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学学术的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提倡佛道；重视科举，重用士人。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元朝统治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积极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民族学校，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清统治者为进一步巩固封建专制，逐渐加强了教育文化专制。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并对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的蒙学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活跃，不仅在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教育思想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且还有与理学教育思想异趣的实学教育思想和功利教育思想，涌现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编学习要点是：着重了解宋代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改革创新举措，如宋代的三次兴学，三舍法、苏湖教法、学田等内容；元代教育的民族性特点；了解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及教学情况，掌握主要的蒙养教材；了解书院的产生及其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特点；理学教育思想、功利教育思想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教育思潮，应全面掌握；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走向没落的时期，应了解其文教政策的特点，如科举体制的完善化、八股文取士、设学政和监生历事等；了解明清时期与理学教育思想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补充的心学教育思想和实学教育思想。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和理学的产生是宋代教育发展演变的主要背景。对于元代教育，应从其吸收汉族文化和维护本民族文化传统及政治特权两个方面加以归纳。应结合当代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实际借鉴宋元蒙学的有益经验。要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这一时期教育家们的思想渊源。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持续发展并有所改革创新的时期，本专题注重学习宋元的文教政策、学校教育发展和科举制度的改革创新等。学习时应着重了解：宋代的三次兴学、太学的三舍法、苏湖教法、学田等内容；元代教育的民族性特点；蒙学教育的发展、教学情况以及蒙养教材；书院的产生及其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特点。
第一讲宋元时期的教育制度
宋元时期（960-1368年）的学校教育制度总的格局是大体沿用唐制，并得到发展完善。其教育制度和措施主要有重视科举、发展官学、提倡私学、鼓励书院等。
一、宋代的文教政策
宋初的统治者在削除割据，完成一统之后，在统治策略上作了重大改变，即由原来的重视“武功”，改为强调“文治”，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科举，重用士人
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危害，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采用政治威慑和物质利诱的手段迫使将帅交出典兵之权，另一方面重用文人，让他们充任全国各级政权的官吏，军队也受文官节制。这样，政治上迫切需要文人，于是便利用传统的科举考试，大量取士。
（二）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推崇儒家的伦理纲常，尊孔崇儒是宋代文教政策的核心。宋代统治者认为：儒学是“人伦之大纲”，只有尊崇孔子，恢复儒学的至尊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宋朝建国之初，即致力于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文宣王庙，即祭祀孔子的寺庙建筑，通常设置于中央及各地官学之内。加封孔子及其子弟为王、公、侯的爵号，并予以赐官、赐田、赐出身、免除赋税等优厚待遇。君臣亲往曲阜祭祀孔庙，其仪式由上公升为帝王之礼。宋代尊孔崇儒还体现在教育、科举考试中不断强化经学的地位。先后诏令《五经正义》、《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为官方的法定教材。经学教育的加强，使得崇儒重教之风更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宋代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宋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大力提倡佛、道，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但积极提倡的结果，使儒、佛、道三家在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中，逐渐走上了融合的道路，最终孕育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浑合佛、道思想而成的新的思想体系——理学思想，后经元、明、清统治者的不断提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二、宋代的三次兴学运动
宋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依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苏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上先后出现了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分别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年）主持的“崇宁兴学”。
（一）庆历兴学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积极筹划兴学。次年，朝廷正式下诏兴学，史称“庆历兴学”。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诏州县立学，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诸路、府州、军皆立学，县有士子200人以上亦设学；教官选本地宿学硕儒充任；立听讲日限，规定士必须在学校习业三百日，才可以应科举。立听讲日限，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振兴太学。聘请拥护新政的名儒石介石介（1005-1045年），宋初著名的文学家，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人。遗著有《徂徕集》。孙复（992-1057年），北宋教育家，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范仲淹庆历兴学时聘为国子监直讲，在太学主讲春秋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主要著作有《孙明复小集》。等到太学执教，并在太学中推行著名教育家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与孙复、石介在泰山书院开馆收徒，提倡师道，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早年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学习儒家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又称治道斋，分设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开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两斋的培养目标不同，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即所谓“可任大事者”；治事斋是为了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分斋教学制度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京师太学也“取胡瑗法以为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第四，改革科举考试方法。规定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罢贴经、墨义。
庆历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多，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它促成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改革措施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二）熙宁兴学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宋神宗继位后不久，再次出现改革的政治局势，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开始了内容更为广泛、深入的变法运动。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王安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下主持改革，推行一系列新法。熙宁兴学是熙宁新法的重要内容，主要措施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地方官学。设置诸路学官宋代地方学官的概称。路是宋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全国共分为十余个路，每个路下辖若干府州，府州下辖若干县。诸路学官即指全国各地学官。学官任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朝廷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解决了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熙宁四年（1071年），在太学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外舍生满一年经考试合格可升为内舍生，内舍生满二年经考试合格可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可直接做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相应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三舍法的实行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日常教学的进行，并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得到不断扩大。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为了统一经学，熙宁六年（1073年）设经义局，王安石亲自修撰《诗》、《书》、《周礼》三经义。该书由朝廷正式颁行，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
第四，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熙宁兴学”也同样因为王安石受保守派排斥被贬而中途夭折。但它将北宋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兴学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崇宁兴学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委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希望继承熙宁新法来挽救北宋统治危机。蔡京蔡京（1047-1126年），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宋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及第。先后四次入相，共达17年之久。当政期间，在朝中结党营私，搜刮民财，逢迎皇帝，为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但在兴学方面却创造了突出的成就。秉承徽宗旨意，主持“崇宁兴学”，恢复和发展了“熙宁兴学”的某些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崇宁元年八月，令天下州县普遍设学，小州或举人少则令二三州学者聚学于一州，县设小学。在地方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县学生可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至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兴学。
第二，新建辟雍，发展太学。为了容纳地方送到中央来的学生，扩大太学生数量，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开封南门外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专“待州县学之贡士”，作为太学外舍生的安置之处。同时增加太学生数量，上舍生200人，内舍生600人，外舍生3000人。
第三，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规定县学生考选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根据考试成绩升入太学不同的斋舍。成绩上等者升上舍，中等者升下等上舍，下等者升内舍。其余升外舍。这种学制系统对元、明、清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四，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由于天下已普遍设学并实行三舍升级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这是对取士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后又间行科举，与舍选并行。宣和三年（1121年）恢复科举旧制，但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五，兴办专门学校。崇宁三年（1104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崇宁时期的画学是中国古代唯一举办过的专门美术学校。
北宋统治者通过这三次兴学运动，不同程度地将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三次兴学运动是宋朝“兴文教”政策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
三、宋代的教育制度
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三次兴学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其总的格局仍大体沿用唐制，形成以国子监、太学为核心的中央官学和州县学校为主体的地方官学两大系统。
（一）宋代的中央官学
宋代中央官学属于国子监管辖的有国子学、太学、辟雍、四门学、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属于中央各局管辖的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直属于中央政府的有资善堂、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等。
1.国子学、太学和辟雍国子学亦称国子监
它既是宋代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学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称国子生。但由于不受统治者重视，办理不善，国子学的教学很松弛。宋朝的国子学，虽名为最高学府，实则徒具空名。
太学的地位比国子学低，招收八品以下子弟或庶人之俊异者为学生。它是宋代兴学育才的重点，也是中央官学的核心。太学创设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熙宁四年（1071年），太学创立三舍法。随着学生的增加，校舍得到扩建。在“崇宁兴学”中，太学又获得较大发展。南宋太学，亦实行三舍法。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习儒家的经书。
辟雍是太学的分校，始建于崇宁元年（1102年）。当时蔡京主持“崇宁兴学”，各地州学每三年一次向太学选送学生，为了安置这些新生，于开封南郊新建辟雍，太学专处上舍生、内舍生；而辟雍则专处外舍生，故亦称“外学”。
2.广文馆和四门学
广文馆和四门学是专为四方士子入京科考的而设立的预备学校，但这两所学校所办的时间都不太长。
3.专科学校
宋代的专科学校有六所：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分别培养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军事、法律、医学、历算、书法、绘画人才。其中，武学是宋代最早设立的专科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始设于宋代。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办理武学，培养军事人才的经验，其对后来元、明、清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宋代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美术专业学校。
4.贵胄学校
贵胄学校是专为宗室子孙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宋代专为教育宗室子孙而设立的贵胄学校主要有四种：资善堂、宗学、诸王宫学和内小学。他们均直属于中央政府。其中，资善堂为皇太子就学之所。
（二）宋代的地方官学
宋代地方官学有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级，属于地方政府及诸路提举学事司管辖。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诏诸州、府立学。崇宁元年（1102年）要求所有州、县一律置学。各学教官称教授，州学二人，县学一人。教学内容主要是经义和诗赋。
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主要表现在：①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崇宁二年（1103年）置各路提举学事司，掌本路所辖州、县学校，每年前往各州、县巡视一次，考查教师之优劣及学生的勤惰。②全国各学一律采用三舍法，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③拨给学田，保障经费。这就为地方官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④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
四、元代的教育制度
元朝的学校教育，开始于太宗窝阔台时期。至世宗忽必烈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和教育管理机构。
（一）元代的文教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一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人按民族（也是按接受统治的先后）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即西域各民族的人民；汉人，即原金朝统治故地的人民；南人，即原南宋统治故地的人民。给予不同的社会待遇。另一方面，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采取怀柔政策予以笼络。为了加速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元代统治者采取了大力推广“汉化”教育的文教政策。
1.尊孔崇儒
早在蒙古军队南下伐金之初，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1190-1244年）就曾向成吉思汗阐述以儒治国的道理：“治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元史·耶律楚材传》。他的见解得到统治者的赞同。元世祖忽必烈早年就曾令宗室贵胄子弟从许衡学儒。到统一中国后，尊孔崇儒就成为一项国策，并规定孔子庙祭祀礼仪与帝王相等。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孔子为“万世师表”。同时将孟子推崇到“亚圣”地位。另外，元统治者又诏令地方长官利用孔庙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通过祭孔，加强社会教育。元代尊孔崇儒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改善其强权暴戾的政治形象，以笼络广大的汉族士儒，并且也确实收到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的实际效果。
2.推崇理学
元朝统治者对理学非常尊崇，理学有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条件。统治者建太极书院和“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飨。令蒙古国子生跟随汉儒学习程朱理学。恢复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儒学人才。各学校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四书》，指先秦儒家的四部著述，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并使之与“五经”“五经”，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和《春秋》，是儒家的传统经典。并列。规定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评分的标准，并将宋代著名理学家的牌位列入孔庙从祀。从此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传统的汉唐经学教育从此转变为程朱理学的教育。理学成为元代统治者的“治国安民”之道。
3.实行民族歧视、尚文禁武
元代汉人考试内容最难、要求最严，蒙古、色目人要求宽松，内容简单，但授官等级却高于汉人。蒙古、色目和汉人出身的学官待遇也不相同，蒙古字学教授比儒学教授列高一等。科举考试，也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榜，汉人、南人分为一榜。两榜考试内容不同，汉人、南人考试内容较难，蒙古、色目人考试内容容易。
（二）元代的官学
元代的学校教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并呈现出民族特色。
1.元代的中央官学
元代官学体制自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二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是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如：司天监、太医院等政府专职机构下属的专业学校。
元代监、学分立。国子监，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置，“掌国之教令”，是集贤院的下属机构。国子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学习汉文化的学校。元代国子学实行“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
“升斋等第法”就是将国子学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六个斋舍（上斋：时习、日新；中斋：据德、志道；下斋：游艺、依仁），学生按程度分别进入不同的斋舍，学习不同的内容，依据其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依次递升的办法。“升斋等第法”是宋代三舍法的延续和发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于宋朝，至元朝趋于完善。蒙古人升到中斋、汉人在上斋则实行积分法。每月考试，全年积满八分可升作高等生员。积分法与升斋等第法相联系，将学生平时的表现、测试计分作为定级升斋的依据之一。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平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国子学实行升斋积分制。
2.元代的地方官学
元代地方学校十分发达。元中统二年（1261年），设置诸路提举学校官，后建立儒学提举司作为地方学校管理机构，直接对朝廷负责，这种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延续到明清两代。元代各路、府、州、县均设儒学。
元代地方官学除儒学外，还有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分别与中央的蒙古国子学、医学和天文学机构对应。这样就使各类学校都是中央和地方相配套，在中国古代还没有其他朝代能完全做到。
元代还创立了一种基层教育设施——社学，每五十个家庭左右编为一社，每社立一学，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闲时学习文化知识。但社学更主要的任务还是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和配合政策法令的宣传，实际上是基层政教合一的一种组织形式。
1.参知政事
官名，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宰相出缺时可代行宰相职务。
2.经学教育
经学教育是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思想内容的教育活动及相关的教育设置。儒学在先秦属于诸子的一派，故其私学虽属于显学，但还没有上升到经学的高度。在西汉武帝时期，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在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本儒学著作列为经书，作为太学教学和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儒家的经典著作成为历代封建官学的主要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列为经学教材的书种在不同的朝代各有增加，唐代主要是《五经正义》，宋代又将《周礼正义》、《仪礼正义》、《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等书列为经书，合称《九经义疏》，以后又增《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与前九经合称“十三经”，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3.学田
学田是中国古代由国家拨给或学校自行购置的田产。它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可租佃给附近的农民或寺院耕种，学校收取田租，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由于政府拨款往往难以保证到位和长久维持，所以学田制的确定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4.宋神宗（1048-1085年）
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即位后，锐意变法，富国强兵，并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大政，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豪强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激烈抵制，遂发生动摇，两次罢免王安石相职，致使新法屡遭挫折。元丰末年，因对西夏用兵惨遭败绩，郁闷而终。
5.学校升贡
学校升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升学制度，指在科举考试之外由较低级别的学校向较高级别学校推荐输送人才的方式。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唐代各类官学的生员基本上是以其出身品级划分的。宋代以后，这种规定逐步放松。太学实行三舍法之后，州县学校的生员除直接参加解试之外，也可以通过考试荐举升补为太学生员。州县学校的生员通过考试升贡为太学生员，在太学德业优良者继续升舍，最终通过舍试升入仕途，德业不良者退回州县学校。这种制度的实施基本上摆脱了学校对于科举的依附关系，并打破了学生出身等级贵贱的界限。但该制度在宋代实行的时间不长。元代正式实行学校升贡制，明清两代也大体因袭，与科举考试制度并行于世，成为常制。
6.许衡
许衡（1209-1281年）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代著名教育家，元王朝建立后，他担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是元初中央官学的主要创建者；积极提倡汉法，是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的主要推动者。
7.元朝的回回国子学
元朝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其中回回国子学是专门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字）的学校。始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生来源为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创办回回国子学，是鉴于当时与西域诸国交流频繁，迫切需要懂得波斯文字的专门人才。学校设立之后，培养出了众多的外语专门人才，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回回国子学是我国中央官学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它对于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宋朝三舍法与分斋教学法的教育启示
它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几个。①因材施教应有系统、完整的教育组织和管理体制。②在进行不同专业分科教学，培养实用性、应用性人才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明道义、有实学、德才兼备。③应将学生的学习情况与未来前途的发展建立起直接、明朗的关系。④主修应与副修相结合，丰富并优化教育资源，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扩展学生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健全人格品质，提升生活志趣。
2.《三经新义》及其历史影响
熙宁、元丰兴学期间由王安石主持修订注解的三部经书，分别为《诗经》、《尚书》和《周礼》，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年）修成。该书主要是为了配合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变法需求，为新法造势，并克服以往经学教育摘章攡句、死记硬背、脱离实际的弊端，故其治经的特点是注重经学思想原理的探讨，不拘于前人的章句注疏，注意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中为新法的推行寻找依据。因此，《三经新义》颁行以后，有效地统一了士论，使得经学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变法服务。但是，《三经新义》的颁行也有其弊端，一是在推行《三经新义》的同时禁止其他学术的传播，造成了学校教育内容的片面化和简单化，不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二是《三经新义》的教学考试采用一种经义式的固定文体，这种经义式的文体，成为后来八股文的雏形，其消极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司马光当政后，废止了《三经新义》。
1.胡瑗与泰山
“投书涧”青年时期的胡瑗，既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又有专一、踏实的学习态度，他曾说：“孔子因学于人而后为孔子。”胡瑗恪守这一信条，勤学不懈。二十多岁时前往泰山栖真观，与好友孙复、石介同窗共砚十年不归，每有家书见“平安”二字便不展读而投于山涧，于是泰山才有了“投书涧”的景观——“胡安定公投书处”。就这样，胡瑗在泰山度过了十个春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对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言全部认真研读过，并且细心体会，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2.范仲淹纪念馆
该馆位于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2010年4月8日下午开馆。兴化县署始建于北宋淳化年间。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任职兴化，筑海堤、建学馆、兴城市，实践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平生抱负。2009年兴化市对宋县署进行移址重建，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建了正门、谯楼、仪门、大堂、两庑及当年范仲淹所建梅岭、梅亭。在两庑设立了范仲淹纪念馆。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
1.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2.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灵乌赋》
3.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安徽通志·松滋县学记》
第二讲宋元时期的蒙学
在中国古代，一般将八至十五岁儿童的启蒙教育，称为“蒙养”蒙养的概念出自《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或场所称为“蒙学”，所用的教材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
一、蒙学教育的发展
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早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为宫廷贵族子弟设立的小学。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凡有条件的子弟追求的目标，于是蒙养教育大为扩展。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等方面，都形成了特色，对后来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蒙学就其设立的性质而言，不仅有民间办的私学，而且有政府办的官学。宋元时期由政府办的蒙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宫廷内的贵胄小学；另一种是设在地方上的庶民小学。这类由官府办的小学，有的还制定了学规，对诸如入学手续、注意事项、教师职责、教学计划、奖惩制度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例如，宋朝《京兆府小学规》中有关了教学计划的规定：“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纸，授诸生所诵经文、文句、音义，题所学字样，出所课诗赋题目，撰所对诗句，择所记故事。诸生学课分三等：第一等，每日抽签问听经义三道，念书二百字，学书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三日试赋一首，看史传三五纸；第二等，每日念书约一百字，学书十行，吟诗一绝，对属一联，念赋二韵，记故事一件；第三等，每日念书五七字，学书十行，念诗一首。”《金石萃编》（卷一三四）。这不仅规定了教师每日教授的内容，而且将学生分为三等，根据学习程度，规定其每日的功课。
宋元时期另外一类蒙学是民间设立的私学。该时期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而私学则为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养教育的机会。这类蒙学或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私塾、家塾、蒙馆等，名称不一，或是由宗族设立的义学，或是富有之家的家塾等。
二、蒙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的文化知识学习两个方面，具体分为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几个阶段。
（一）识字
这是文化学习的基础，也是儿童入学后首先开始学习的内容。识字教学大致有指物识字（把字形和具体事物的形象结合起来）、卡片识字（把一个熟字和一个同音的生字分别写在卡片的正反面）、书上识字（把书中的生字用笔圈上）、对比识字（形近字、音近字的对比）等几种方法。
（二）写字
写字又称习字，古代使用毛笔写字，讲究书法，基本功必须从蒙学练起。开始习字时，一般是先让儿童在用红边勾出字体轮廓的字帖上描画，俗称“描红”。第二阶段是照着字帖临摹，也可以脱离字帖，采取“跳格”的方法，即上格的字为教师所写，下格为一到若干个空格，让学生依上面的字去写。在习字过程中，教师最初要扶手把腕，帮助学生体验写字的手法，还要讲一些基本要领，如横平竖直，勾短点圆，少粗多细，以及汉字的间架结构等。待学生已运笔自如后，才进入独立写字的阶段。写字是蒙学阶段的基本训练，所以古代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字也一定写得好看。
（三）读书
《小学》为朱熹编，陈恭穄集注。内容分四个内篇和二个内篇。四个外篇名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记载三代圣贤的行为事迹。二个外篇名为嘉言、善行，记载汉代以来贤者所言之嘉言；行所行之善行。该书为古代学童品德修养的教材。
识字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读书了。一般是由蒙养教材（《三字经》、《百家姓》等）或朱熹的《小学》读起，然后便是读《四书》。读书方法，先是教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然后是教师大声念，学生同时小声念，再串成一段合诵。等学生能正确朗读后，则由学生自己读，教师给予必要指正。读书的过程中，还比较注意读书习惯的培养，强调“心到、眼到、口到”和正确的姿势。学生要反复多遍地读书，直到熟练地背诵，与写字结合，最终还要会默写。朗读、背诵和默写是教师考察学生的经常性项目，检查旧课和传授新课交叉进行，通不过检查就要挨罚，不过教师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安排进度，以保证学生巩固掌握。
蒙学读书只重死记硬背，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讲书中文字的含义。儿童尽管背诵滚瓜烂熟，可能并不懂得背诵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要等到一定时候，教师才开始就其所读之书进行讲解。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趁年幼记性好时尽量多背诵，等年龄渐长后再来消化。这种做法也有一定道理。
（四）作对
作对即学作对子（对联）。古代文体大都注重对仗，诗赋、散文都要追求工整，所以学会对仗是写文章的基本功，作对是蒙学阶段一项非常严格的训练。作对在语音、词性、语法等方面都有讲究，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前加一“猛”字，对亦加一字曰“神龙”，以此类推。蒙学教育中常将《对类》作为课本。《对类》一书中，有很多属对的例子，如“两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等，有利于初学者领悟属对的技巧。
（五）习文
即练习作文。在广泛涉猎经史之作、诸子百家、历代诗文的基础上，练习作诗写文章。在作文教学中，大多采用“先放后收”的步骤，即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以增强其兴趣和自信心。到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逐步提高要求。这是较高水平的作文训练。
蒙学每日的功课一般主要是教儿童识字、习字、读书、背书、对课与作文，同时向他们进行基本道德观念的灌输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学生在完成这五个阶段的学习后，就达到了童生的水平，可以报考秀才，开始科举之途的拼搏了。
蒙学是古代封建教育的基础所在，对教育事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不少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和经验：
第一，强调对儿童学习严格要求，打好基础。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这个阶段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对于儿童日后的发展将会长期起作用。因此，宋元蒙学十分强调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而且尤为重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在学习方面，要求儿童读书必须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且要熟读成诵；写字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童蒙须知》。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一经形成，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第二，重视用《须知》、《学则》等规范和培养儿童的生活仪节和行为习惯。如朱熹的《蒙童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事事宜等都作了详密的条文式规定。特别强调要从小严格训练，打好基础，使之习惯成自然。
第三，注意根据儿童的特点，因势利导，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蒙学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宋朝教育家已经注意到儿童的这个特点，积极引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朱熹在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中，辑录了“古圣先贤”不少格言、故事、训诫诗等，以此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儿童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不过就大部分私塾而言，教师的教学水平不高，一般都是科举不中的失意儒生，从事私塾教学多是为了谋生，主要精力也不会放在教学上。教学方式也比较呆板，以死记硬背为主。传统观念是对儿童决不可放任，教师一定要在学生中树立威严。教师除了课业，与学生不苟言笑，教师对儿童多是严厉管教，体罚是普遍现象，常用的有罚站、罚跪、罚功课、打手心、笞臀等。采用的是禁戒、压服的方法，而不是说服、诱导。
三、蒙养教材
汉字为方块字，数目多，结构复杂，识字历来是艰巨的任务，必须讲求方法，循序渐进，还要有合适的教材，因此，自古以来，以识字开端的蒙养教材就不断有人创编。西汉时，以史游所作的《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开始分类按专题编写。宋元时期蒙学教材，就内容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以识字为主的教材
这类教材以识字教学（包括读写训练）为主，其中也传授一些知识和道理。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此外，识字教材还有《古文观键》等。
（二）伦理道德教材
这类教材流传较广的有《太公家教》、《二十四孝》，南宋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程端蒙的《理字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吸取流行的格言、谚语编成，易诵易懂，侧重于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
（三）综合知识类教材
这类教材介绍掌故、名物、各科知识的蒙学课本始创于唐李翰的《蒙求》。这书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许多同类的书就称“蒙求”书。
（四）历史知识类教材
这类教材有的是简述历史的发展，有的是选辑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向儿童传授历史知识，又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如宋王令作《十七史蒙求》，胡寅作《叙古千文》，黄继善作《史学提要》，元陈栋作《历代蒙求》，吴化龙作《左氏蒙求》等。
（五）诗歌类教材
这类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选择适合儿童的诗词歌赋供他们学习，所选多名篇，题材广泛，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对他们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
古代蒙养教材，渗透着浓郁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但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在编写上开始分类按专题编写，使蒙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多样化；注意适应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特点，文字简明，句式整齐，注意韵律，多用故事，常配有插图，使儿童学习兴趣提高，并容易记诵。在识字读书中，懂得许多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对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值得重视。
1.《急就篇》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为蒙学综合性教材，以识字为主，介绍各方面常识。《急就篇》由章句组成，其文三言、四言、七言都有韵，共2144字，包括陈说姓名，介绍丝织、植物、动物、农产品、自然常识、疾病药物、身体器官、乐舞礼器、官职名称、各种杂物品类，指导进一步学习的方向，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儿童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全面的生产及生活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三字经》
相传为宋末学者王应麟作（一说为宋末区适子撰）。以三字为句，内容层次分明，全文356句，先说学习的意义，次叙学习的内容及次序，分别介绍名物常识、历史沿革、伦理道德，再列举前人勤学范例，等于介绍学习方法，最后归结于学习目的：报效君王，造福民众，同时又扬名声，显父母，垂范后世，很像一篇通俗的劝学诗。《三字经》虽不大讲究押韵，但三字一句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因此成为元代以后最为通行的蒙学课本。
3.《百家姓》
该书成文于北宋时，到南宋时已相当流行。后来有不同的增补版本，其通行本472字，集有单姓408，复姓30，四字一句，隔句押韵，便于记诵。
4.《千字文》
南北朝梁朝的周兴嗣编成《千字文》。他摹写王羲之书1000个不同的字，编为四言韵语，共250句。此书主要供儿童识字使用，内容包括天文、自然、历史、地理、建筑、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身修养以及语言等各方面知识。隋朝即开始流行，至宋已成为广泛采用的蒙学教材。并被译成满蒙文字，曾传到日本。
5.《古文观键》
该书为蒙学课本，南宋吕祖谦编，辑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等文章六十余篇。各篇幅皆略介出处，并用旁批，夹注标明命题用意及文章布局之法，为学者指点读写门径。
6.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生于婺州（金华）。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著述颇丰，有《吕氏家塾读诗记》、《春秋左氏传说》、《丽泽论说集录》、《历代制度详说》、《古文关键》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等。他促成了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
7.王应麟
王应麟（1203-1296年），南宋学者。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都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有《困学纪闻》、《玉海》等著作。相传最为通行的蒙学课本《三字经》为其所作。
1.孔融让梨
孔融（153-208年），东汉文学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文举，家学渊远，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一日，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子，父亲叫孔融他们七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自己挑，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最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我是哥哥，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2.大器晚成的苏洵
《三字经》里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位苏老泉，就是苏轼与苏辙的父亲，三苏之首的苏洵。苏洵（1009-1066年）乃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自称“西蜀匹夫”。青年时代的苏洵，豪放不羁，喜好游侠。直到27岁方有觉悟，于是发愤学习。学了一年多，自以为差不多了，就去考进士，结果没有考中。他才认识到，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得到成果非下苦功夫不可。于是发愤攻读了五六年，终于文才大进，下笔如有神，顷刻数千言。嘉祐二年，苏洵偕二子进京应试，同时将自己所著的《几策》、《权书》、《衡论》共22篇政论文章呈现欧阳修，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当时，苏轼、苏辙同时考中进士，苏门三士，名动京师。这时他已年过50了。
3.一夜白发《千字文》
《千字文》，成书于古代南朝梁武帝时期（502-549年），作者周兴嗣。《梁史》中说：“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
据说《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当年与萧衍（梁武帝）同在史称“南北朝”时期的齐朝为官，两人是文字之交的好友，互有来往。后来，萧衍做了皇帝（即梁武帝），周兴嗣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他，梁武帝一怒之下，要杀掉周兴嗣，但到底于心不忍。于是就下旨说，你不是很有文才吗？你要是能在一夜之间用一千个不同的字，写一篇好文章，就赦你无罪。周兴嗣就在大牢里挖空心思，一夜间，写出了这篇《千字文》。文章写好了，周兴嗣也在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梁武帝本人，才华文学都自命不凡，读了周兴嗣一夜写出的《千字文》，大为赞赏，于是，就赦免了周兴嗣还特加赏赐，并亲手抄写《千字文》于民间读诵。
宋元蒙学教育对当前幼儿及小学教育的启示
（1）应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并对儿童严格要求。
（2）儿童的早期教育内容应以良好的行为习惯训练和基本的生活及自然常识为主。
（3）儿童的早期教育应注重儿童的学习兴趣的培养，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
（4）古代蒙养教材在编写上注意适应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特点，文字简明，句式整齐，注意韵律，多用故事，常配有插图，使儿童学习兴趣提高，并容易记诵。在识字读书中，懂得许多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5）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对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三苏祠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距成都乐山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洪武元年改宅为祠，祭祀三苏。现占地100亩，庭院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形成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楼台亭榭，古朴典雅；匾额对联，词意隽永。
1.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汉书·贾谊传》
2.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
3.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
4.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
5.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
6.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童蒙须知》
第三讲宋元时期的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方式，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书院的产生
书院始于唐代，当时只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北宋初期，书院开始兴旺起来，其规模和数量大幅度扩展，成为宋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官学衰落、士人失学。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变得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大量出现，书院有了丰富的藏书，便有条件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二、宋代的书院
书院萌芽于唐末，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形成和兴盛则在宋代。
（一）宋代书院的发展
宋代结束了自唐中叶、五代以后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士心向学。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设学培育人才，以至在立国之后的八十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
在宋初书院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书院以其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赢得了世人瞩目，成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著名书院。这些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也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最为著名的有六所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星子县北（今江西九江市）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因此得名。后李渤任江州刺史，在他以前读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引流植花，白鹿洞遂盛闻于世。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给各方来学的学生，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庠，培养了一批人才。进入北宋以后，始置书院，朝廷赐国子监印《九经》，后曾毁于兵火，长期废弃。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重新加以修复，八年（1181年），朝廷又赐国子监经书。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赞助，白鹿洞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学徒数百人。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975年）谭州太守朱洞在此基础上建讲堂5间，斋舍52间，创建岳麓书院。书院山长在真宗朝正式由朝廷委官任职，书院山长周式兼任国子学主簿，并得到朝廷赐额、赐书，书院也得到扩建，学生达数百人，从此书院名声大振，但随后不久便开始衰落，两宋之际毁于兵火。由于岳麓书院是由官府创建，书院山长又兼任官职，故岳麓书院具有一定的官学性质。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扩建而成，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在这里任职的地方长官如晏殊、蔡襄等人，对书院都是大力扶持。著名的学者韦不伐、范仲淹、石曼卿、王洙等先后主持书院教席，四方学者辐辏其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范仲淹称“天下庠序由兹始”。景佑二年（1035年），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书院被纳入官学系列。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即嵩山）南麓。北魏时始建嵩阳寺。五代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改设“太乙书院”。宋太宗于至道二年（996年）赐额“太室书院”，并赐监本《九经》。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奉敕修葺扩建，更名嵩阳书院，并给田一顷。书院最盛时，生徒数百人。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二里石鼓山。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初为唐代士人李宽私人读书之处。宋至道三年（997年），郡人李士真于请求郡守“即故址设书院，居衡之学者”。石鼓书院创建不久便改为州学，遂废而不修。
茅山书院，位于浙江江宁府三茅山后（今江苏金坛县境内）。约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处士侯遗在此聚徒讲学。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知江宁府，上奏朝廷，请赐学田。书院在王随死后不久，就衰落下去，生徒散落，其地也被寺院侵占。
上述六所书院，在宋初均曾先后受到朝廷褒奖，或赐院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甚或兼而有之，一度社会影响较大，因而称其为著名书院。这些书院或多或少、或迟或早都与官方有关。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到了南宋，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进入复兴的阶段。南宋时影响较大的有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和象山书院。南宋书院在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大量的宋初著名书院都得到了恢复和重建；书院内部的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书院的规章制度也更加完备。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郡南康郡：宋代郡名，辖境包括今江西的星子、永修、都昌等县。太守，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明确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及教学步骤。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学规，这个学规成为元明清诸朝书院的范本，不仅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以后整个封建社会教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宋代书院的特点
总体来说，宋代书院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至宋朝，书院不仅数量大为发展，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院教育体系。如书院内部设立山长、洞主、院长、堂长等职，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设置学田，使书院办学经费有了一定保证；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充实，除聚徒讲授之外，还从事学术研究以及祭祀、藏书、刻书活动；最为主要的是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明确了书院教育的宗旨、教育教学原则等根本问题，标志着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第二，书院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南宋的理学家往往以一所或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的场所，例如，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处讲学；吕祖谦创办和主讲丽泽书院；陆九渊曾主讲象山书院等。他们把书院作为讲论和传播自己学说思想的重要基地，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同时，他们又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到自己主讲的书院来讲学，书院又成为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展开讨论争鸣、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总之，书院促进了理学的兴旺发达和文化学术的繁荣。
第三，书院官学化的倾向已经出现。书院官学化，就是书院受制于政府，被纳入官学体系。这种倾向在宋朝已经明显出现，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将所建的书院斋舍，所购置的藏书及田产等设施，捐赠给政府，以谋得一定的官职。朝廷对书院或赐院额，或赐书、赐田等，并任命书院学官。这类书院已改变私立性质，变为由政府管理。有的直接被改为地方官学，如应天府书院等。另一种是州郡长官直接利用地方官府财力兴建书院，嗣后或由朝廷赐院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等，转变为地方官学，如石鼓书院等。书院的官学化倾向带来两种效应：一是这些书院本身由于得到朝廷的褒奖而名闻天下，同时也因为朝廷的提倡，而刺激了其他书院的发展；二是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逐渐纳入官学体系，有的直接变成地方官学，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三、元代的书院
元代统治者对于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就在燕京（即后来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创立了元朝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此后，为夺取全国的统治权，战争频繁，各地经常出现军队骚扰书院教学活动的情况，因此，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严禁侵犯书院。然而尽管如此，书院在战火中被毁坏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元朝书院发展出现两种动向：一是在一些热心“地方教化”人士的倡议和筹划下，全国不少路、府、州、县开始了书院的重建工作。二是南宋灭亡后，有些士人不仕新朝，纷纷避居山林，自建书院，专心教授和学术研究；有的则应聘在地方缙绅、豪富所建书院中任主讲。面对这种情况，元代政府因势利导，对于书院从原来采取的保护态度发展成为积极提倡。从而大大促进了元代书院的发展。
元代政府在积极提倡办书院的同时，也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使自宋朝以来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更为明显。元代对于书院的控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首先，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书院设山长一员”，与地方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同“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除山长外，路府州书院还“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元史·选举志》。显然，书院山长、直学，实际上已成为由政府任命的地方学官。
其次，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生徒的去向。“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元史·选举志》。这样的书院生徒，实质上同官学生已没有多大区别。
再次，设置书院学田。元代政府一方面鼓励民间士绅捐资创办书院，另一方面还积极为书院设置一定数量的学田。书院把学田出租给佃户，岁入租税以作办学经费。因而，学田是书院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元代政府拨学田给书院，并设法保护书院学田不受地方豪强和佛、道侵夺，这样一方面保证了书院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控制了书院的经济命脉，从而也就控制了书院。
元代书院传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和理学家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有的书院还教授其他学科，如医学、数学、书学、蒙古字学等。这在元代书院中是颇具特色的。
总之，由于元代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元代的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完全被纳入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失去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尽管如此，元代的书院对于当时文化教育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影响
书院在教育及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像浙东一代的富庶地区，则常有巨商赞助书院。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扩大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书院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书院教学管理形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方面。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例如在张栻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有《南轩集》。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有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元代程端礼曾任江东书院山长，他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从幼儿到成年，次序分明，是古代一个详尽的自学大纲。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因此，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
第五，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学规。宋元书院已经对有关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过程、教学旨要等形成了完备的规定，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汉书·董仲舒传》。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论语·卫灵公》。为书院学生指明了行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五是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为书院学生指明了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同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气。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较少受科举支配。某一学派的著述、思想及相关的知识在书院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为某一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心。书院向一切求学者开放，并不限定入学条件。书院山长、教师一般也不纳入官员系列。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供祀、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研修，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1.禅林
禅林通常指禅宗寺院，又称丛林，是禅宗聚众修持说法的场所。唐贞元、元和间，怀海在江西奉新百丈山说法，创立禅居，是为禅林之始。唐末五代间，南方禅林发展规模较大，凡明德高僧讲学之处，僧众学侣多聚至千人以上。随着规模的扩大，禅林的清规典式益多，禅宗讲学参法的方式对书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戚同文
五代及宋初的著名私学家，河南楚丘人。生于唐末，终身不仕，居乡讲学，宋初许多名人显宦出自他的门下，因此深受朝野的尊崇。史称戚同文“筑室聚徒，请宜之人不远千里。”他为私学制定的讲学规程，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并为中央官学所取鉴，他所创建的私学后来扩建为应天府书院和南都府学，对宋代书院及官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程门立雪相传，一日杨时、游酢来到嵩阳书院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这时候，外面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门外，不言不动，静候着老师醒来。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醒来见杨时、游酢站在门前，不禁大吃一惊。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深受感动的程颐于是倾尽自己的心力将自己所学全部传授给了这两位虔诚的弟子。杨时和游酢果然不负所望，后来，各自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育意义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培养要求和士人求学的要求；有良好的办学环境和较为优越的育人资源，如社会名儒大师、丰富的藏书，自由宽松并且浓厚的学习氛围；具有较为灵活的办学形式和教育内容；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以及较为充足的办学经费；书院独特的教学管理组织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书院师生关系融洽，师生间的感情相当深厚，形成了浓厚的“亲师乐学”的良好学习氛围。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1.白鹿洞书院
该书院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脚下。白鹿洞书院建于940年，南宋时经朱熹重建扩充，成为中国书院之首，“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理学家朱熹等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都在此讲过学。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白鹿洞书院坐落在贯道溪旁，有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白鹿洞、御书阁等主要建筑。
白鹿洞书院环境优美，风光如画，门前贯道溪上的拱桥和桥头矶上的小亭与碧水青山相映生辉，成为古道来书院的前奏，成为书院的标志和景观。
2.岳麓书院
该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东侧，紧邻湘江，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重要观光点。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迨及晚清（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
3.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前身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西北隅，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戚同文为其弟子，承师业。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国难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4.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484年（北魏太和八年），605年（年隋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5进，廊庑俱全。这里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清雅静谧，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
5.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二里石鼓山。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原址在衡阳石鼓山，时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宋至道三年（997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二年（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合江亭。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军炮火。2008年当地政府仿照清代石鼓书院格局重建了石鼓书院。
6.茅山书院
茅山书院位于浙江江宁府三茅山后（今江苏金坛县境内）。该书院又名金山书院，由处士侯遗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地点位于现在的江苏句容的茅山，是北宋六大书院之一。现已无存。
7.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铅山县鹅湖山麓。与吉安白鹭洲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齐名，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此聚会讲学。四子殁，信州刺史杨汝砺筑“四贤祠”以资纪念。淳祜十年（1250年），朝廷命名为“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时，称“鹅湖书院”。2006年鹅湖书院作为明至清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书院占地8000平方米。书院前面有石山作屏，山巅巨石覆盖，石尖耸立，千姿万态，突兀峥嵘。左右两侧山势合抱，重峰叠峦，苍翠欲滴。其左侧山顶，还有飞瀑倾泻而下。
1.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2.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3.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4.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