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府行政机构的领袖是如何行事的呢？游行的老兵们请求赫伯特·胡佛接见游行代表，结果他传话推说自己太忙。白宫加强了巡逻警力；附近的街道树立了路障进行交通管制；《纽约每日新闻》的新闻大标题赫然写道，“胡佛自锁白宫”。七月，总统先生派美国军队，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催泪弹，把老兵们赶出了华盛顿。
他对待大萧条的手段也是同样残酷无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说，“情况非常好”。一九三〇年三月，他说最坏的情况六十天内就会过去。五月，他预测说秋天经济就会恢复正常。六月，面对市场又一次暴跌，他告诉前来白宫请求某项公共工程的代表：“先生，你来晚了六十天，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他给国会致辞，说：“经济的基础力量并未削弱。”有人质疑这句话，说那么多失业的人都沦落到在街角卖苹果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大言不惭，他说：“很多人都是辞职来卖苹果的，因为这样更赚钱。”他的秘书提到，总统开始将很多批评意见划为“不爱国”。一九三二年，他的态度依然强硬。当年四月，他特批一位白宫访客报道说：“情况越变越好。总统正因为经济好转而情绪高昂。”各路代表团来到白宫，请求他为联邦直接救济拨款背书，或者增加公益事业上的花费，他拒绝了。“只要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就别想得逞。”他说。总统先生见不得人们痛苦的样子，所以从来没去视察过那些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也没去过救助站。总统的豪车从街上那些卖苹果的人身边呼啸而过时，他从来没转转头好好看看他们。《时代》杂志，和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并保持欢欣鼓舞的舆论姿态两年多以后，一九三二年也开始转了话锋：“这个国家的穷人们已经撑过了三个艰难的冬天，却没能等来联邦财政一分钱的直接救援。”胡佛却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比如说，那些游民，吃得前所未有地饱。纽约一个流浪汉，每天能吃上十顿饭。”
他自己的确没挨饿。他认为，总统厨房削减开支会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士气，于是饮食上继续维持着白宫有史以来最奢侈的标准。就算只是和妻子卢两个人共进晚餐，也都要上满七道菜。胡佛总要打着正式的黑色领带，正正经经地吃这顿饭，而走廊上穿着蓝色制服的执勤军人们则像仪式般地执行任务，管家啊，男仆啊，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身高相当，站得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完全鸦雀无声，没有允许决不能动。”
国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共工程法案，而总统说，这项法案“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劫”，并且警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我挥霍来追求繁荣”。本来政府给南部干旱地区拨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动物饲养，这样家畜家禽也能和人一样吃饱，国会试图再增加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款项，结果被他拒绝了：“不能通过对公共财产的牺牲来取得繁荣。”最终，他似乎也有所动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结果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被评论家讥讽为“大公司的救济线”，因为这个公司所着重挽救的，是各大公司、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总体来说都是大银行，对小一些的金融机构则视而不见）；一九三二年，国会反总统之意而行，施加压力，要通过一项涉及该机构拨款三亿美元救济金的法案，这时候“复兴金融公司”对大萧条中的苦难群众的态度便一目了然了。公司故意拖拉推诿，这样各州能收到的钱总数只有三千万美元，是公司总裁拨给自己银行救济款的三分之一。外交家和政治家布雷肯里奇·隆恩说，赫伯特·胡佛“硬是厚着脸皮，不让美国政府拨一分钱给挨饿的美国人”。一九三二年秋天，胡佛来到乡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寻求连任，一路走过那些四年前他当选后就再也没涉足过的地方，他受到的“接待”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的，就连内战尾声时，林肯到里士满也没有这种待遇[3]。总统专列在底特律进站时，车厢里的人们听到数千民众的喉咙里同时发出声嘶力竭的、有节奏的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们还以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紧接着就听清了他们喊的内容：“吊死胡佛！吊死胡佛！吊死胡佛！”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隔离和驱散愤怒的人群，特勤人员赶忙护送总统上了一辆专车，驱车超过六英里来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总统的竞选车队风驰电掣，专车里的人们透过厚厚的车窗玻璃看到，一路上围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用当时亲历者吉恩·史密斯的话说：“很多人完全沉默不语，面色阴沉；只偶尔有几个人摇晃着拳头，呐喊着听不清的话语。”在圣保罗，总统为自己对待游行老兵的态度辩护：“谢天谢地，华盛顿还有个政府明白怎么处理暴民。”人群爆发出一阵怒骂和咆哮，带着狂怒与愤恨，特勤组的队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总统专列在自己的国家行进，一路上挨了很多鸡蛋和番茄。四年前，四十八个州他赢了四十个；一九三二年，他只赢了六个。
那时是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虽然民怨已成鼎沸之势，胡佛的总统仍然要当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这意味着人们还要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十一月还有一百五十八名议员也同时落选，但他们还要在议员的位子上坐到三月份。
那是个绝望的冬天。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无能的国会重新召开，本来议员们都以为，老兵游行时的催泪弹已经把没有工作的穷人吓得不敢再来华盛顿闹事，结果有个大大的“惊喜”等着他们。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两千五百个男女老少，大喊着：“填饱穷人的肚子！征富人的税！”警察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抗议者们驱赶到纽约大街上一个“拘留营”，没有食物和水，人们在大街上熬过了寒风刺骨的一晚，还要忍受卫兵的讥讽嘲笑。之后，凡是议会开会，前面都要站两排手拿长枪的警察，站满国会大厦的台阶。在警察们的保护之下，漫长的冬天持续了几个月，国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和大萧条开始时一样，装聋作哑，推诿拖延。颓废阴郁的气氛中，几十个救济方案都陷入僵局；国会却还在长篇累牍地讨论要不要啤酒合法化，其中百分之多少应该含有酒精。至于白宫的主人，则抓紧过渡时期进行各种运作，要将继任者捆绑在自己那些名声败坏的政策上。《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拒绝总统”，他的各项政策和项目倒是有个优点，就是持续性很强；他发表的第四篇“国情咨文”和前面三篇一样，倡导政府精简开支，制定平衡的预算。唯一的新提议，就是增加一项营业税，征税对象是那些最最承受不起的人群。经济情况如同天气一样急剧恶化，申请救济的队伍越来越长，救济机构艰难支撑，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他却仍然吝啬联邦政府的帮助。
人们逐渐看清了，政府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力，整个美国开始响彻饥饿的号叫和呐喊，举行各种游行示威。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七千个男人列队往州政府行进，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的州议会被四千个男人占领；五千个男人进入西雅图的市政大楼；芝加哥，数千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冲进各大银行；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共产党集会，吸引了三万五千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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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暴动虽然来得猛，去得也快。而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反抗的星星之火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燃烧，却从未间断，渐成燎原之势。是的，就是在乡村地区，那些平民党的后代，“联盟人”的后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农民们一直在寻求关税改革，寻求铁路和银行的规范，寻求政府贷款和银本位的推行。他们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抗击那些强大到他们自身无法抗击的力量。而半个世纪以来，政府都对他们的恳求充耳不闻。现在，饥肠辘辘的他们再次提出请求，类似的话语三十六年前就曾在芝加哥上空飘扬，那时候观众们举着的银色旗帜曾在风中猎猎作响。俄克拉荷马州一位牧人告诉议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我们会向东去，我们要隔绝东部，让东西部隔绝开来。我们有粮仓，我们养了猪牛羊，我们种了玉米，而东部除了我们抵押的地产一无所有。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他们的请求如同往常一样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议会通过的有关农场的立法被胡佛称为“完全行不通”（从各种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他根本没费心去弄懂这项立法），并且广而告之，说他会否决。于是这项立法被参议院给毙了。这一次，农民们举起了铁叉和枪械。
前一年的夏天，在六十五岁的米罗·雷诺（他曾经是早期平民党的成员之一）的领导下，爱荷华的农民们高唱着“我们农民要放假/放得一天都不差/自己出的小麦火腿鸡蛋自己吃呀/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啊”，拒绝给本州的港市苏城提供牛奶，那里的分销商们用两美分从他们手里购入牛奶，转手就卖出八美分。不仅如此，罢工的人群还用高高的电线杆和木头堵住了通往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同情农民的电话接线员向他们发出警察接近的警告，所以人群提前做好了准备，先发制人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把他们的手枪和警徽都扔进了玉米地。这项运动还扩展到其他地方，很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西南部城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都成为孤岛。在康瑟尔布拉夫斯，警察逮捕了六十名起义者，结果上千名农民群情激奋，挺进监狱，释放了他们。当时热火朝天的叛乱已经渐渐平息，但现在，在这青黄不接的绝望之冬，叛乱的火焰渐渐在美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在爱荷华，一群狂怒的农民，摇晃着手里的绳子，威胁要吊死一个前来止赎农场的律师。在堪萨斯，一个刚刚完成止赎流程的律师被发现尸陈田野。内布拉斯加，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集结起来，领头的宣布如果无法从议会得到帮助，他们就会行进到州议会，拆掉那里的每一块砖。一名法官，刚刚签署了同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文件，就被穿黑T恤的义务警员给拽下了座位，蒙上眼睛，开车运到某个荒凉的岔路口，剥光衣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在美国农业区的很多县法院，这样的事情不断重演：止赎的农场被拍卖时，就会有一群群手持武装的农民出现在法院；本来想要出价的人被推来挤去，直到毫无收获地离去。于是农场的“出价”就只有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回到原所有者的手里。对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与公共权威部门，劳苦大众的尊重和敬畏正在逐渐消失殆尽。
一九三三年二月，全国的银行开始逐渐关闭。大萧条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已经有大约五千五百家银行被迫关闭。剩下的一万三千家中，称得上运作良好的也寥寥无几。存款数额一共是四百一十亿美元，而总共能拿出来的现金只有六十亿美元。要是储户大规模地前来支取，他们只能卖一些已经大大贬值的抵押品和证券。现在已经有点苗头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密歇根州长威廉·柯姆斯多克被告知，底特律的联合监督信托公司濒临破产边缘，这个公司如果真的破产，这座城市所有的银行都要跟着遭殃。下面的人建议他宣布全州银行业暂停运转。半夜的时候他同意了，签发了一个公告，关闭了密歇根州的五百五十家银行。
密歇根的银行正在垮台，于是全国的银行柜台前就突然出现了长长的队伍，储户们都要快点把钱取出来落袋为安。二月二十日星期一，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就给出了一百万美元，星期二则给出了两百万美元。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这家银行仅在一天内就被储户支取了六百多万美元。马里兰州长阿尔伯特·里奇关闭了全州两百家银行，是继密歇根之后银行业垮台的另一个州。二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宣布，每天的取款不得超过存款的百分之五。第二天，俄亥俄州上百家银行的门口就配备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旁边的肯塔基州，银行也开始实行类似的限制条件。到三月一日，一共有十七个州焦头烂额的州长们宣布银行“放假”。到三月三日中午，堪萨斯和明尼苏达的所有银行都关闭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在纽约中央车站对面，储户们排起长队，要从世界最大的储蓄银行鲍里银行取钱。芝加哥的银行家们清算着自己缩水的库存，发现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各个银行总共被支取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美国的两个金融支柱城市正面临可怕的混乱。
那些曾经看起来最为安全的农业地区，也面临着混乱的威胁，比如林登·约翰逊的那位议员所代表的一个区域。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叛乱的火焰正呈蔓延之势。一九三二年那个绝望的冬天终于接近尾声，农民们跟往年一样，向当地银行申请购买春季种子的贷款，结果银行说无钱可借。很快，这句声明的残酷真相就以无法接受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眼前：还在某家银行有存款的农民，突然听说，这个银行关门了，破产了，钱取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