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人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做起事情来，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无所谓，那是在玩命呢！”夫人马淑英生气时曾这样说他。
彭士禄虽远离北京，但他在核动力基地玩命似的所作所为，早有人传到北京，让他的夫人马淑英实在太担心太忧虑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马淑英毅然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到四川老山沟里，改行从事核潜艇技术情报工作。
“嘿，夫人，我还真想念你和孩子们呢！”彭士禄赶到车站，去接夫人和两个孩子时，马淑英一见丈夫那又黑又瘦、满脸疲惫的样子，禁不住心里阵阵发酸。
“你还知道想念我们呀！”马淑英嗔怪道，“哼，谁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是呀是呀，叫人遗憾，我就是夫人太多呀……”彭士禄嘻皮笑脸地回答，“我的第一‘夫人’呢，当然是核动力；第二‘夫人’自然是烟酒茶；小玛莎，你是我的第三‘夫人’呢！”
彭士禄幽默风趣的回答，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说起彭士禄与马淑英相识相知，还有一段趣话呢！
1953年7月的一天，正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突然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电话，叫他去接个刚从国内来女学生。那个女学生，也是到喀山化工学院来留学的。彭士禄匆匆赶到大使馆，一进门，眼前的一位中国姑娘，令他眼睛一亮，他忙不迭地就上前去给她作自我介绍，马上就讨好地帮她搬运行李。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莫名其妙，就在他见到马淑英的那一瞬间，他对这个中国姑娘就一见钟情了！并亲切地称她叫“玛莎”。
“是呀，叫我到大使馆去，我去了一看，是个小姑娘，就喜欢上人家了。没有任何犹豫，我就主动发起了进攻。”采访中，彭士禄还不忘幽默地介绍道，“那时，我快30岁了，玛莎比我小９岁，我是老大伯，她是小妹妹。我主动地进攻，她招架不住，后来小妹妹就开始照顾老大伯了……”
马淑英1935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她1953年赴苏联喀山化工学院留学时，彭士禄也在那里学习。1955年，马淑英转至莫斯科门得列夫化工学院，1958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化工工艺工程师证书；回国后，她先在北京化工学院任教。就是为了支持丈夫模拟堆建设，她向领导申请，从北京赶到了四川山沟来——以后，她任过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获得过国家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部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科技情报成果奖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四川多雨，山地潮湿。再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条件简陋，这让常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马淑英真是苦不堪言。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丈夫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和“监督”，那是万万不行的呀！她知道丈夫虽然是基地的领导，但他从来就不会把自己当成领导对待的；就连基地规定应该享受的待遇，他也是主动推辞，不会享受的。
更让她担心的是，丈夫那拼命三郎似的秉性。他干起工作来，不论白天晚上，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工作紧张时，他时常是几天几夜在工地连轴转。实在太困了，他把大衣一裹，脑袋一蒙，无论天寒地冻，他就可以随便在那条硬板凳上过一夜；生活上，他更是个随意得不知好歹的主儿，一把花生米就可以下二两白酒，一碗白水饭或两个烤红薯就可以随意对付一顿。倘若有闲，在工友的撺掇下，他还嗜烟如命，就一根泡咸菜抓在手里，就能和他们大碗喝酒。
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从小形成的生活观念，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要让他改，真是比登天还难哪！
“在常人看来，我是英烈之后，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但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我是什么茶都喝，什么烟都抽，什么酒都饮——烟酒茶不分家嘛。”说到这里，彭老爽朗地笑了起来。
带着儿女来到山沟的马淑英，和丈夫一样，马上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不说照顾彭士禄，有时连两个孩子也照顾不过来了。
那年春天，8岁的女儿彭诘患病住进了医院，而日夜都在核反应堆上拼命的彭士禄夫妇俩却不能守护；10岁的儿子彭睾一个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脚，缝了11针，留下残疾后使大脚趾至今不能自由弯曲……
“玛莎呀，这点困难算什么呀？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彭士禄对夫人说，“你想，国家造核潜艇和反应堆，都让我们赶上了，这我们的运气，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马淑英深知，尽管半个多世纪他和彭士禄风雨相伴，伉俪情深，但事业却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他把全部的青春、热血、智慧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做深潜试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总是身先士卒，随艇出海。有次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放心吧，这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不过呢，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马淑英曾这样对笔者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