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明白这种天资的部分原因。“他喜欢数人头，统计选票，这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写道。这方面是如此，其他很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个瘦高个子、耳朵巨大的小伙子，说话的时候抓住别人的衣领，有着天赋异禀的说服力。毕竟，他的父亲也有着同样的风格与能力。在校园里，这个年轻人暗箱操作，翻云覆雨，仿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他的父亲，也是毫无经验地去到议会，也立刻展现了类似的能力。
但父子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不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鲜明对比。父亲在得州议会发起的最勇敢的斗争（几乎是单枪匹马，只有六个势单力薄的盟友），是针对约瑟夫·韦尔登·贝利，那个平民党的叛徒。而有一次，在历史课上，林登·约翰逊被问道，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英雄，他回答说：“约瑟夫·贝利。”
“像块盖板一样正直”的理想主义者山姆·伊利·约翰逊，从不屈服，坚持自己涉足政治时最初的信念和原则。在有些人眼里，他是英雄。然而，这也导致了他政治上的一败涂地，那些最最美好珍贵的目标，没有一个实现。而他的儿子，在校园这个目前唯一可供他施展的竞技场上，已经实现了所有的目标，因为那些妨碍束缚父亲的包袱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他之所以能赢，就是因为什么信念都没有，他没有想要做出的改革，没有真正在意的原则或议题（“我们什么都说一说，不管有没有”）。另外，他不仅展现了父亲身上从来没有的实用主义精神，更有一种更加毫无来由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非常认真努力地去说服各个学生，手臂攀在他们肩膀上，热切地注视着他们的眼睛，劝说他们不要给一个秘密组织投票，却不让对方知道自己也属于一个秘密组织。他玩世不恭，又冷酷无情。他不仅仅要提前统计投票，而且还要去作弊。他威胁一个害怕的女孩，要曝光她的所作所为，要说得非常夸张，用“醒目的标题”来曝光，而她不过是一时轻率，而且完全微不足道。他利用女人们的孤独来争取选票。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永远有着明确的立场”；而做儿子的呢，却从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立场。他铁了心要给凯尔和普尔斯的抱负背后来上一刀，这两个年轻人却一直认为他是朋友，直到刀子插深了，拔不出来了，才醒悟过来。当然，这些策略当时只是有限地发挥在校园政治上，规模很小，和外界的政治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在有限的条件下，林登·约翰逊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某种套路和模式。也许这种套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你看不出任何的底线或界限。实用主义大大挤占了投票箱中的道德，除了胜利一切都不重要，为了胜利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没问题的，即便伤天害理、丧心病狂。
林登·约翰逊自己，对这些冷酷无情的手段，又是怎么看的呢？
多年以后——四十年以后，他已经从总统的位置上卸任。一九七〇年，林登·约翰逊回到圣马科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环游校园，回忆过去。那天午后，他和四个以前的教授座谈，五个人都已经步入老年了。话锋转向他在“白星”搞的那些活动，以及在学生会做的事情。他说了下面这一席话：
一二年级的学生和我，我们占了大多数。我们“占领”了学生会、戏剧社、辩论社，我们开始操纵“天人菊”的选举。我离校的时候，都还在进行。毕业之后我就不了解情况了，但我离校的时候还在进行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恶意操纵，不择手段。我能让他们失去的，他们都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去搞这种独断专行的大动作，像希特勒一样一手遮天。我把他们弄得一败涂地，而且很久都没恢复过来。
那是漫长辛苦的一天，特别是对心脏状况很不好的林登·约翰逊来说，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也许是因为劳累，这些话才脱口而出，特别是那两个词：“独断专行”，“希特勒”。不过他也不是累到没意识到自己说了这番话的地步。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不妥，于是突然停止座谈，从座位上站起来，叫上助手，匆忙离开了。要不是一个年轻人当时录了音，后人就再也无从知晓林登·约翰逊对自己最初那些政治活动的评价了。
这自我评价透露了很多信息，不仅仅让我们得知他把自己看作“独裁者”“希特勒”，而且欣然担当起这样的角色。这一席话透露的情感比这两个词丰富多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恶意操纵，不择手段。我能让他们失去的，他们都失去了……我把他们弄得一败涂地，而且很久都没恢复过来。”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冷酷无情吗？他意识到了。他对此感到羞愧吗？不，他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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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操纵，不择手段”，而有时候，林登·约翰逊表现出与操纵毫无关系的恶意。“黑星”成员弗兰克·阿诺德在学习上反应很慢，但是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安静温柔，有很多优良品质。橄榄球场上，他受过很多伤，却一直勇往直前，于是队友们选他做队长，说他特别可靠。球场下，一个朋友说，“他对谁都能说点好话”，而且，尽管脑子转得慢，他有时候却能一眼看到事情的核心。比如，学生会投票选《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的那一回，他对约翰逊说，不应该把这位置给没有为之努力过的人。“人人都喜欢他，除了林登。”那位朋友说。林登一点也不喜欢他。阿诺德虽然反应迟钝，却被学校里最聪明大胆的漂亮姑娘海伦·霍夫海因兹深爱着。约翰逊竟然搞阴谋诡计想拆散他们。
他的“枪”是怀特塞德，伶牙俐齿、帅气潇洒的“万人迷”。“林登有辆跑车，”怀特塞德回忆，“他跟我说：‘给她打电话，带她出去，用我的车……能惹他生气就行。’这件事他真是下了大功夫。因为他不喜欢弗兰克·阿诺德。”海伦说：“我跟弗兰克·阿诺德在一起好几年了。我爱他。突然间，弗农·怀特塞德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两个星期以来一直不间断。课后与我见面，跟我坐在树下聊天。我真是太幼稚了，从来没想过林登是幕后黑手。我还以为只是走了桃花运。我也没怎么当真。我真的很爱弗兰克·阿诺德。只是觉得有人追求还蛮开心的。”她接受了阿诺德的求婚，戒指都戴上了，怀特塞德还不善罢甘休。“林登说，‘你干吗不打电话给她？今晚把她约出来，叫她把弗兰克那戒指摘了！’海伦出来了，戴着她的订婚戒指，我就叫她摘下来。第二天她又戴上了，但我们看到弗兰克脸上的表情很忧虑。他太在意她了。”怀特塞德说，“后来我自己脸上都挂不住了”，就不再追求她了[4]。要是按照约翰逊的心思，怀特塞德还应该继续假意追求，直到两个年轻人的真爱被破坏得无法挽回。“这就不是政治了，”怀特塞德说，“林登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有时候，这种恶意来得真是毫无根据，看不出目的。
有个在农场长大的波希米亚学生，基本上没人搞恶作剧捉弄他。因为他反应太慢，太轻信，有些学生还觉得他智商有点小小的问题。整他太没意思了。他有很严重的粉刺。有一天晚上，这个学生和约翰逊、怀特塞德还有另一个学生聊天，说因为这一脸的痘，没有女生愿意跟他约会。
怀特塞德回忆：
林登对他说，可以把新鲜牛粪涂在脸上。他说：“啊，怎么说？”林登说：“你难道没把牛粪掀开过，看到下面的草有多白吗？牛粪把草给漂白了啊。”
所以林登说：“我们开车（送他去）捡牛粪吧。”我们四个就开车去了某个牧场，他下了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真不敢相信他傻成这样。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捡了些牛粪，放在一个鞋盒里。回到圣马科斯，林登叫他拿一条毛巾，把眼睛的位置剪掉，牛粪弄在毛巾上，毛巾敷在脸上。他……到我们房间，问怎么样。林登说：“你弄得不够，一点用也没有。”他让他多往脸上弄一点。早上，他身上的气味太难闻了，都没法接近他。林登把这事告诉了所有人。第二天，那男生走进教室，大家都开始学牛叫，“哞哞哞”。告诉你吧，这真是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
林登对埃文斯校长的溜须拍马一如既往，也收获了成果。校长对他的友好亲切，从未展现给任何学生，甚至任何教职工。这种友好中几乎都带着点父爱了。约翰逊在埃文斯的办公室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正如约翰逊去科图拉之前，汤姆·尼科尔斯的评价：“有些人说不定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说了算。”现在这个印象进一步加深。教授们都知道他是校长的耳目，也就刻意去接近他。“他是埃文斯博士的秘书，所以路上遇到了，我总是停下来，跟他聊一聊……”一位老师说。就连诺尔和思贝克主任对他都态度谨慎，怕惹到他。比如，诺尔执教严格，对于学生必须选修六门体育课的规矩，从未放松过。离开科图拉之前，一向对自己的笨拙与不协调感到丢脸的约翰逊，请诺尔允许他写一篇关于运动的论文，来代替体育课的学分。诺尔拒绝了，给了他一个不及格。现在，约翰逊再次请求，诺尔批准了。温顺谦恭的思贝克，学生会和学校出版委员会的前主管老师，现在经常和约翰逊一起出现，有个学生说：“不知情的人很难说清谁是学生，谁是主任。”
而埃文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告诉手下的主任们，他希望在给学生分配校园工作的这件事上，约翰逊也有发言权。
大萧条早早地降临丘陵地带，而今更是变本加厉。几年前，三捆棉花送到轧棉厂，就能挣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大学学费。现在价格跌到谷底，需要六到八捆棉花才能换来同样的钱。这六到八捆，意味着父亲要在田里挣命似的干上很久，才能让儿子免于田里劳作的命运。丘陵地带走出来的男人，全都记得妈妈拿着卖棉花挣来的钱，加上她们辛辛苦苦省出来的几个子儿，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拼命地想着其他办法生活，到交学费的时候才把这笔巨款拿出来。教授们想帮忙，有些会借钱给学生，有的没钱可借，就从银行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好支撑某个姑娘小伙再坚持一个学期。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生不得不收拾好简陋的行李，转身离开尖顶的老主楼。一九二九年春季学期入读圣马科斯的一千一百八十七名学生，只有九百零六名在秋天又回来了。（《学院之星》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因为这片区域日子很难过，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做出了牺牲”。）现在，不管是“采石队”二十美分时薪的工作，还是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去做的锅炉房的工作，只要是工作，都十分珍贵。“二十美分的时薪，就意味着你能上学。”霍勒斯·理查兹说。他还说：“要是林登（对主任们）说‘这孩子不错，给他个工作’，他就能有份工作。”在这样一个“穷孩子”的学校，埃文斯把真正的权力交到了约翰逊手中。
约翰逊如何利用这权力，都做了哪些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工作，最好的工作，他都给了朋友。那些一个月有二十五美元收入的“内部”工作，之前几乎全部被“黑星”们占据。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后短短几个月，几乎都变成了“白星”的。但是，除了拿埃文斯助理的那份工资，他没有给自己安排任何别的工作。在科图拉，他收入稳定，还清了债务，但没能存够来年的钱。而且，他还是照样挥金如土，所以仍然急需钱。但二十五美元月薪的工作只是少数，他没有给自己安排。手上的所有工作，他都分配出去了。他一直很看重钱，但更看重另一样东西。
他当时的一些盟友认为，他分配工作时的态度，说明了他看重的东西。“他总是非常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帮忙。事实上，你求他帮你的忙，他会很高兴。”其中一个说。但你必须要请求。这是他的坚持。有个“白星”比较孤傲，不愿意开口，他就没有工作可做。这个学生告诉理查兹，自己要被迫退学了。理查兹以为约翰逊肯定是不知道情况，就跟他说了。结果他发现，约翰逊把情况摸得门儿清，但还是非常固执。他对理查兹说：“要是他那么傲骨铮铮，不请求我给他份工作，那我就不给他啊。让他来求我。求我的话我手上有什么就能给他什么，但他必须要开口。”那位“白星”开口请求了，马上就有了工作。“林登想炫耀自己的权力，明白吗？”理查兹说。别的“白星”成员也赞同这个说法。他们觉得，约翰逊最看重的，就是承认，要别人面对他，恭恭敬敬地承认——他拥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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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从权力中得到的，权力都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