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议员的这位新秘书并不了解这个选区。选区的北端是丘陵地带，包括他的故乡布兰科县，但是选区从他熟悉的那些丘陵最南端，又一直往南延伸了三百多公里。第一次遍访选区的时候，林登驱车南下，去往圣安东尼奥。一开始走的路和去科图拉与皮尔索尔一样，但接着不是开上西北方尘土飞扬的土路，通往墨西哥附近那一棵树也没有的荒芜平原，而是往西南方，开上铺设得十分平整宽阔的高速公路，两旁是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牧场，大片的棉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这片土地的绿草与棉花之下，不是丘陵地带那种干枯发白的岩石，而是沿海平原的肥沃黑土地，平均深度有一米多。第十四区拥有整个得州最肥沃的几片土地。约翰逊来到自己新负责的选区南端，扑面而来的是棕榈树、钓鱼船与运货船，那里有墨西哥湾壮观的半月形海岸线。
约翰逊不了解这个选区的问题，不管是繁荣的圣安东尼奥，还是这个选区的两个港口城市，雅致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和熙攘的阿兰瑟斯港。他更不了解一路上经过的那些小城镇中的农民和牧人。其中有些城镇他甚至是闻所未闻。他不了解这些地方的问题，也不了解这些地方的人。克雷博格的前任是个共和党人，所以新当选的民主党人需要去填补很多之前那个党撤走的职位。约翰逊打开邮件包，桌上的信件如潮水般倾泻而下：有的请求委任邮局局长、局长助理，安排郊区的邮件递送路线；有的请求帮忙联系华盛顿联邦政府有关的工作；有的求一封推荐信，好去奥斯汀的州政府找工作；有的提醒去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的日程；有的请求帮忙拿到给山姆·休斯敦要塞或者凯利训练场供应食物或铺路的合同。这位新秘书认不出信上签的名字，也不知道其中提到的名字，更别说这些名字在政坛的意义了。有好几十份工作没人干，他也不知道该派给谁。
而且，他也不了解华盛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来到华盛顿的一百名议员，同时也带来了一百名新秘书。但很少有人比二十三岁的林登·约翰逊更欠缺经验。来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二十八岁秘书埃丝特尔·哈宾是之后又被雇用来帮助约翰逊的，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林登，就在圣安东尼奥的密苏里-太平洋火车站。当时约翰逊因为国会圣诞节公休，先回得州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华盛顿。埃丝特尔看到“一个高个子，很瘦很瘦的小伙子”，喋喋不休地说着这趟奇幻的火车之旅。他兴奋地问她：“你有没有坐过铂尔曼[6]？我和克雷博格先生一起的时候从没坐过呢。你有没有去餐车吃过饭？我没有。”约翰逊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告诉哈宾小姐，想存进银行，但不知道怎么开户，以前从没存过钱。而政府这些错综复杂的枝节，哈宾小姐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信件袋里装着大型农场的秘书们写来的信，请议员支持他们申请农业经济局合作市场分部的一笔贷款，或者帮忙申请农业部联邦农场协议会的帮助，还有成百上千的信件，来自老兵，请求议员帮他们争取津贴和残疾援助。每封信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很复杂。信件袋里全是人们的要求，要求某个联邦机构、部门、局做出行动。这个新秘书甚至都不知道是哪个机构、哪个部门、哪个局。打了一两天的电话无果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退伍军人管理局。到了地方，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栋一个街区那么宽、十层高的大楼前，每层楼都有数百个办公室。
“我们不知道去找哪个局询问事情或者办事，”埃丝特尔·哈宾回忆，“我们不知道能从国会图书馆借书，天哪，我们都没想到过可以去图书馆询问信息。我想在办公室添一盆绿植，都不知道可以打电话给美国植物园要。天哪，我们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听说参议院有辆小火车，可以从参议员办公大楼到国会大厦的时候，我们真是无法相信！林登不会打字，也不会听打信件，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们简直是两个无知的小屁孩。”胡佛总统要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讲话，克雷博格把多出来的两张入场券给了他俩。但他俩到了现场，发现所有位子都坐满了。哈宾小姐回忆，于是他们只好坐在“最高的台阶上”，一言不发。“林登坐在我旁边，和我一样害怕得不行。我们就像两只恐惧的小田鼠。”
约翰逊无法说服议员老板读读信件，要听打回复更是不可能。如果他请议员代表选区给某个政府机关打电话，克雷博格总会满口答应，但似乎从来不会真的去做。有时候约翰逊请他给某个官员打电话，这样他这个秘书再去办事时日子会好过一点，克雷博格似乎也从来不会打这个电话。约翰逊逐渐意识到，这些信件他都得自己处理。每天三次，送信人会带着另一摞过来。“一开始他真的被信件整得焦头烂额。”哈宾小姐回忆。约翰逊也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觉：“我觉得我要被信件给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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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他需要的信息，可以找国会山上那些“老姑娘”秘书获取。在和这些老女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再一次展现了在约翰逊城让儿时玩伴们惊叹的天赋。“他总是特别地礼貌谦恭，”哈宾小姐回忆，“随便是什么小忙，他都很殷勤地去帮，不嫌麻烦琐碎。”很快，“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哈宾小姐说，众议院办公大楼一楼那些冷冰冰的长走廊上，每一间办公室里，都有属于林登·约翰逊的一张热情笑脸。但要在华盛顿这个错综复杂的官僚迷宫里游刃有余地办事，他还需要知道更多，年长的女秘书们给不了他这些信息。不过他住的地方，倒恰恰是个学习之地。
格雷丝·道奇酒店曾经是个“贵妇酒店”[7]。旅馆的名字用老式英文娟秀地镶在门框上，外观也非常优雅，八层的红砖房，就坐落在国会山长长的北坡脚下，在联合车站附近。不过，大萧条使得酒店渐渐门可罗雀，经理决定开源节流，对在政府工作的年轻男人们进行招租，他们薪水不见得有多高，但可以成为常客。地下两层被打成小小的隔间：A层，就是大堂下面的一层，每间房每个月的房租是四十美元，每两间房的客人共用一个浴室；而B层，也就是最底层，三十美元一个月的房租，只有一个公共浴室，所有房间共用。另外，这一层有一部分在地下，天光只能从墙上高高的半窗上射进来，而且面对的还是一条阴暗的后巷。地下室的租客是严禁招惹道奇酒店上层客人的，里面毕竟有两位美国参议员和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事实上，地下租客根本不许进入酒店大堂，虽然那里墙壁斑驳需要粉刷，场面却还是做得足，摆了一架三角钢琴，还有个壁炉，铺了东方风情的地毯，挂着闪亮的枝形大吊灯。地下租客们进出都只能走后巷的一扇门。但租在这里的确便宜又方便。大多数地下租客都和林登·约翰逊（他住在B层）一样，是国会议员的助理，办公室就在国会山上，而且都很年轻。大家都充满激情和抱负，很容易就发展出一种战友般的友谊。很多助理都有好几年的经验了，林登恰恰需要他们来指点一些华盛顿的办事之道。酒店的餐厅他们是吃不起的，所以年轻人们都结伴出去，有时候去麻省大街上的“大州食堂”，来份五十美分的餐；有时候，在领工资的前一天，就去“柴尔兹食堂”，一名秘书回忆，在那里，“二十美分能吃得很饱了”。年轻人们插科打诨地排队买饭，约翰逊却从来不老老实实地排队。和别的秘书们一起走到柴尔兹餐厅，一进门，他就冲到前面，抓起一个餐盘，忙不迭地选好吃的，飞一般地跑到他们通常坐的那张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完。这群人中有个稍微年长些的助理，阿瑟·佩里，在国会山已经浸淫多年，当时是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秘书，他很善于观察年轻人。他看到的约翰逊，对待食物如风卷残云，因为他想在别人上桌之前就把自己的全吃完，这样就能心无旁骛地谈话聊天了。“这样一来，我们在吃饭，他就能一心一意地提问题了。”佩里回忆。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华盛顿怎么办事，怎么向上爬，怎么成为大人物。“他总是问：‘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管是什么事）？他认识什么人吗？他人好吗？他爬那么高有什么秘诀啊？’”简单粗浅的回答是满足不了他的。要是桌上有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可能只不过是运气好。”约翰逊就会说：“我不相信运气。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肯定不只是运气好的。”他自己就会仔细去研究，不得到满意的结论不罢休。“要是他对得到的答案不满意，就会争论”，什么问题都会争论，从各个角度提出疑问，佩里说。佩里“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约翰逊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但最终他还是意识到了，“他争论的目的，是想要引出所有可能的答案，他要确保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
一旦知道了在华盛顿的做事之道，他就开始行动了。他仍然像在科图拉和休斯敦一样，展现出狂热的激情、无限的动力，有些孤注一掷的活力。这个男人，仿佛在拼命逃离什么极度可怕的东西。
埃丝特尔·哈宾是习惯早起的得克萨斯人，所以每天八点之前就到了众议院办公大楼，在新泽西大道入口处，对坐在桌前的保安问个早上好，就转到右手边的走廊上。这时候走廊还黑漆漆的、寂静无声，因为国会的办公室都是九点才开。这走廊比一个橄榄球场还要长，远端一扇窗户的阳光在埃丝特尔看来十分微弱。走廊还很高，天花板上发光的圆灯也没能起到什么照明作用。等哈宾到了那头，就左转进入另一条走廊，那里没有窗户，甚至更加昏暗，不过，走到半路，右边第十二扇门，也就是二五八号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会有灯光从房间里照出来。
通常来说，埃丝特尔走进二五八号办公室的时候，林登·约翰逊都在写东西。他不怎么擅长口述信件，所以总会把信写好，再交给哈宾小姐去打。他翻来覆去地写了又写，直到满意为止。而且他想要在八点之前写完。因为八点钟就会有人推着手推车，咔嗒咔嗒地沿着走廊送当天的信件了。“信件一到，我们就一起拆，想想该怎么处理，”哈宾小姐说，“接下来我开始打那些我来之前他写的信，他就开始打电话。”
他已经知道该打给谁，也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说话了。“他特别有这方面的魅力，”哈宾小姐说，“他就是能说服别人帮他做事，挂上电话之后我俩哈哈大笑。很快，他就打通了各个局的渠道。他绝对不接受拒绝和否定，他办这些事情的样子，就跟生死攸关似的。等他为谁办成了什么事，可以给那个人写信，让他有所期待，那可真是伟大胜利。他会把电话放下说：‘太棒了！’然后上蹿下跳地庆祝一番。”
二五八号办公室里的工作，不仅开始得特别早（其他秘书说，不管他们来得多早，二五八号房间的灯永远都是亮着的），午饭的时候也不间断（约翰逊和哈宾小姐就在办公桌前吃个三明治了事），而且结束得也特别晚。比较清闲的时候，办公室一般都是早上九点开，下午四点或四点半就关门了。哈宾小姐借宿的地方晚上八点就没晚饭了，她回忆说：“所以，我经常赶不上晚饭。”一般来说，克雷博格办公室这两个员工会在柴尔兹吃晚饭。“林登把那家餐馆每道菜的价格都记熟了，”她说，“我们常常需要把身上所有的钱摆在桌上，仔细数数，看能够点什么菜。我们（下班前）会在办公室里做好这个计划。他会说：‘今天是周三，周三他们有这个菜那个菜。’我们总是得留出我回家的（公交车）钱。”偶尔老板会带他们去“西方大世界”吃晚饭（“那是政治家们吃饭的地方”）。“那可是大事一件，”哈宾小姐说，“我们会看到平时在杂志上才能看到的人，还可能吃到带壳的生蚝。”很快，那些“让某些人可以有所期待”的信就开始雪片般地飞出二五八号办公室。每次“胜利”似乎都有点雷同，但这种重复绝对不会削减约翰逊的兴奋和骄傲，也没有让他松懈一丝一毫。春天来了，哈宾小姐有时候会叫他去外面稍微散个步。但根据她的回忆，就算一开始两人很放松地在散步，后面她就得气喘吁吁地跟上了，因为一起散步的伙伴会越走越快。“他个子高，步子迈得大，我完全跟不上。我开口说话，他就慢下来，但很快又越走越快。为了跟上他我也越走越快，后面就跑起来了。”等他们转身往办公室走，他更是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接着他就拉起我的手，我们就跑，真的是跑，跑过国会山的空地。他就是那么急切地要回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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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没时间和道奇的那群小伙子吃晚饭了，但还是积极参与到他们深夜的漫谈当中，但参与时态度和语气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很晚下班的他，可能直接走进地下室某个拥挤的小隔间，参与到讨论中，马上就变成主角。除了政治，他什么也不想谈，别人无论说什么，他都往那个主题上引。一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个问题不断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问了，而是夸夸其谈，仿佛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以前是在讨论，”在场的一个年轻人说，“现在是听讲座，林登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