一切学问都来自个人的勤奋学习。他以自己幼年多难，但不坠勤学之志，终有所成的事例来教育学生要勤勤恳恳、手不释卷。
第二，在博的基础上求精通。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认为没有博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在某一方面精通，而没有精通之业，博也不过是大杂烩。所以，他要求学生广泛地读书，以求博学。他说：“读书患不多。”《韩昌黎集·赠别元十八协律》。应该扩大读书的范围，以开阔视野。要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的博学精神。在博学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抓住重点，掌握关键，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即要“提其要”，“钩其玄”。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这些“不由其统”，“不要其中”的知识尚没有被完全消化。对书中的精华要仔细地玩味，反复地体会，做到“含英咀华”。
第三，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韩愈认为向古人学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昌黎集·答刘正夫书》。“师古圣贤人”，不必拘泥于章句，要活学，学习其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主张学习和思考要结合起来，“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韩昌黎集·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要能“闳其中而肆其外”，立意要新颖，内容要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加，最终“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二、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后人亦称他为柳河东（解县在当时属河东郡），唐中叶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柳宗元自幼聪明好学，“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百六十）。自17岁（贞元五年）起参加科举考试，26岁考中博学宏辞科。先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京兆府蓝田尉、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等，因参与“永贞革新”，受迫害，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转为柳州刺史。著有《柳河东集》。
（一）论教育目的——培养贤者
柳宗元根据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性论观点，提出教育就是要把“有贤人之资”的“中人以上”的人，培养成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柳宗元集·与杨诲之第二书》（卷三十三）。的贤者。在他看来，天下之所以动荡不安，人民之所以贫困，都是由于官吏的腐败造成的。他对黑暗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后，提出了他的培养贤者的教育目的。他认为，培养出德才兼备的能够体察民情民意的贤者，可以“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所以，“复其事必由乎贤者”。可见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封建社会合格的官吏。
（二）论师道——交以为师
柳宗元对韩愈提倡尊师重道的言行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提倡尊师重道，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不尊重教师的危害性，“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贬之人，为避免政敌的造谣污蔑，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收徒。这并不妨碍他热情关心教育青年学子。对于登门求教的青年学子，他总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辅导他们，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学子学业大进，成为社会名流。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意思是说，他所拒绝的只是师、弟子的名义，不敢接受以尊师之礼。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真正保持着师生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那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古往今来凡是追求真理的人，是没有一个不愿意这样做的。在这里他的“交以为师”，以师为友，将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包含了丰富的民主、平等因素。
（三）论教学思想
柳宗元教育思想中还包含有丰富的教学思想，主要包括：志存学至、顺天致性、博采众长等。
首先，志存学至。柳宗元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立志，又要勤学。对于立志，他提出“君子学以植其志”。他说：圣人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是否立志，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但不等于立志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掌握知识，真正地掌握还要靠个人刻苦努力、勤奋学习，他明确指出：“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他对志与学之间辩证关系所作的论述具有普遍性，在学习过程中只有处理好志与学的关系，才能持之以恒，学有所获。
其次，顺天致性。柳宗元认为教育的根本方法是顺天致性。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讲了一位连名字都不为人知的驼背老人，他种的树不仅棵棵能活，而且都长得很旺盛。有人问及其中的道理，他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这段话实际是柳宗元借种树老人之口，讲明树木和树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人的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教育者不应揠苗助长，也不应恨铁不成钢，动辄使用体罚，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教育者只有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适应学习主体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助其发展。
再次，博采众长。学习以《五经》为本，参之以诸子百家之言，反对以门户之见而排斥异家。主张从各种著作中的不同特色和长处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1.“推敲”的故事
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他作诗非常刻苦。有一天黄昏的时候，贾岛骑着毛驴来到长安郊外。只见月亮升起来了，许多鸟儿飞到曲江池边的树上来栖息，池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宇，环境幽静，景色美丽。眼前的一切，引发了贾岛的诗兴，他随口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忽然想到是不是应该用“僧敲月下门”呢？到底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呢？他一边吟诵，一边做着“推”和“敲”的手势，比较着到底是用哪个字好。
这时候，吏部侍郎韩愈的官轿从这里走过，前呼后拥，十分威严。路上行人纷纷回避。可是贾岛在驴背上比划推啊敲啊，还不知道眼前大官来到。几个差役见他这样，立刻上去把他拖下驴来，连拥带推把他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懂规矩，他就把自己琢磨用字的经过说了一遍。韩愈在马上沉思一会，说道：“还是用‘敲’字传神恰当。”说完又把他请到府上，一同研究作诗。现在我们在写文章时常常用的“推敲”两字，就出自这个典故。
2.韩愈作《进学解》
唐代杰出的思想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嬉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导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举用？”说到这里，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问道：“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称得上是非常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文，玩味它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取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及《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扬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它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1.韩愈“师道”对现代教育的启发
首先，关于教师的任务，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提倡“以人为本”实施教育的今天，对教师本身的素养要求更高了。教师的任务不只是要教学生学会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做人，那么教师首先就要有很高的道德素养，要有“道”，只有这样，才具备了为人师的最基本要求；然后还要有很好的专业方面的知识，要对自己讲授的专业知识很熟练，能够及时掌握专业方面的研究动向，才能够介绍给学生，并带领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即要有“业”方面的修养。其次，在师生关系方面，韩愈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是“能”者就可以为师，这对今天的教学也是很有帮助的。提倡“教学相长”，就是提倡教师和学生要互动，要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肯定学生的长处和优点，教师和学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总之，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包含了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2.韩愈教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发
首先，韩愈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很有帮助。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天生就带来的，而是与他的勤勤恳恳，坚持不懈是分不开的。先天的智力因素固然要有，然而后天的努力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会有可能成功。其次，韩愈强调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通。博与精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博”，即广博的学科基础，宽阔的思维视角；所谓“精”，即高层的素质，高深的学术。“博”是“精”的基础，“精”是“博”的升华，没有“博”的“精”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发展的后劲。韩愈认为在教学中要“俱收并吉，待用无遗”，又要“提其要”、“钩其玄”，就是要求老师要传授给学生广博的知识，但同时又要能够提炼出其中的精华。当今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就要求学生不能只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而是要博览群书，要有广博的知识素养，这样才能为“精”打好基础。再次，在广泛提倡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今天，韩愈的“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思想也符合我们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要求。
1.韩愈纪念馆该纪念馆即韩文公祠，位于广东潮州城东笔架山麓。
2.柳侯祠该祠位于广西柳州市。
韩愈
1.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2.圣人无常师。
3.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4.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5.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6.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7.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8.读书患不多。
9.师其意不师其辞。
书林苑
1.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刘健明.黄约瑟隋唐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中国断代史系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隋唐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4。
5.胡戟.胡戟文存（隋唐历史与敦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杨鸿年.隋唐两京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慎思苑
1.试比较秦汉与隋唐文教政策之异同。
2.试述唐代教育制度的主要内容。
3.评述文化交流中的唐朝留学教育的特点。
4.隋唐时期科举制对后世有何影响？
5.论述韩愈的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