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言，无所得就无所失。许多历史辉煌是由英雄成就的，但在另一面也产生了许多失败者，这也算是历史的得失。人应如何逃脱注定的命运？
商鞅：为变法付出了生命
易主身败奈若何
革命与改革异同皆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不成功的革命，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改革。成功的革命使江山易主，成功的改革使江山稳固，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封建中国的改革总是由某个当权者提倡，被另一个当权者制止，其具体实施者往往处境不妙。
斯宾诺莎在其“欲说明君主整体和贵族整体如何组建才不会蜕变为****”的《神学政治论》中所言，“一个国家如果其和平依赖于它的国民怠惰无能，使他们又如绵羊一样，除了奴性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与其称之为国家，不如称之为荒芜的沙漠更恰当些。”
对封建中国的政局来说，很多改革者实乃是在“荒芜的沙漠”中举步维艰的骆驼，穿过漫漫尘沙之后干瘪了昔日丰实的驼峰，在倒地的瞬间，目光似乎还遥望着远方的绿洲。
商鞅的境遇可以为此佐证，这位卫国国君的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中庶子，以多智和勇敢而得到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前往探视，问其身后的治国大计。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这个中庶子虽然年轻，但身上有奇谋，“少好刑名之学”，对国之发展有重要意义，并千叮万嘱：“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可魏惠王不以为然。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招募贤人，因这个西北边陲的国君名不载诸侯之列，只有通过开放式改革才能振兴国家，这对商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求见，因不了解孝公的真实打算，他在晋见时试探地谈及儒家的帝道与王道，都没有引起对方的兴趣，甚至使孝公昏昏欲睡。这时，他谈到了法家以强国之术为内容的霸道，秦孝公顿觉此乃醒人之语，遂与之谈论三天三夜，进而决定任用商鞅实施变法。
被封为左庶长的商鞅具体制定了变法律令，他恐怕百姓不遵守新法令，于是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南门之外，告之国人：“将此木移到北门者奖十金。”很多百姓对这种举手之劳即获厚赏之事感到奇怪，因而都围观而无所为，商鞅见状说：“有能将此木移到北门者给五十金。”有人尝试移木至于北门，真的因此获得赏赐，通过这个办法，商鞅得到百姓信任。
本是强国富民的改革，却要煞费苦心地争取百姓信任，从中似乎能较为清楚地看到秦民、秦法和商鞅的关联。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得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是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
商鞅将李悝《法经》与秦国实际相结合，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其主要内容是：颁布法令，制定连坐法，以重刑治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垦荒；重赏军功，禁止私斗。
该法令颁布后，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秦国发展加速。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其权力大抵等于相国兼将军，当时他感觉良好，大权在握的商鞅在第一次变法成功的基础上开始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征收军赋，平抑赋税；统一度量衡，革除戎狄风俗。
当时的咸阳有“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良好战略位置，商鞅大概从一开始便有逐鹿中原的考虑，“废井田，开阡陌”设置了全新的封疆，很多村落、乡邑被合并为郡县，全国政权和军权集中，封建政体逐步确立。让利于农民的“初为赋”、“訾粟而税”缓和了阶级矛盾，保证了国库收入，避免了社会弊端，巩固了封建统治。
变法反映在军事上表现为对魏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的胜利，秦国因之收回黄河以西的大片失地，“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秦国大业可期也。
从诸多方面都能看到商鞅变法成效显著，“主以君安，国以富强”，“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此举可被追溯为秦始皇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
有如此佳绩的商鞅变法起初便遭到贵族的反对，理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反对处于理论层面，商鞅驳之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在他步步为营的计划逐步实践的过程中，商鞅被封于商地，得城邑十五座，并号之商君。因其执法严格，很多律令严重损害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戈大强，诸侯畏惧”。反对开始进入实践层面，但有秦孝公的支持，贵族无可奈何。
及至孝公年迈，商鞅掌握国家军政大权，周围势利之人眼热，政权之争顿起。病重的孝公曾打算让位于商鞅，以求秦国持久强大，商鞅未接受，因为此非人臣之举，但这时他的生命安全已成问题，出门皆需保护。等到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的处境大为不妙，昔日的太子成为国君，对当年差点儿使其失去君位的商鞅自然有些看法，当贵族联名状告商鞅有谋反的企图时，秦惠文王并不认为这是诬告，派官吏逮捕他，商鞅只有逃跑。
此后的商鞅接连遭遇自己以往制定的法律的惩罚，由于法律比较严密，出逃难以成功。比如商鞅的法令规定，住宿要有身份证，无证之人要遭到逮捕，处于困境的他不能使用身份证，只好打算逃到魏国去，却遭对方拒绝，因为他弃魏投秦之举让魏国极为反感，何况其在秦魏战争中曾起过主导作用，魏国这时候当然不能接受商鞅，无奈的他最后只能负隅顽抗，在自己的封地上组织民兵，抵抗前来讨伐的国家军队，由于这支军队曾是他亲手打造的强军，结局可想而知。
寡不敌众的他被秦惠文王车裂而死，又因其制定的法律而遭灭族惨祸，但其法令并未因其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逐渐强大。
为变法殚精竭虑的商鞅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其失败在于没有看清楚秦朝统治阶层的权力格局，方式过于强硬，但若迎合统治阶层的利欲，变法的实际功效必然大打折扣，忽视阻碍变法的消极力量，得罪可能日后反攻的既得利益阶层，只能自绝后路，为智者所不取。
从可控层面上看，商鞅没有看重教育的力量，没有更好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没有指出变法的长期意义，以至于新任国君无法信任他。但商鞅之败更多的表现在不可控层面上，即为中国封建宫廷谋划，而缺乏自身长远安危考虑的实干之举大抵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代真正的改革家之结局多如此，易主身败奈若何！改变改革者的命运，唯有从变革封建政治制度的角度着眼，此举只能寄希望于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
吕不韦：奇货可居到头一场空
奇货可居利千万
封建中国的商人地位并不乐观，很多商人为了光宗耀祖，用银钱捐来顶戴花翎，以证其祖坟冒青烟矣。在“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人处于末座，面子上很难看。商人成为相国，这种身份转换在任何年代都属超常规运作，吕不韦这件事做得漂亮。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尽管如此，但人们总是很矛盾，在很长的时间时，商人都成为被压制、被嘲笑甚至被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获得全社会的认可是非常难的，他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办法来获取社会地位与名声。
这种状况发端甚早而持续时间不短，早在先秦时代，经商致富的吕不韦就曾为此感到难过，他与其父的对话颇能说明其转行的考虑，子问：“耕田之利几倍？”父答：“十倍。”子又问：“贩卖珠宝玉之利几倍？”父又答：“百倍。”子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再答：“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利润差异如此之大，吕不韦深感转行的必要，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政治风险投资。
吕不韦有胆有识有眼光，以商人的身份掌握山河犹如痴人说梦，必得有官场中人佐之。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是吕不韦最初的结识者，他认为此人“奇货可居”，不仅用金钱帮助异人，还为异人争得继承王位的资格。
时值秦孝文王主政，其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弟与华阳夫人熟识，极赞子楚才高德著，“华阳夫人是我异人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
华阳夫人觉得很有面子，吕不韦适时指出：“臣闻以美色而得宠幸，及年老色衰时即不再，今夫人侍奉太子，若趁此选出继承之人，则国君在位时尊宠，国君百年之后，其所举荐之子为王，则永不失尊宠之势，真乃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倘不在宠幸时为身后作好准备，等到色衰爱驰，虽进语又安能使国君言听计从？诸公子中数异人最贤孝，还愿依附夫人。”华阳夫人明白他要说什么，后来异人顺利即位，任吕不韦为相国。
在扶植异人（子楚）为秦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吕不韦的智谋与胆略，因此他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商人摇身一变成为相国。他看透了华阳夫人和异人的发展空间和欲望，他指导他们如何实现欲望，自己从中渔利，因为合作是长期的，所以吕不韦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为巩固这种联盟，吕不韦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其所娶的邯郸诸小妾中，他曾与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同居，该妾因之怀有身孕，这样的美妾被异人看见了，一见钟情而产生爱慕之心，甚至请吕不韦把美妾赐给他。异人这个要求非常过分，“朋友之妻不可欺”，恩人之妻更加不该求，但他偏偏求了，吕不韦又能怎么办？难道要跟他翻脸吗？那样太得不偿失了。更何况，美妾也很愿意，大概看中了异人之位，男欢女爱如何阻拦？美妾未把怀孕的事告诉异人，后来生下嬴政，对吕不韦自然很亲近。
子楚继位成为庄襄王，三年后由年幼的秦王嬴政继位，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确实有“欲以并天下”的愿望，他对秦朝的变革并非无所作为。比如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在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儒墨先起，黄老继之，进而有名、法、兵、农各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时，吕不韦同战国四公子一样礼贤下士，门人多达三千，他们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事。该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注重儒道两家，对法墨两家采取批判的态度，“诸子之位兼有之”，可见其“杂家”意味。《吕氏春秋》为秦朝统一六国作论证，书稿质量不错，吕不韦非常满意，“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其历史价值足可称开启两汉当然是后话。
吕不韦的人生道路开辟了“官商”的先河，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思路可谓独到。封建中国的社会分工尽管清楚，但牵涉的职业范围广泛，吕不韦的商业气魄惊人，他不仅在用商品作交易，更是在同国家、同命运和未来作交易，其间的机敏灵活和对时机的把握都恰到好处。
“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秦王嬴政年龄增长，对权力的渴望越来越直接，当他即将亲政的时候，吕不韦意识到要发生相权和王权的矛盾。他的判断力非常准确，但从多方面作的准备却不尽聪明，吕不韦昔日将宠妾赠与异人，其后又多与身为皇后的嬴政之母私通，尽管事出有因，但传到嬴政的耳朵里，毕竟非常难堪。嬴政即位之后，昔日的宠妾成为太后，吕不韦深知不可再与之有暧昧往事，他的办法是找替身以金蝉脱壳，以假宫刑的方式使进入内宫。
身体强壮，能让太后快乐，甚至与太后生有二子，他没有吕不韦的智慧，打算废嬴政而以其子取代，每当与人发生争执时，他都气愤地说：“我是国君的假父！”哪里知道，他要取代的君主日后一统江山，“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以咸阳为都城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北起河套、阴山、辽东，南至岭南，东自东海，西达陇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政治组织能力不断上升。
毕竟是粗人，他要在嬴政加冕时兵变，这场兵变很快就被平定了，因为此前嬴政已知真相。粗人必将连累智人，在追查这起事件的过程中，吕不韦被嬴政罢免相职，嬴政致信曰：“你对秦国功劳何在？秦国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王有何血缘关联而号称‘仲父’。你与家眷都迁到蜀地去吧！”吕不韦看到大势已去，感到人生的意义缺失，遂以自杀身亡的方式为人生落幕。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色取仁而行违”，太史公辩证考察人生的得失，认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在遭难而有所得者中，不韦居其一焉。评价历史人物，当然要持某种价值尺度，但儒家“仁”的判断或许未能涵盖全部，关键是其“在邦”、“在家”皆不妙，这倒有些让人操心，“吕子”的境况大抵如此。
吕不韦未能颐养天年，却也该满足了，自己毕竟是“龙种”的传播者，尽管这种父子关系在纷纭变化的封建官场没有浓厚的人伦内涵，但子成“龙”而父亦有荣焉，何况此“龙”非前“龙”，乃是自称为“朕”的“始皇帝”。
他的投机方式作为智慧为后人所参考，据说在近代仍得以应用，比如“烧冷灶”，选择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者并不容易，有时候恰恰是选择失当而贻误时机，而其关于盈利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而将对得失的把握推至宏远的意境，其眼界、谋略和实践方式若运用到积极方面，或具有某种恰当的启示。
司马迁：悲情人生与后世经典
明主不晓太史公
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力量应从当前和长远两方面辩证考量，着眼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离幸福十分遥远，统治者视其如草芥，若获罪于君王或大臣，可能被刈除、摧毁，但他们凭着不朽的笔记载基于历史的判断，以被惩罚者的身份让惩罚者经受后人的唾骂。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历史评判权，帝王将相掌握着现实的生杀大权，二者的界限十分明确，因此帝王将相占尽荣华富贵，却总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知识分子仕途坎坷，但总是被后代歌颂。在双方所持不同力量的对比上，大抵会得出很多具有历史感的幽默答案，继而呈现出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司马迁能在极其艰苦、孤独且羞辱的环境中秉笔直书，就有点儿这个味道。
司马迁选择著史与其家庭文化熏陶有关，其家学渊源可追溯至秦惠文王时的司马错和秦始皇时的司马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在为官30年间曾有志于编撰史书，但这个愿望没有成为现实，临终时将之托付给司马迁，“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未忘父托，自儿时起就博览古籍史册的他曾跟董仲舒读解《公羊春秋》，又随孔安国读《古文尚书》，20岁后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考察古籍并搜集史料，可谓史学界的青年俊杰。司马迁成为太史令，没有通过科举或类似的途径，而是因袭父职，管理皇家图籍，执掌天时星历，其间曾与唐都、落下闳等制定《太初历》，以代替流传多年的《颛顼历》。
如果说起初还是在“搜集材料”的意义上工作，那么此后的司马迁就开始了“整理材料”，及至不惑之年，他开始撰写《史记》，但当这项繁重的工作开展到第7年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按说这件事情与司马迁没有关联，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失败，汉武帝要严惩，大概是传统的正义感或责任感之类触动了司马迁的神经，与李陵并无私谊的他为“投降的”李陵辩解，说得头头是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这种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很让汉武帝生气，“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司马迁大概不知其中利害，由于李陵“救兵不至”，伤害了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结果招来奇耻大辱，“明主不晓”，汉武帝打算把这位批评自己小舅子的知识分子推上断头台。
汉朝的刑法认定两种减免死刑的办法，其一为以重金（50万）赎之，其二为遭受宫刑。仗义执言的司马迁其实是穷书生，家中几代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及50万，只好失去男人的物质资本。但他没有丧失男人的精神资本，在狱中遭受残酷的刑罚之后，他没有被奇耻大辱所打倒，而是忍受着莫大的精神痛苦，发愤继续《史记》的创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最终完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文学巨著。
当时的创作环境之艰苦可以想见，他的伤口不容易愈合，长期滴血流脓，周遭腐臭不堪，“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这位承受如此难言的孤独的思想家感叹道：“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惨祸、悲伤、侮辱、诟骂、抑郁……似乎以特有的方式成就了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杜甫诗曰：“文章憎命达”，命运多舛的确可以增加文人的生活阅历，继而反映在创作上，但这也影射出传统社会畸形的社会心理。
命运悲惨的司马迁承受巨大的人生折磨，含辱以承父志，艰苦卓绝地张扬生命的坚强。他审慎地取材编撰，“不虚美，不求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著史之余，司马迁作赋8篇，记述了入狱经过和著史的信念。“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民谚曰，“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遭罪至此而仍不改其志，可谓之强者。
这样的强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仅司马迁引为偶像的就有孔丘、屈原、左丘明和孙膑，这样的强者在司马迁之后亦不鲜见，可谓前可见古人，后能见来者，直至封建中国的政体终结，宫刑之类的屈辱方能走进人类思想史的博物馆。
司马迁落笔沉稳而坚实，不是要以此消磨时光，他要将其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已看清楚了，求长生不老药的汉武帝是过眼云烟，后人对其境遇自有评说。
容纳130篇的《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其纪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终止至汉武帝，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总共526000余字。司马迁贯彻“实录”原则，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统一功绩；也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地位。这是对先秦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其史德之高，他的文笔畅快淋漓，时而可见浪漫主义充溢其间，毫无腐儒之意。
在汉代以前，从内容的广泛、史事的翔实、取材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诸如《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几乎没有一部能与之媲美。史书著述完成，传播并使之闻名亦很重要，当时了解这本历史巨著的人并不多，后来其外孙杨恽研习之，方才使《史记》流传于世，后世“正史”都采用该体裁，司马迁可以感到安慰了。
出狱后的司马迁任中书令，即皇帝的贴身秘书，历史上这样的职务往往由宦官充任。这时的司马迁来日无多，《史记》成书不久之后，这位对历史的言说颇有作为的思想家含恨离开人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的他实实在在地完成了西汉社会的剖面，其理论价值远远超过了距他约180年的班固，这个判断应该是通过历史比较得出的结论。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善于考据的司马迁遮蔽了自己的生年、卒年，这给其后的历史考据者带来并不容易攻克的课题，唐代张守节《正义》注：“太初元年，迁年42岁。”王国维、梁启超等由此认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郭沫若等由此认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
两种说法差别的年岁不为司马迁所知，但这种考证在他看来似乎未必重要，因为历史不仅有事实层面，还有思想层面，他似乎故意构筑一个告白，历史也是可以有所残缺的，正如法国哲学家福科所言，历史的退却与返回只是历史学家的自信之为，历史已经过多次洗牌，其黎明不可能清晰可见。还原到司马迁的遮蔽，这同他谨慎治史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意味着生死都是物质的形式，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风骨比生死更重要。
王莽：终究还是一个逆臣
谦恭未篡有谁知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将功过缕析，何况很多过错之形成与其所处的封建社会背景关系极大。封建中国的书生大概只能摇旗呐喊，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而仅仅忽略书生本色的政客不能成为成功的统治者。
封建中国的文人难以成就帝业，或因政治道德理想过于超前；或因处于社会中级而缺乏号召力和决断力；或因勇气不足以实践。总之，书生总是帝王的附属，帝王总是书生之“牧”。
或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然，亦有隐逸的高人不愿陷于流俗，乐得吟哦诗歌，钓鱼野炊，感受梅妻鹤子的快乐。
历史发展到西汉末年时，经验式的结论遭遇特例，这就是王莽及其建立的新朝。
王莽是西汉末年的外戚，其父乃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庶弟，王皇后诸兄弟都以外戚封诸侯。王莽早年生活节俭，谨事老母及寡嫂，素以德行著称，伺候病中的伯父王凤更是数月不解衣，后因王凤临终之前推荐，王莽得拜黄门侍郎迁射声校尉，后迁为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
这个早年生活节俭的文人深知招纳名士、结交公卿的重要，周遭人缘颇佳，因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之罪，被视为忠良，此后顺利当上大司马。爵位的尊崇并没有使他居家奢侈，据说他的妻子见客时竟“衣不曳地”，衣料都是粗布，人人以为奴婢。在汉哀帝时期，他为彰显气节，甚至罢官“杜门自守”，又遇其子杀死家奴，王莽不为袒护，命其子自杀谢罪，时人以为难得。
汉平帝即位后，王莽复任大司马且总揽朝政，权力缠身的他欲望日盛，为能有机会荣登大宝，他培植党羽，诛杀异己，此后接受安汉公的爵位，加号宰衡。
为了进一步培植势力，他指使大臣上书，立其女为皇后。此外，出钱百万、田产30顷，解救贫民于水火，聚集儒生令其改正前人乖谬之处。由于辞让田产的封赏，吏民上书颂其功德者达487572人，他因此获得“直臣”的美名。王莽的做法有时候非常拙劣，其子王宇恐日后出事，屡次加以劝谏，王莽从不在乎，他将努力都放在收买人心上，由于笼络了很多渴望发迹的南来北往之人，家中门庭若市。
王宇不愿看到这种虚假的繁荣转眼间成为悲剧，派人在王莽门前洒血迹，王莽亦恐遭天谴，处事有所收敛，可是洒血的人后来被发现了，被逮捕之后供出王宇，王莽回报儿子一片苦心的是屠刀，王宇及其同党出乎意料地被赐死，他的父亲依然如故。
名声的背后掩藏着邪恶，尽管已经成为皇帝的老丈人，但女婿的江山毕竟不是自己的，为扫平夺权的阻碍，王莽毒害平帝，追杀平帝之子，拥立两岁的孺子婴，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
当女儿成为寡妇，王莽实现愿望的努力进展顺利。此后他又费了一番周折，为了名正言顺，他买通塞外蛮夷进奉白雉，秘密派人献瑞，伪造符命称“假皇帝应做真天子”，其意路人皆知，只是谁都不敢揭穿，直至他自立为帝，建立新国，次年又改元“始建国”。称帝后的王莽依符命将其中提到的“王舜、平晏、刘歆、哀章、甄邯、王寻、王邑、甄丰、王兴、孙建、王盛”11人分封，除策划符命的哀章有着落外，只有8人能对号入座，实在难为王莽，但封建中国的官吏中从来不缺乏会办事的人，有趋炎附势者找到城门令史王兴和卖饼小贩王盛，王莽即拜为大将军。
王莽的很多做法过于重视形式，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文人“文过饰非”的毛病。诸多错误做法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为了缓和矛盾，王莽托古改制，颁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丁不满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者分余田于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制授田。这个有帝王瘾的书生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铸各种各样的货币，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龟、贝拿出来使用，造成农商经济大混乱，其不懂经济而胡乱指挥的状况可见一斑。
经济才能如此，军事才能亦乏善可陈，王莽强迫个别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换汉朝封增的印绶，毫无意义地贬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对方强烈不满。当高句丽、匈奴等族起兵反抗时，王莽派兵远道征伐，加重人民负担。其改制导致声势浩大的赤眉、绿林起义，贵族和豪强也打出反莽旗帜，王莽为此两次派兵讨伐，都遭到大败。政局摇摇欲坠，绿林军继而分兵进攻，在长安附近掘毁了王莽的祖坟，长安城人民攻入皇宫，败落的王莽在战乱中被杀。
王莽为什么会一错再错？以他的才干、智商而言，这似乎很难理解。事实上，王莽之前的封建中国并非太平盛世，王莽之倒霉并非全由己过，地主阶级维护既得利益亦是重要原因，“王莽出而提倡均田”，是代表多数农民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在乡间收买土地，遂称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各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领袖，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白居易诗曰：“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莽毕竟是书生，如果放弃对迂腐“仁义”的追求，权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可能成为不乏佳绩的开国君主，但沽名钓誉的他不懂得征战与治国，难以有大作为。
他处事注重托古而信命，试图通过福瑞实现他篡位的目的，很多举措矫情，有的事情做得令人皱眉。毒害平帝、追杀刘秀之举超越了起码的人伦规范，还有什么声誉可谈？封建中国的书生眼大肚小，很多政治家只想成为权力的持有者，关键的时候对才情、名声一类的东西是断然放弃的，书生眷恋才情、名声的同时，还眼巴巴地看着权力，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封建旧中国的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费尽苦心的王莽到头来被识破计谋，他的行为和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人们识破其机关提供了解读线索，很多事情都要通过时间来证明。
冯道：小富即安
官场圆融长乐老
官场风气越来越糟，人们素以门第攀比，没有高贵背景的冯道甚至被低于自己的官吏讽刺。他已心灰意冷，为自己的日后打算，决意为了做官而做官。既然已无廉耻，何不把握机会，这是封建官场难以摆脱的羁绊。
据钱穆先生所见：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比如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这时就过得挺舒服。从五代官场不倒翁冯道身上，似乎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风气。
出生于小康之家的冯道性格淳厚，不觉得破衣陋食有什么不好，这种小富即安的人往往难以跻身名门士族，但五代是极度混乱的时代，混乱让一部分人倒霉，也让一部分人获得机会。冯道最初辅助幽州军阀刘守光，刘守光以残酷闻名，一言不和就可能杀戮，甚至“割其肉而啖之”，冯道曾触怒过这个上司，却大难不死，可见其还是有本事的。
刘守光兵败后，冯道到河东监军张承业处做巡官，张承业推荐他给李克用做河东节度掌书记，当被李存勖重用之后，冯道便日益显贵，李存勖让他起草政令文告，冯道不贪富贵，已经发迹的他在军中盖简陋的茅草屋居住，睡在干草上，如此简朴殊为不易。
简朴只是形象，算不上本事，冯道的本事在于处理君臣的纠纷，这时他没什么名望，奔丧的时候只能徒步，直至明宗即位，任命冯道为相，这个小康之家的知识分子才找到自我实现的感觉。
由于了解百姓生活，他还算做了不少好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得到任用，反对有些大臣无根据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唐朝诗人聂夷中《伤田诗》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觉得该诗道理深刻，道出社会原貌，命人抄录而经常诵读。
然而，当时的官场却日渐腐化，门第、出身成为重要砝码。正因为如此，冯道总是遭到白眼，心灰意冷的他也从此不再为国担扰，不再固守某种理念。
“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从珂兵变时，被明宗破格提拔为宰相的冯道率百官迎接。从前朝元老变为新朝的功臣，冯道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李从珂让他当司空，大概也有不信任的嫌疑。石敬瑭后来打败李从珂，将原明宗朝官吏复职，冯道又当上了宰相。石敬瑭的人品世人皆知，他尊称契丹皇帝、皇后的肉麻让起草诏书的人“色变手战”，石敬瑭偏让冯道当册礼使，老练的冯道根本没当回事儿，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既然已无廉耻，何不把握机会，冯道觉得只有取悦耶律德光，才能在石敬瑭的朝廷里站得稳，这种自保的智慧也算是身处乱世的武器了。
冯道这次外交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耶律德光觉得这个“儿国”的宰相挺实在，冯道甚至表示愿意在契丹生活，耶律德光觉得冯道可以替自己办事，冯道的表演技艺确实高超，“依依不舍”的他一路上走走停停，两个多月后回来，他的判断确有道理：“走快了，就好像逃跑了，契丹的快马就会追赶。”石敬瑭看冯道如此让“皇父”高看，竟然以皇帝自尊取悦宰相，“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封其为“鲁国公”，“宠无与为比”。
石敬瑭当皇帝的后晋终结之后，冯道投靠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将他痛斥一番，他装疯卖傻地说自己是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儿。耶律德光见他还算忠于契丹，问他关于治理百姓的办法，冯道的话说得肉麻：“这时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够救得。”大概是这番话起了作用，冯道成为辽代太傅，契丹兵将实在太残暴，仅凭武力可得天下而守不住，冯道不得不为自己留后路。
当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拜冯道为太师。4年后郭威攻入汴京，冯道再次率百官恭迎，当上后周政权的太师，并主动请缨解除刘知远宗族的武装。周世宗即位后，冯道见他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又为自己的日后作打算，多次反对柴荣出征以稳固国政，但柴荣没听他的，而是以战斗的胜利作为回答。这时候他感到自己老了，73岁这年默默死在自己的家里，身后境况非常凄凉。
冯道曾作《长乐老自叙》，为自己做了个履历表，罗列其在各个不同朝代的官职，认为自己“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政治伦理尽失冯道所处时代的特色，但其所为亦为后人所诟病，欧阳修痛斥道：“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称其是“奸臣之尤”，《旧五代史》对其亦褒亦贬：冯道“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新五代史》中记载，“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如此”。“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旧五代史》）较之忠臣而言，冯道可谓不忠之人，但在五代十国，每个朝代平均只能维持6年多，每个皇帝平均只能拥有3年江山，忠臣又有何为？
冯道觉其悟知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而欧阳修责之曰：“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这里所说的“李氏”为守节者，其夫病故在司户参军任上，李氏带幼子送夫之遗骸返乡，路过开封时投宿旅馆，店主拽其手而不留之，李氏因手被店主所拽而哭曰：“女人要守节，手怎能随便让他人拽，不能让其玷污我全身！”遂持斧斫手臂，路人见之皆叹。
从封建社会道德观出发，冯道不如这个妇人，但冯道若仿效这个妇人，要么以死殉国，要么归隐山林，山林之归隐恐不容易，又有哪个君主值得他以死相报呢？宋代范质评之：“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其处时局如巨山不可转，当属客观之言。
冯道诗《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有个独特的文化贡献，他开创了中国成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事业，依唐刻而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周礼》、《仪礼》、《礼记》皆得刊印，后人称为“五代监本”，“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如此重视礼仪文化之人，绝非四六不懂之徒也，对身处乱世的这位“官场长乐老”，不能简单褒贬。
黄仁宇先生说：“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出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对冯道的判断还会因历史资料不断翔实而得出更多的结论，但他放弃良知和善于投机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封建官场难以摆脱的羁绊。
李存勖：创业难，守业更难
创业守成都不易
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也只是在回眸的时候感到自身的经历与历史上很多过眼烟云的事实相类似，决不是要人们为此游戏在人生的喜怒哀乐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必须严肃，且应该让严肃伴随生命的始终。
创业是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创业并不意味着能使这番事业发扬光大，历史上很多事情恰恰证明守业的难度并不比创业低，可谓创业守业都不易，李存勖的人生成败颇能为此佐证。
朱温建立后梁朝的时候，北方有两大割据势力：幽州刘仁恭和河东沙陀族李克用。这时契丹族开始强大，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对付叛唐的朱温，跟阿保机在云州东城结为兄弟，约定一起攻梁。李克用不愧是沙陀族英雄，极力维护唐王朝统治的他反对朱温篡权，但是又不莽撞，他深知对付势力强大的朱温，得有恰当的时机，遗憾的是，这个忠心耿耿的将领生前无力挽回唐朝灭亡的命运，好在其长子李存勖确为将才。
朱温曾惊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朱温是“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的政治家，说出这番话，可见李存勖确非庸辈，李存勖懂得抓住战机，亦为李克用所欣赏，“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辞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阿保机后来见朱温势大，派人与之结盟。李克用闻之暴跳如雷，此后因其长毒疮而病倒，弥留之际把李存勖叫到床边：“朱温是吾冤家；刘仁恭乃吾所立，后来投靠朱温；契丹曾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不瞑目。”接着，他吩咐侍从拿来三支箭，亲手交给李存勖，叮嘱其勿忘报仇。李存勖跪在床边含泪接过三支箭，答应父亲牢记嘱咐，李克用这才合上眼睛。
李存勖此后接替父亲做晋王，他着意训练兵士、整顿军纪，把原本散漫的沙陀兵士训练成精锐善战的武装部队。发誓要消灭敌人的李存勖把父亲留给自己的三支箭郑重地供奉在家庙，每次出征的时候，都派官员到家庙里把箭取出来，放在精致的丝套里面，随身带着上阵杀敌，打胜仗后再送回家庙，怀有坚定战斗意志的他一度过关斩将。
当李存勖大败梁军时，过三垂冈而感叹：“此先王置酒处也。”经过几次激战，李存勖把朱温50万大军打得狼狈逃窜，到关键的时候，李存勖将皇后及皇子送回老家，颇有破釜沉舟之势：“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激情确实战无不胜，又羞又气的朱温眼睁睁地看着势头越来越不对而病死。
一鼓作气的李存勖攻破幽州，活捉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押回太原后当众赐死。耶律阿保机即位称帝5年后，李存勖带着父亲的三支箭，亲自率军大破契丹兵，把耶律阿保机赶回北方。
屡有胜绩的李存勖成为后唐庄宗，逐渐以享乐为能事，因为亲信宦官、伶官，千余名宦官作威作福，峻法厚赋使民众穷困，政局陷入混乱。李存勖自幼喜欢戏曲表演与欣赏，做了皇帝之后，仍有当“票友”的雅兴，常涂粉登台，艺名“李天下”。
艺术投入者往往忘我，据说他曾在戏台上喊了两声“李天下”，一伶人见状扇其耳光，此举惊四座，李存勖问其缘何如此？伶人说，“李天下”只有皇帝一人，如何能叫两声？龙颜为之大悦，扇皇帝耳光者得到了赏赐。
这是怎样的王朝？受宠的伶人自由出入宫中，群臣不敢责之。更有佞臣为讨好皇帝，甚至巴结伶人，伶人得到重用，从事刺探敌情之类的工作，直至担任重职，久经沙场者不被重用，皓首穷经者不被重用，后唐是伶人的时代，但他们能力无多，常以抢占将士妻女为能事，朝政焉能不乱？
李存勖后来打算灭后梁，在这场战斗中，李克用养子李嗣源最先攻入后梁都城，出身沙陀平民的他小名邈佶烈，曾于上源之难中冒死救李克用，后被赐名李嗣源。他为人持重寡言，“英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
李嗣源自幼与李存勖明争暗斗，曾获得“李横冲”称号，感觉逐渐良好的李存勖缺少足够的度量，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起居，他也受到群小飞语毁谤，“颇为谣言所属”。
据说李克用曾下令，让银钱库官员满足他的经济要求，结果他把自己所得的财物都分给了部下。在灭后梁的战斗中，屡建奇功的他使李存勖犹如芒刺在背，当时出征的侍卫亲军是庄宗从诸军中亲自挑选的，号称“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原是伶人，因为军功被擢升，素以叔父礼事郭崇韬，郭崇韬被李存勖冤杀，为报恩人之仇，他暗自结交“从马直”军官，并散布谣言，说庄宗决意尽杀亲军，亲军士兵遂人人惊恐，李存勖却毫无所知。魏州兵变之时，李存勖派李嗣源率兵征讨，刚到魏州城下，部将就与魏州军会合，共同拥戴李嗣源“帝河北”。
李嗣源起初并无反意，后来女婿石敬瑭劝诱之：“安有上将与三军言变，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顷刻，不宜恬然。”
李嗣源假托收抚散兵，脱身出城至魏县另成一军，屡次上表朝廷表明忠诚之心迹却皆被元行钦阻遏，于是决心自立。李嗣源决定南下之际，河北诸镇纷纷拥戴并为其提供方便，庄宗出钱帛赐给诸军，士卒拿着钱物破口大骂。庄宗再三许诺今后有厚赏，士兵们直截了当地说：“陛下赐予太晚，人亦不感圣恩。”结果李存勖在众叛亲离中为流矢射中身亡。欧阳修评曰：“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方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然也。
“奇儿”在父丧之后的坚定进攻没有辜负老父的期望，三支箭的意义已超过报仇的初衷，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走出初衷的必要。
正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报仇之后应该开辟一番壮丽的事业，整日周旋在伶人粉墨中，以至于在叛将的进攻中遭遇众叛亲离的结局。我们不应不允许一个人有他的爱好与兴趣，但一个人也绝不能只有爱好与兴趣，置更重要的责任与任务于不顾。古语云：“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李存勖纵情于“艺术人生”时，自己却成为历史舞台中的一个滑稽角色，更成为后人眼中的笑柄。因此，只有真正的幽默具有深度的意义，能给人以厚重的感染力。从后人的视角看，李存勖的杀掠和贪财以及重用伶人，最终导致身死国灭，这早已成为前车之鉴，但置身沙场的他也算是位英雄。
李煜：毁国败家的后主
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说李煜是女人缠足的倡导者，有时间发明如此艺术，没时间研究对敌策略，这样的帝王怎能不亡国！不去改变灭亡的命运，“日夕以眼泪洗面”，只能自取其辱。其实，很多可能发生的悲剧都是因为努力避免而没有发生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传神之笔“语尽意不尽”，波涛起伏而悲思难平，词人李煜对“物是人非”的“怅恨之感”之原因似乎没加以追问，只看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其身为帝王，每每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从不励精图治，谋划抵御之策，一味哀叹又有何意义？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之子，青年时受长兄太子弘冀猜忌，因而其“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既然不便于参与政治，就把才智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娱乐中去。后来，太子弘冀和其他四位兄长早死，李煜被徙封为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
东宫不是什么皇子都可以入主的，李煜政治锻炼严重不足，突然日理万机，给其后来治政带来危机，更何况，当时南唐国力每况愈下，李煜即位后，“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及至宋朝代周建国，南唐的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如此政局，李煜沉湎于酒色，仅仅寄希望于在对宋的委曲求全中苟且偷安，朝政日渐荒疏，统治日益败坏。
宋灭南汉之后，李煜上表赵匡胤，愿改称“南唐后主”以朝贡于宋。由于毫无作为，军事惯于疏漏，虽然“常常以国蹙为忧”，但缺乏封建社会政治家的治国之术和抵御外辱的良策，使得国家处于灭亡的危境。
当时南唐也有忧国忧民的忠贞有识之士，比如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收复淮南故地，可李煜缺乏辨别忠奸的眼光和能力，惧不敢从之，竟然听信谗言，派人将林仁肇给杀了。内史舍人潘佑直言敢谏，上书议论时政，因为言辞义愤而触怒李煜，最终被迫自杀，并连带其好友户部侍郎李平缢死于狱中，“后主以军旅委皇甫继勋，二事委陈乔、张洎，又以徐元、刁……为内殿传诏。而遽书惊奏，日夜狎至，元等辄屏不以闻。”
诛杀忠臣没有好结局，政治上的昏庸加速其灭亡，以至于后来宋朝屯兵其城南十里时，李后主竟“犹不知也”。
李煜笃信佛教，曾经广建佛寺，在宫禁中建造僧尼精舍，继而多聚徒众，及至城破之时，他仍在听僧人讲授《楞严经》与《圆觉经》。
李后主算不上政治家，对政治也不怎么感兴趣，既不会抓政治，也不敢抓政治，只有卑躬屈膝以谋妥协。他曾派弟李从善向宋谦卑朝贡，结果被扣留为人质。他改称“江南国主”，也没摆脱作为后主的命运，李煜事大宋礼甚恭，“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听起来颇有诚意，但宋太祖发火了，“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话说得明白至极，盼“宗社之失不在臣身”的李煜感到了冰冷，却仍不懂得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当宋朝将领曹彬率兵攻破金陵时，李煜表示投降，被封为“违命侯”送入了汴京，监禁两年多，其行动受到严格监控，一老卒为其守门，这种处境使他产生了悔恨、怨愤、欲挣扎而又无力的苦闷，更忘不了当日的豪奢。
李煜被囚期间创作了很多作品，其词反映了宋太宗对降王的阴险残酷，“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身边的周后美艳绝伦，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宋太宗看后极其迷恋，经常用一顶翠轿将其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方归。这样的皇帝还有什么脸面？即使想要脸面，这时也已不可能，周后很快病逝，李煜《昭惠周后诔》为古今一长词，截其一段云：“我思姝子，永念犹初。爱而不见，我心毁如。寒暑斯疚，吾宁御诸？呜呼哀哉！万物无心，风烟若故。惟日惟月，以阴以雨。事则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栊，孰堪其处？呜呼哀哉！佳名镇在，望月伤娥。双眸永隔，见镜无波。皇皇望绝，心如之何？暮树苍苍，哀摧无际。历历前欢，多多遗致。”
对李煜来说，这时也已来日无多，回首往事的他最后被宋太宗毒死，死得非常痛苦。据说其文艺才华为行伍出身的宋太宗所嫉妒，因为无法达到其水准，便用毒药药死这位后主。
李煜确实才华横溢，如果做个自由的词人，在文坛上的位置可能举世无双。但这个词人做了亡国之君，便注定有悲惨的结局。
对于创作来说，他已经达到专业水准，不仅通晓诗文和音乐，书画作品也值得称道，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其前期作品大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题材过窄；后期作品大多抒发国破家亡的伤感，语言生动而哀婉感人。其词清丽动人，在艺术上别具一格，于中国词史中颇有地位，后人将其词与其父李的作品合刻为《南唐二主词》。而《旧五代史》卷134、《新五代史》卷63中都有所载。
可这个词人做皇帝只能算票友，票友皇帝偏遭遇亡国之危，有了更多哀叹的理由，哀叹促进其词水准的提升。这是怎样的悲剧！苏东坡对此批评恰当：“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何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
李煜《浪淘沙》词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其词不乏传世之作，很多名句至今仍朗朗上口，但当政期间于政事几乎乏善可陈，《西清诗话》载宋太祖语：“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也？”话说得多明白啊。
另外，李煜还将心思放在一些“发明”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缠足》曰：“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他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了风花雪月上，国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皇帝不能玩物丧志，事后才感慨悲痛，悔不当初，终是无用之举！“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只能自取其辱，因为“江南”早已在他的的手中被荒废了，亡国之后再“望”，又有何用？******曾言：“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斯言精辟至极！
苏东坡：流放途中著文章
九死南荒而不恨
在封建中国，心思放在文章上的人，生活中的利益得失则远不及心思放在官场者，因其不得意，文字上的作为就更多，其苦楚与艰难可见诸文字，这种状况与今天的作家抑或自由撰稿人不可同日而语。
什么是仇恨？什么造就了仇恨？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仇恨？为什么有的人无端产生仇恨？有的人历经艰难始终不恨？回答上述问题绝非易事。
当人们品读苏词之时，脑海中的词人大抵豪情满怀而步履洒脱，事实与想象总是有所出入，对苏东坡来说，这样的出入源于其很倒霉的遭遇，因为遇到成了气候的小人，朝廷将他贬于岭南。岭南时乃蛮荒之地，流放到此者十有八九难以活命，唯有寒号鸟的啼鸣伴他度过无望的岁月。但是他不老的活力透射出了生命的奇迹，庾岭老翁谓之“天佑善人”，其言谈举止不可谓不洒脱，题诗于壁不可谓不豪迈，但左右朝廷的小人自有办法，他开始“量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史”，“徙永州”，“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疲于奔命之间还有多少豪情和洒脱？
苏东坡之所以为苏东坡，不仅在于才思，更在于人格力量。“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的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难怪他常“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感到愤怒的他亦曾在诗中感怀，“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两句话让人抓住把柄：“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遂定罪贬惠州。
苏东坡又诗曰：“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原来还算他挚友的章时为小人集团首领，这个卖友求荣者冷笑道：“苏子尚尔快活耶？”仕途中不能快乐，还不能在诗中快意一番？苏东坡因而再贬儋州。苏东坡也曾遇到过赞其才思者，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见爱于前辈，大文豪欧阳修坦言：“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以折磨他人为好者却不愿“放他一头地”，他们不把苏东坡折磨得“衰并枯槁，百念已忘”，直至接近死亡是不罢休的。苏东坡矢志不渝，“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苏东坡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王安石的改革派觉得他保守，司马光的保守派觉得他激进，这个角色很尴尬，何况还有嫉妒始终追随。苏东坡的文采在当时很有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据说当时日本、朝鲜等国派人常驻开封，高价收购苏东坡的作品，“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
文人大都相轻，诗文不俗的王安石没有太多绅士的雅量，遂指使部属将“真奇才”苏东坡打入大牢，折腾得死去活来。
李国文先生认为，文学较量不易“费厄泼赖”。文采出众的王安石虽与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亦有长短高矮之别，他在苏轼面前，还是要矮一头的”。因而对苏东坡颇有“妒意”，王安石乃掌权者，察言观色的小人为之做些不体面的事情，还是可能的。同为“学而优则仕”者，苏东坡与王安石比较起来，花在文学上的心思多得多，“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句话道出了苏东坡文章、诗词之所以负有盛名的原因，那就是凭着灵感创作，视创作为乐事。今人为了解具体的生活情状，出外体验生活，其体验的出发点是从未经过，古人则以体验为常事，对生活的把握往往更见功力。
43岁的他写诗固然悲凉，但不在意起伏的未卜命运而挑战权贵，“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65岁时，他确实感到很迷茫：“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飞。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泥。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僮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他不再有当年“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的生命活力，已经不能从人们对其诗词文章的赞美中找到成就感，他大概真的老了。
他染上小人发射的病毒，面对几无停顿的挫折，如果“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但他乐观、豁达、坚强，而且把这种健康的精神面貌展示给人看，直至“出门马旋风吹眠，走马连篇鹊噪人”。但洒脱已成过眼云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尽管不再“兹游奇绝”，但他“不恨”不改，他在辞世前给维琳方丈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他的爱慕不减，并夹道欢迎。“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生活状况至此，还能有这番幽默的情思，不可谓不难得，东坡居士，你为什么不恨？
居士自有禅思，禅将“修行”视为点滴的功夫，顺境往往不能成就“觉者”，禅者应以宽容的态度面对使其遭受逆境之人，通过“放下”而离苦得乐，在这个意义上，创伤造就成熟。东坡不愧为居士，尽管其对话佛印多为佳话，诗人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顿悟而有所觉，为官亦有清音，任杭州太守时，建水利工程“苏堤”，因不甘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多所上疏，终致多所流离。
东坡善书法，黄庭坚曰：“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饮食亦有“东坡肉”、“东坡鱼”闻名，取材皆为贬谪之地，可见其心胸度量。此或为一病，但居士自有处世的逻辑，从他的“遗言”诗中似能读出些许答案：“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披云见天眼，回首失海潦。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我亦困诗酒，去道愈茫渺。纷纷何时定，所至皆可老。莫为柳仪曹，诗书教氓獠。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一生如此，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