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从事核动力的生涯中，别人送了我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彭老喝了一口水，放下水杯，他笑了笑说道，“其实，我早就知道，在核动力论证初期，同事们就私下送了我这两个外号。”
“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彭士禄一开始就把它记在了日记本上——既然科学的山道是崎岖的，那么在这山道上攀登的人，自然就难免会产生分歧产生争论——纵观世界科学史，哪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没有进行过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有时还延绵几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
在我国核动力事业开创初期，学术上的争论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年轻的彭士禄既非学术泰斗，也非权威大家，他超常的思维也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更多时候，他还处在反对意见的合围之中。
“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这当然是好事——激烈的争论能使人的智商发挥到极致，说明每一个人都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在创造性的思维领域里，集体的智慧肯定是无穷的。”彭士禄回忆道，“等大家争论得差不多了，总得要有人来拍板呀！就像足球场上，不可能让球员把球踢得个没完没了呀！”
通常的情况是，彭士禄说：“大家别吵了，还是做实验吧，用数据说话！做完实验，我来签字！干对了，成绩归大家；干错了，我来负责。”就这样，凡事有七分把握，彭士禄就敢于“拍板”，余下三分问题，再通过实践解决——自然，这比无休无止的争论高明高效得多。
下面几个实例，或许可看出大家叫他“彭大胆”和“彭拍板”的由来：
在核反应堆设计初期，一回路有个主参数，压力选为200个大气压。这个参数选于已经取得成功的某国核动力船舶设计。彭士禄经过计算，画出曲线，断然指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若选这个参数，临界热流小，元器件还会烧毁，引发大事故。他认为，国外的”孤立的最佳值法”和“电能价标最低值法”很难再实际中运用。他根据参数矛盾的性质，主次矛盾的关系，提出了“独立参数分析法”，从100个以上的重要参数找出几个重要参数，确定合理范围。根据这个法则，在一回路中取了一个最佳值的大气压。
对于成功的大树，敢于不去攀附，而自己独辟蹊径，这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可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彭士禄，却把这个“板”拍定了。后来得知，某国的杂志公布，他们也不敢取200个大气压——实践证明，彭士禄这个板拍对了。
在核反应堆与潜艇装配前，要不要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堆？这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陆堆不仅使试制费提高一半，而且还会推迟潜艇下水时间。若控制不好，还会爆炸。彭士禄通过计算和判断，认为建陆上模拟堆，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次性成功。彭士禄又将他那“啤酒和酒精”理论复述一遍后，他断然说道，即使控制失灵，它也不会爆炸！
陆上模拟堆一次试验成功，证明彭士禄的判断完全正确。
另外，陆上试验时，蒸汽发生器的安全阀总是漏气，彭士禄毅然拍板把它割掉！因为在他设计计算中，最高的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压力超过设计压力。为了安全，控制棒搞了N个自动停车信号，结果试车时常停车。彭士禄仔细分析了原因，说：这样反而不安全！断然拍板去掉几个装置。
敢冒风险，敢于拍板，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底气啊！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连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做事稍有差错，就有可能被投进监狱——何况是在国防重点工程中敢于大胆拍板啊！
彭士禄敢冒风险，敢于拍板，缘于他手里握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心中有数。”他说，“搞核潜艇时我们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并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第二张牌：是“简单牌”。他认为，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不能做“加法”，而要做“减法”，要繁中求简。他总是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牌：被他戏称为“懒汉牌”。这就是，他相信群众，善于发动群众，依靠集体的智慧，齐心协力完成任务。中国核动力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士鉴说：“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心里很是痛快。”
“其实，我还有一张最关键的底牌没亮出来。”当年采访彭老时，他曾神秘地对笔者说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凡是知识分子，你要去查他的祖宗八辈，谁家查不出一点问题来呀！他们工作中稍有疏漏，说不定就会给人家上纲上线。在那样的政治空气中，谁敢轻易拍板呀！但没有人拍板，那工作怎么往前推呀！我敢拍板，因为我‘苗红根正’呀！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工作上有点失误，人家都不会轻易给我戴‘反革命’帽子呀！”
哦，原来如此！他敢冒风险，敢于拍板，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在严格的数量化基础上的拍板；是无私无畏，对人民、对历史敢于负责的拍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