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得州南部的农民来说，社会仿佛一件衣服，每一条线每一根丝都正在被撕扯破坏。有个关门的银行里存着科珀斯克里斯蒂各所学校的钱，银行一关门，学校也被迫关门。别的依靠财产税运营的学校发现，税收锐减，已经发不起教师们的工资了。反正很多孩子都不上学了。他们必须去家里的农田里帮忙，干着脏活累活，每小时挣上一分钱。本来，这些农民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结果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无法接受教育了。
现在，还没遭遇变卖家产的噩梦的农民可谓凤毛麟角。一九三三年，在曾经富庶的努埃西斯县，只有百分之三十八（也就是说大约每三个中有一个）的农民能交得起税。很多人已经整整三年没交税了，于是利滚利，债累债，罚加罚。他们面前仿佛有个逐渐扩大的深渊，深不见底。前一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还能去申请救济，这样至少家人不会挨饿。现在就连救济机构都没有资金了。二月，救世军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分支宣布，到五月份，机构的所有资金就消耗殆尽了。
政府帮不了，或者说不想帮。地方政府拿不出钱，因为他们真的很穷。而州政府则被平民党人口中的“利益集团”把控着。一九三三年一月，努埃西斯县的农民们加入了整个得州农民的反抗队伍，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为救济用途而筹款，法案被否决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和二月，议会的一小群平民党人共提出了十一项暂停纳税的法案，而议会却为了省事，把十一项法案拿到一起来处理，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全部进行了否决，就算在几天以前，议会还接到消息，要是不停止赋税，数以万计的得州农民会失去他们的农场。祈求国家政府提供帮助是早就没希望的了。农民们意识到，任何政府都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了，就算违法犯罪，也要生存。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止赎日”，那些止赎的农场就在努埃西斯县法院的台阶上进行拍卖。三月七日刚好是这样一个星期二，按照安排，要拍卖二十五座农场。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集会上，有个人发言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这里看大片土地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得到归属的”，而听众是一千五百多名前途暗淡、神情冷酷的农民，他们发誓，三月七日那天要出现在法院，带着枪杆子。那一周，全美国农村地区各个县政府，都有农民发了类似的誓言。全国上下起义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而政府似乎无能为力。正如詹姆斯·伯恩斯所写的：“空气中笼罩着危机的阴云，但是危机的节奏很奇怪，不太连贯。先是爆发在某个西部城市，然后又在数千里以外的南部爆发。这比军队入侵还要糟糕。似乎处处都有危机，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因为危机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是一种恐惧。”
三月二日，一列火车缓缓开进华盛顿联合车站。两个儿子扶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站起来，调整好他腿上沉重的铁支架，好让他站稳。他全身都倚在两个儿子身上，甩着空荡荡的裤管下细得可以忽略的双腿，朝前走着。这对他来说实在难于登天，刚走了一分钟，眉毛上就渗出细密的汗珠，不过好歹让人们觉得他是在走路。他在联合车站密集的闪光灯中下了车。三月四日，他甩着两条残腿，登上国会大厦前树立起来的白色高台，告诉全国人民，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整个演讲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很严肃，很冷峻，阿瑟·克罗克报道说：“冷峻到令很多多年的老朋友都觉得陌生。”但演讲结束后，他往后扬了扬头，突然露出他那灿烂自信的笑容。）
首先，他停止了银行业的危机。
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的清晨，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但如果能寻回储户的信心，大多数银行还是能重新安全开张的。首先要努力来寻回他们信任的，就是立法机关。罗斯福政府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司法部为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有效的证书，保证这个银行的实力。要是某个银行资金不足，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银行能抵押的资产，借贷相应的资金。不过，最让储户信心大增的，还是这位总统自己的信心。当他面对危机露出微笑时，所有的苦难便仿佛灰飞烟灭。短短一天，这项法案就成功通过。三月十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想聊几分钟关于银行业的事，”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能从银行取到钱，而且是想取的时候就能取到，那么恐惧的幽灵就能烟消云散……我向你们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张的银行，比藏在垫子下面安全。”第二天上午，银行纷纷重开，而取钱的长队消失了。储户们迅速地把钱存了回来，事实上，一天之内，光是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对取款的盈余，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接着他开始着手处理农业危机。
这危机不像银行危机一样，是几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是几十年的事情。中间偶尔因为世界大战等契机经历过几次繁荣，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民的状况都在逐步恶化。但罗斯福处理农业危机，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主意愿。三月十六日，上任十二天，他就把有关农业的立法，加上一条特别的信息送到了国会。
这条特别信息一共五段，大概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话。“你我携手应对紧急情况，恢复银行秩序，与此同时，”他告诉国会，“……我觉得在别的方面采取措施，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致力于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极大地缓解农业抵押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和银行同样至关重要！几代农民都一直在乞求政府和重视银行等机构的问题一样重视他们的问题，他们卑躬屈膝地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和储蓄机构一样的帮助。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政府终于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了。
法案中的条款也是农民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终于有政策来解决“过剩即亏损”的状况：如果农民减少生产规模，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而这个钱来自一项税收，征税对象是那些从农民身上赚了不少钱的加工商、分销商和投机者。法案中还特别规定了公平原则。那些年长的平民党人看着法案的第二部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国会在此宣布政策，要建立和维持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并且将重新对农民出售农产品定价……和战前的购买力相当……”比具体条款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五段信息传达的情感和语气，和胡佛、柯立芝与哈丁的高傲自大形成鲜明对比。新总统不确定自己将要做出的这些尝试和努力是否能发挥作用，他说：“我想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是一条全新的、无人踏足过的路。”但他还是要去尝试、去努力。“我也同样坦白地告诉你们，前所未有的状况，就需要采用新方法和新举措。”他说，如果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第一个承认，然后再做出其他的尝试。
三个星期以后，又有了另一条信息。一些传承着平民党精神的进步人士说服了总统，前面那条法案还不够，于是罗斯福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我请求国会颁布具体的立法，处理抵押贷款和这个国家的农民面临的其他债务问题。”他说。提议的立法有着革命性的概念，会动用联邦信用机构降低农民们正为抵押贷款偿付的高利率，并且延长还款的时间。从范围和规模上来说，这项立法也具有革命性，甚至有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政府会拿出总共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这项立法也非常巧妙，富有独创性：通过繁杂具体的条款安排，首先减轻了财政部、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债主的负担，他们可以用那些还未还清的抵押品来交换联邦土地银行的债券，利率达到百分之四。银行当然乐于进行这样的交换，因为这样至少能保证百分之四的收益，总比手里一直拿着谁也不愿意买的农田好。这项立法也非常公平：
全国各地的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的作物价格与债务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罗斯福语）
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助资金偿还相关债务，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整债务状况，减少利率。很多利率都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和健全的公共政策相悖。另外，通过对分期偿还的临时调整，能够给农民足够的时间，重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土地。
有的进步派觉得他还做得不够。毕竟，一八九二年，平民党还要求了通货膨胀与恢复银本位制度。现在，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和蒙大拿的参议员波顿·惠勒又重拾起平民党倒下的旗帜，再次开始农民们整个二十年代的抗争和要求。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做过竞选助手，严肃认真的高个子托马斯说：
农业不要求以五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或者不健全的美元制度，但更为反对保留以二十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一九二〇年五美元的购买力，到一九三三年已经变成二十美元，这绝不是健全的美元制度。
一开始，罗斯福比较犹豫。（“波顿啊，”他对惠勒说，“一八九六年，布赖恩可是毙了银本位政策的。”）接着他让步了，接受了改铸货币与轻微通胀的修正案。参议院整整讨论了五个星期，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但在罗斯福面前却泄了气。一个保守共和党支持州的参议员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以十六万的多数票当选的。我们之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现在仍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五月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涵盖面甚广的《农业救济法》，五月十二日，总统正式签署，法案生效。数十年来，农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产一步步败落萧条，一直在争取和祈求《农业调整法》中的各种措施，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为他们着想，能发挥持续作用的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承诺的是“百日新政”，结果他只用了六十九天。
五月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再次打开那些来自选区的请求帮助的信件时，他不再爱莫能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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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任务非常紧急。他们需要减少种植规模，而眼下春天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美国北部扩散，快要遍布全国，越来越多的作物正在被种植下地。可以说，农业调整署是在与太阳赛跑。这个署选址在农业部巨大的南楼中，成立得如此匆忙，规模又很大，预想中的组织问题一一发生。职员们焦头烂额，守在自动制表机前制作着一张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农民，他名下的农场，以及他和政府复杂的减产作物协议。四月份还不存在的农业调整署，到五月底已经有了五千名员工。七层高，三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的南楼成了办公桌的海洋。长达好几英里的走廊里挤满了棉农、麦农和奶场主的代表，还有批发商和加工商，农场主代表和记者。新机构的高层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分为讲究传统的农耕派和有新愿景的改革派与城市律师，一位见证者说，分歧导致双方都在“运用任何组织中狂热分子可以采用的最可悲最下作的手段，让文件或讨论陷入僵局，或者无休止地讨论烦琐的细节，或者用官僚程序或各种拖延的手段进行推诿或直接枪毙”。机构中恶心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因为农业调整署并不属于公务行政系统，而成员中又有很多政客。小规模的冲突和争论是机构的日常，各个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要么之前商量好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他们的工作还部分外包给别的机构，权责是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另一位见证者说，农业调整署是“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但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繁杂的魔鬼机构。
在这样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的道路，林登·约翰逊是需要自己议员的帮助的。但春天的时候，咱们的克雷博格先生都要在燃树俱乐部打高尔夫。（反正这位先生也不会愿意和农业调整署合作的。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激进机构”。约翰逊之前就告诉过他，选区来信显示了对新政三十比一的支持率，他投反对票绝对是无效的，因为法案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同样的话议员的好朋友，识时务的罗伊·米勒也说过，但克雷博格还是一意孤行地投了反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