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臣或许是忠臣，忠于谁却是个问题。自古以来，充满智慧的策划大师们，展示着自己的韬略，借用帝王之手，完成了一幕幕历史话剧的导演。他们是有力量的群体。
蔺相如：将相和，国家兴
从容不迫将相和
谦让深深根植于勇敢之中，恰如仗势欺人绝非侠义之举，以宽厚的品德达到制胜的目的，体认中国智慧的辩证法，让看似矛盾的两极作为彼此的补充，企及中性思维以谋求双赢。强硬和谦让看似两回事，实则都以智慧和实力做后盾，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成功。
“和为贵”，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家和万事兴”，国家发展的障碍可能不是敌人，而是“萧墙之祸”，自古秉持和谐之道者大都有良好的口碑，比如蔺相如求得将相和，与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共同成就其人格，前者是对内的谦让，后两者则是对外的强硬。对内谦让和对外强硬看似截然不同，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蔺相如身上却高度一致，其目的不外乎为了国家强大和安定富强。
按说蔺相如起点不高，起初只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其成就大业与和氏璧有关。
和氏璧源自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发现的一块璞玉，这位颇有眼力的楚人将其献给厉王，可宫廷的玉工说这只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卞和便因欺君之罪被砍去一只脚。武王即位之后，卞和又去献玉，宫廷的玉工仍持前见，这个脑袋有点儿一根筋的献宝者被砍掉另一只脚，他大概不知道未被认识的宝贝也是可以自己收藏的。鉴宝的事情在今天只是有些商业风险的，而在春秋时代则要付出残疾的代价，得宝对走运的人来说是快乐，对卞和却是苦恼。等到文王即位后，卞和抱着璞玉在山中哭泣，文王觉得蹊跷，世上没有人会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来欺骗国君，命人再作鉴定，遂得“和氏璧”。
和氏璧几次更换主人，传到赵惠文王手中，秦昭王得知后遣使致信赵惠文王，表示愿意拿秦国十五座城作为交换，以拥有和氏璧。事情毕竟不是自由贸易，赵王感到为难，秦王所言十五座城可能是骗局，若拒绝又可能遭到攻打，怎么办？诸位大臣建议，派使者到秦国交涉，缪贤适时举荐了自己的家臣，蔺相如表示愿意出使，并承诺若“城不入”，则完整地带回宝玉。这次出使有很高的风险指数，智者自有办法，秦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把玩蔺相如带来的宝玉，对其赞不绝口，欣赏后又让其妃嫔、文武大臣和侍从观看。强国的君主对弱国的使臣表面上还算客气，只是绝口不提以十五座城换和氏璧的事，诸臣祝贺秦王得宝。面对此情此景，蔺相如只好巧施计谋：“白璧微瑕，我指给大王看。”
好奇的秦王暂时将宝玉交还给蔺相如，谁知接过和氏璧的蔺相如义正词严：“即使百姓交朋友，尚且互不欺骗，何况堂堂的秦国呢？赵王的态度非常恭敬，大王却在离宫接见我，态度如此傲慢，这是对赵国的不尊敬。大王至今还没有用城换璧的诚意，如果一定要逼迫我，如今我情愿以头和玉同碎于此柱上。”秦王这时才明白，赵国派来的使臣是强硬的对手，只好言语缓和间多有抱歉之意，答应从此斋戒五天，派人送蔺相如到馆舍休息，此后双方再商谈。
蔺相如见状托人将和氏璧送回赵国，他知道再见时秦王至多增加一些表层的礼节，自由交换的事情还是难以提上日程的。再见秦王时他从容不迫：“今日之势，秦强赵弱，欺骗大王，罪当万死，我已不存生还之望，请大王把我放在锅里烹死，也使诸侯知道秦国为了一块璧而诛杀赵国使者，大王威名也传播四方。”秦王知道事情轻重，毕竟不能玩物丧志，为一块宝玉自毁名声，只好苦笑着按九宾之礼在朝廷上隆重招待了这位强硬的赵国使者，并让其平安归还。
蔺相如一举成名，后来秦、赵两国交战，缺乏勇气的赵王应秦王之约赴渑池会，由蔺相如陪同，蔺相如与大将军廉颇约定，随事态的发展作两种准备。渑池之会凶多吉少，秦王听说赵王有音乐才能，请其演奏，赵王为此表演一番，按说双方应该你唱我和，礼尚往来，于是蔺相如请没有什么音乐才能的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闻言勃然变色，对此置之不理，蔺相如见状端起缶交给秦王：“我离大王只有五步，如果大王不答应，我拼着一死，也要溅你一身血。”
秦王见着这样的场面很头疼，只好勉强在缶上胡乱敲击，以此应付了事。为维护国家的尊严，蔺相如智斗秦王，使存有野心的对方得不到好处，两国暂时停止战争。
由于多次立功，蔺相如的地位高过了大将军廉颇，遭到对方嫉妒。廉颇多有战功，但智谋远不及蔺相如，他觉得这个出身卑微的耍嘴皮子者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地位不应如此，加上家臣挑唆，廉颇到处说蔺相如的坏话：“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这位大将军寻找机会当面侮辱有智谋而得居高位的昔日“贱人”，如果是“一阔脸就变”，高贵起来的蔺相如就不能忍受廉颇的攻击，可他偏不计较，出门遇见廉颇的车马，自觉退避之，以至于门人觉得主人没有胆量，被欺负都不敢还手，因而纷纷打算请辞。
蔺相如问他们：“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更可怕呢？”大家说自然是秦王了，“诸侯视秦王如猛虎，而我敢在其朝廷上当众骂之，难道这样的勇气还会惧怕廉将军吗？倘使秦国不断来犯，将相同心协力，才不至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应当以国事为重，不应计较个人的私仇啊！”
此言令人猛醒，传到廉颇耳中，令其一阵脸红，这位曾出生入死的大将军特意“负荆请罪”，承认自己是个粗人，气量小，希望能得到上卿的原谅。此举正直坦诚，用的是古人最郑重的仪式，蔺相如见状说，我俩并肩事主，此后当“将相和”，两人结成了刎颈之交，从此朝政更稳，赵国获得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勇敢？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蔺相如以其胆识和度量诠释了从容不迫的勇士之举和伟人谦让的处世之道，谦让和勇敢从中释放出必要的张力。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样的勇士绝不是无知之辈，他们的勇敢是以对待亲人和战友的博爱为背景。
勇敢具有征服人的能力，老实是承受被征服的艺术，智慧是运用征服的力量达到自我实现的战略载体，勇敢让蔺相如获得运筹帷幄的力量，智慧激发了他的勇敢。“小不忍则乱大谋”，成大事者不能“谨慎有余，魄力不足”，也不能莽撞、冒失、不讲游戏规则，而应适时地展示智慧和力量。因此，尽管赵国多年后终为秦所灭，但蔺相如的故事仍被传颂至今。
魏征：为人臣的楷模
以人为镜知得失
宰相是辅佐帝王处理政事的最高官员，其社会使命大抵相仿，事君而率群臣，运筹远景规划和近景实施，缜密思虑过后，作出游刃有余的总结性发言。“良相”之所以为世瞩目，因其统筹国政且为帝王彰显“镜像”，“圣主”与“良相”的配合因而多传为佳话。
历代王朝都将“良相”视为国之倚重者，无论称其为巫史、公卿、太宰、尹、太师、丞相、大司徒、中书令、尚书令、相国、参知政事、首辅或军机大臣，其素质同样都是“运筹帷幄”、匡正君王。运筹因境界而流传千古，其实践程度决定于主体的能力和水平，还讲究参与者的诚意和社会反应，要在多元的背景中完成。运筹来自目的，但其过程本身也具有某种意义，只有将意义聚集“在路上”，才能摆脱欲望的纠缠。
盛唐良相辈出，房玄龄、宋、裴度、韦处厚、狄仁杰等都青史留名，魏征更因辅佐李世民而被视为帝王处世之“镜”。这位良相出生于破落的书香世家，童年时家境颇不宽裕，可刻苦读书的他立志要做一番大业，当时正逢乱世，时局的动荡加重了其自我实现的艰难。
他曾出家当道士，辗转奔波之后，38岁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当时起义的声势浩大，起义军已占领隋朝的洛口仓和黎阳仓，因其开仓赈饥而受到百姓欢迎。当时魏征在军中没有发言权，但他还是主动进谏，提出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撤兵，而后追击敌兵以获全胜之见，人微言轻，建议未被采纳，决定速战的李密惨遭失败，瓦岗军随之覆灭了。
魏征随李密残部投奔李渊，但李密与李渊的合作很不愉快，两人闹翻后，李密在洛阳起兵，后兵败被杀。“良禽择木而栖”，魏征看到李唐政权的前途，建议李渊收编李密旧部，以国礼葬李密，将李密评为项羽式的英雄，这位已届不惑之年的读书人频出高见，却长期不被重用。
太子李建成闻其颇有才华，引用其为东宫僚属，这个职位对魏征仍属大材小用。魏征并不气馁，仍以高见进谏，及至其建议太子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此举既可建立军功，又有机会结交豪杰，使太子获得成功之后，才逐渐得到重视。但此时的魏征仍未遇良君，无论是李密还是李建成，每每让其扼腕叹息，逢“玄武门之变”，他建议太子果断处死李世民，无奈太子优柔寡断，为其弟所败。
宝马待伯乐，伯乐亦寻宝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立刻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建议太子杀害弟弟，魏征答道：“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吗？”李世民觉得其言句句在理，即位后便提升他为谏议大夫，让他随侍左右，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从此成就了君臣交流的佳话。
魏征确为能臣，他建议李世民拨乱反正，“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指明了“贞观之治”的可能出路。此后的魏征时逢盛世，其直谏基本上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谏议内容广泛，从帝王的生活起居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良君每每听之。魏征认为忠君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做“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与愚忠和昏君比较起来，良臣和君主都“子孙相传，流传千古”。
当李世民决定建洛阳宫时，魏征同意皇甫德参的反对意见：“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原因在于炀帝大肆修建楼阁，以致使百姓苦不堪言，难道如今要步隋朝的后尘吗？”李世民听之；当公卿大臣请帝王登泰山封禅时，魏征认为不妥，“目前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粮仓仍然不丰实，远方部族的要求仍不能满足，全国的道路交通状况仍不乐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李世民亦听之。
魏征的谏议总能切中要害，他建议李世民注意道德修养，“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不愿意“覆舟”的李世民立志做“明君”，却也时而因魏征的严谏而反感。据说他曾得到一只绝好的鹞，常放在手臂上玩赏，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捂在怀里，魏征观察到了这个细节，明知鹞在皇帝怀里，故意长时间奏报公事，直至鹞被憋死才离开。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证，唐朝原定18岁以上的男子服兵役，当紧急征兵戍边时，李世民要求16岁以上男子即可应征，魏征表示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无异于杀鸡取卵，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壮大声势，以年幼的男子充数？这是失信于民之举啊！”
李世民为此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盛唐不乏良后，长孙皇后闻言回内室换了朝见的礼服，拜太宗而后说：“妾闻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魏征正直敢言，正是皇帝的英明所致，我怎能不祝贺陛下呢！”太宗感喟良久，“魏征在朝廷上折辱寡人”源其大“忠”，实乃“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这样的能臣何等不易，对繁华时代何等有益！
据《资治通鉴》载，唐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之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这位能臣曾先后进谏唐太宗二百余次，并撰《谏太宗十思书》，文曰：“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李世民嘉其忠，命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喜结良缘。
魏征年老病重的时候，李世民遣使者问讯并赐药，让太子到其家中探望。魏征去世之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去吊唁，“给羽葆鼓吹”，厚葬之。魏妻见状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李世民亲自为之撰写碑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正因有魏征这样的谏议能臣，唐朝的社会风气才极其可观，在盛唐的辉煌气势中，凌烟阁的功臣和明主共同成就了彼此，作为最佳搭档而令后人称道。太宗对待魏征的态度于当今团队的组织者不乏启示：是提拔人才，还是使用庸才，抑或偏信废才，往往决定了事业能走多远，而部属对待领导是直言其见，还是虚与委蛇，也往往决定其未来能够获得怎样的成就。对谋求自我实现者而言，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应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奔驰千里，使抱负与志向在奔驰中畅快而智慧地表达，长此当无憾事。
司马光：以史为鉴是正道
鉴古通今明是非
《资治通鉴》文字优美，表达方式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据说这部巨著对权力文化的演绎极具戏剧化，在文字中流淌着历史的血液，适合在深夜阅读。纵观这部史籍经典，文字重量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拒绝“让日光永远停留在黄昏中”。
封建中国的改革者之所以大多未获成功，是与他们治国才能的缺乏有关，坐而论道者往往浮躁偏激。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司马光等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他们觉得王安石可能是伪君子。
如果说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反映了王安石的超前意识，他遭到攻击也未必是空穴来风。精通历史的司马光言之凿凿，他看清了变法之实，指出了变法者的真实目的。
司马光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敏而好学，据说读《左传》手不释卷，对书中记述的历史谙熟于心。传诵至今的蒙学故事“司马光砸缸”可见其少年胆识。
读书伴随其成长的岁月，通过科举之路，他举进士甲科，随后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妙”，“文辞醇深，有两汉风”。提倡言行一致的他遇事秉正直言，有一定的独立人格，这样的性格在封建官场非常可贵。
他平素生活俭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为人从不慕虚名，尝言道：“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样的习惯保持到深居高位时，诗曰：“贫家不办构坚木，缚竹立架擎荼。风摇雨渍不耐久，未及三载俱离披。往来遂复废此径，举头碍冠行挂衣。呼奴改作岂得已，抽薪换旧折四篱。来春席地还可饮，日色不到香风吹。”
让司马光称颂于世的是史学，晋升龙图阁学士之后，司马光编撰《通志》八卷奏呈之后，宋英宗觉得他人才难得，遂令其设书局编著《资治通鉴》。宋神宗即位后，擢升司马光为翰林院学士，神宗为《通鉴》作序并每日进读。这时王安石主张变法，变法思路独到，只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司马光觉得王安石有使社会不稳定的嫌疑，这个建议未得到采纳，“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犹卑”。他只好求诸外任，此后为端明殿直学士，后改判河南洛阳御史台。
10年后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年垂四十，安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汩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后住洛阳的他以书局自随，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在洛阳当官期间，他直接看到社会各阶层对变法的反应，基本清楚北宋社会的发展现实，更加坚定了起初的判断。
在王安石变法进展尚佳的时候，司马光将精力完全投入到治史之中，“竭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了搜集材料，他“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通鉴》除正史以外，其中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家。”采用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共301种，搜集史料之广泛，引用数据之丰富，可谓空前绝后，仅草稿就放了满满两大屋子，其持久的毅力实属难得。
在掌握历史资料之后，他不赞同释、老之学：“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这样繁杂的工作不能没有助手，刘恕、刘、范祖禹辅助了他。刘恕博闻强记，《史记》后诸史无所不览；刘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研究。
他们用追述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历史的前因后果，为读者提供明晰的印象，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借以展示历代统治者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思考。
《资治通鉴》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史为鉴，用历史的真实故事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是与《史记》相提并论的煌煌巨著，为后世所借鉴。
编写历时14年之久的《资治通鉴》大功告成之后，“牙齿所剩无几”的司马光迁资政殿学士，经历变法的他成为老臣。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由洛阳还京都，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人物，逐渐施展政治抱负，从而尽罢新法，一律恢复至王安石变法之前。
在这个问题上，他对事不对人，王安石病故时，主政的他追封其为太傅，但“尽罢”不可避免地将有益的政策同有害的政策一同倒掉。
如果说王安石做“过”了，司马光则改“过”而“不及”。在这个意义上，人称司马光为保守派不无道理。
宋代是人物褒贬起伏跌宕的年代，与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评价迥异相似，保守派把持政权时，哲宗令苏东坡撰“神道碑”，为司马光歌功颂德。
及至改革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司马光被取缔所有封号，因其“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王安石的门生为其树“奸党碑”。从“神道碑”到“奸党碑”，历史经过多次的洗牌，其间的境况耐人寻味。
这时司马光早已驾鹤西去，未及古稀之年，《云谷杂记》这样描述当时情景：“京师之民，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太皇太后和哲宗亲为吊唁，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忠清粹德”碑，诏令天下“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有“司马温公祠”、“衣冠冢”、“司马井”闻名，身后至此，夫复何求？
除著述《资治通鉴》之外，司马光诗文俱佳，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传世。在文化思想方面，他重视对“诚”的阐述，“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驳斥假道学，痛责伪君子，开“涑水学派”，世称涑水先生，有涑水书院传世。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无疑有功于世，作为政治家则过于保守，两者分居天平的两端，功过引人深思。
王安石：一相情愿的新锐改革
变法行策要适之
事情只有得到广泛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因反对而流于苍白。王安石对当时的社会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对决策者以及权贵的心理状态没有把握清楚，也没有恰当地调节和安抚改革中涉及的各阶层，导致变法失败。
历史上一相情愿的改革总是以失败收场，比如王安石变法，20岁中进士的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议论高奇，能以辩驳济其说”。他在地方上时兴修水利，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开仓借粮给农民，得到百姓爱戴。
当时主政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年龄仿佛，鉴于仁宗当政期间虽任用过范仲淹、包拯等直臣，毕竟国力衰弱，这种不景气的局面必经改革而扭转，改革不是皇帝孤家事，周围老臣暮气沉沉，改革的得力助手难找。当时韩维见解独到，得到神宗称赞，韩维告诉神宗：“我的见解源于王安石。”欧阳修见其才华横溢、务实肯干，亦荐之，宋神宗遂将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任为御前顾问。
对实干家而言，得到重用和信任乃良机也，王安石曾经向仁宗上过万言书，提出改革财政的主张，因为当时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而没有得到重视，接到宋神宗的召令时，他感到机会来了，刚到京城就进宫谈话，神宗问他治理国家应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说：“起初要改革旧的法度，继而建立新的法制。”
当晚他便完成详细的改革意见书，神宗认为很合自己心意，遂对王安石多加提拔。此后，王安石升为侍郎，大张旗鼓地变法图强，当朝宰相当时大都病老，其余听见改革均叫苦连天，经神宗批准，王安石任用了一批年轻官员。
神宗变法的态度坚定，他曾赋诗曰：“五季失图，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王安石大概觉得生逢其时，其《商鞅》、《贾生》等作品亦能明志，关键是行以达志。他看到发展生产、增强国家财力的重要，“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经济眼光与今接近，主张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稳定国库收入，设立专门机构。
在变法过程中，他制定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鼓励地方开垦荒地，民户服役改由官府雇人服役，按贫富等级纳免役钱，以往免交的官僚地主被取消特权。此外，核实土地数量，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及人口，按住户抽取保丁，农闲时练兵，战事时编入军队。
在封建中国看重百姓劳役的减除难能可贵，王安石变法“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榷法不宜太多”，因为“理财以农事为急”。其举措增加了官府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
对明哲保身的封建官吏来说，得罪百姓无所谓，因为百姓没有多少力量，得罪权贵就要三思了，因为处境往往因此不妙，而实干家对这些方面考虑不多，王安石的问题或在于此。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文彦博质疑变法的支持者有谁，神宗的回答是：“小民支持变法。”文彦博曰：“陛下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此言使神宗黯然深思。
社会发展的主体如果是士大夫，变法有小民支持有何用？社会发展的主体如果是小民，前提是封建整体存在的必要，若如此，宋朝宁可不变法，这种被今人称为“历史观”的问题不仅让神宗困惑，大概也让王安石困惑不已，封建中国的民本思想从来都不是人本思想，心怀赤诚而终局不妙，与此不无关联。
王安石变法的力度“太锐”，几乎遭到满朝重臣反对，说他不守规矩、不怕天变，神宗感到为难，王安石坦然对之曰：“陛下认真处理政事，可说防止天变。陛下征询地方的意见，就是照顾舆论；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何必怕别人议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用好的方法取代。”“反改革派”或贬或退，能与王安石合作的韩绛、吕惠卿等此后都被称为“小人”。
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遭遇诸多困难，在于不了解社会，不考虑其举措是否具备基本的经济条件。黄仁宇先生说：“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和垄断”。王安石变法显然不具备类似条件，仅有超前眼光的他是悲哀的。
后来河北大旱，断粮的农民到处逃荒，有官员趁机画“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因王安石变法而起，恳请圣上将王安石撤职查办，曹太后和高太后也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变法，神宗动摇起来，王安石只好上书辞职。
辞职后的王安石到江宁休养，次年被召回京做宰相，谁知刚过几个月，天空中划过了“扫帚星”， 这种被时人认为不吉之兆又使神宗慌乱，保守派趁机攻击变法，神宗再次动摇，王安石复又辞职。回顾王安石失败的改革行动，“急躁”是其最大的问题。得到变法契机之后，使得“心哀此黔首”的感情化做实践的力量，但正是这种激进的改革，触犯了当时很多贵族的利益，很多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举动没有得到当朝者的积极肯定。
王安石敢于批评当朝腐败，主张“改易更革”，实乃难能可贵。问题是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处事之前要“三思而后行”，调动尽可能多的积极因素。
在家赋闲的王安石可以观景了，但他没有悠闲的心思，因为他支持变法期间的举措几乎悉数被废。直至免役法被废除时，王安石悲愤道：“亦罢至此乎？”这样的心境很难支撑健康的身体，王安石很快走向生命的终结。
发生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过早地触犯权贵，无疑为变法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而反循序渐进之路越走越远，他忽略了设置法律和情感的价值标准，法律是强制和防范的，情感则是抚慰和倡导的，在法律权威缺失的封建社会，忽视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在情感的失衡中遭到惨败。
青年******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并非不赞成王安石锐意进取的变法实践，而是批评王安石对当时的社会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对决策者以及权贵的心理状态没有把握清楚，也没有恰当地调节和安抚改革中涉及的各阶层，导致变法失败。
评价历史并不容易，王安石身后的褒贬亦难以达成共识，除其散文小品、诗词文章为后世吟咏外，大概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他感到些许安慰：承受“靖康耻”的宋徽宗曾使之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只是那时候金兵已经过河了。
严嵩：无耻之徒的下场
道德文章为权误
“人之初，性本善。”任何恶人都不是生出来便是青面獠牙。严嵩之能专权与明代皇帝昏庸无能有关，政治荒废和纲纪不振给阴谋家、野心家提供了机会。昏庸的皇帝不会成为政治朝臣的楷模，汪直、王振、刘瑾、焦芳直至严嵩都是坏事做绝。
道德并非人的本质，却趋近于人的本质，关乎人的判断往往离不开道德评价，比如两面三刀、坏事做绝、昏庸残暴、荒淫无耻、卑鄙恶毒……都可以化做两个字：缺德。缺德的人大致有两种，一种人很在意他人的评价，期望得到某种赞美之辞；另一种人则不在意别人说什么，“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从缺德的品相而言，前者可以算是尚有羞耻之心，后者则歇斯底里得毫无羞耻之意，人走到这一步就有点儿可怕了。明代宰相严嵩基本上被看做是后者。
严嵩出身于贫穷的书生之家，其父是私塾先生，父亲严格的教育造就了他在8岁时就能背诵书史、出口成章，无疑是当时的神童。据《严氏族谱》载，严嵩幼时曾与叔父对联曰：“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
神童成为进士似乎并不稀奇，严嵩因而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生活的时代并非太平盛世，由于宦官刘瑾专权，世风甚为糟糕。大凡刚出道的封建知识分子最初都有一番远大的抱负，但严嵩知道自己翅膀还没硬，与阉党对峙没好果子吃；不对峙就得投靠，投靠则为士人所不齿，左右为难之际，严嵩决定引疾归家。适逢丁忧之机，严嵩在家隐居10年，“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当时文坛名宿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等与其多有往来，“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可见其文采并非附庸。
与名士交往，一方面悦己愉情，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博得好名声。严嵩不想一辈子退隐，他这时的作为实乃韬光养晦。
刘瑾被诛之后，严嵩适时回朝，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又入京为礼部尚书，从此盘踞津要。严嵩善用人才，据《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或曰“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若能长此以往，严嵩定为良相，但这个知识分子大概从他穷酸父亲身上看到金钱的重要，把握多次捞钱机会，不仅公然索要贿赂，而且“更高其价”，史书称“严嵩至即受贿”。
地方上不乏会办事的人，严嵩受贿花样繁多，黄金白银、地方特产甚至幼年男女无所不贿，其家风亦如此，子孙以受贿水平作为较量标准，严世蕃、严鹄、严鸿等钩爪锯牙，势如饕餮，严氏数年间积攒的赃物五花八门，仅白银就有数百万两。
贪官大都深谙“关系学”，严嵩党羽丰满，只要愿意加盟，都可以投靠他，比如曾以贪被贬的赵文华，认严嵩为义父，而被擢升为工部侍郎，后被任为工部尚书；比如极度贪贿奢侈的鄢懋卿，贿严嵩因而被擢拔为左都御史，后来官至刑部右侍郎；比如因罪被废的仇鸾，与严嵩结交之后，立即官运亨通，即使遇敌便溃，仍能加官太子太保。
官场已为严嵩所左右，官员逐渐知道，尊重严嵩就是尊重自己的未来，这个结论使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悲观失望，也让很多毫无作为的家伙找到自我实现的可能，当他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投靠严嵩。只要讲究门道，严嵩来者不拒，这种局面逐渐使皇权转化为实际的“严权”。 与之叫板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倒霉，比如御史桑乔首劾严嵩贪污，说他丑事太多，结果被谪戍九江而卒；比如御史叶经揭发严嵩交通藩邸，严嵩编造谎言反责其讽刺皇帝，结果将其逮捕后廷杖而死；比如锦衣卫沈练历数严嵩十大罪，结果以诋毁大臣之罪，遭谪贬于保安，后以勾通叛逆罪处死，几个儿子或死或囚；比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之奸，被廷杖后打入大狱，备受苦楚而最终遇害。其余不必枚举，得罪严嵩就等于毁掉自己的未来。
极度的专权导致极度的腐败，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严嵩权重如此，只要与其观点略有不同者，几乎都难逃他的毒手。当俺答大兵进犯京师，嘉靖帝问计于严嵩：“事势至此，奈何？”严嵩答：“此穷寇乞食耳，毋足患。”严嵩确实懂得如何博得龙心大悦，但嘉靖帝要知道具体对策：“何以应之？”严嵩默然无以应对。
他不是默然思考办法，而是默然计划战败应对之策，“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不顾民之生死，让敌人任意抢掠蹂躏，这算不是办法的办法。
皇帝愿意听好话，怎么办？只好在奸佞的甜言蜜语中找到安慰。这种安慰尽管声势宏大，但都属于不真实的荒诞繁荣，无道之人往往顾不上对比荒诞和真实的差别，他们是视角怪异的自我鉴赏家，以夸张的表达作为生活的原貌。
严嵩《恭扈圣驾幸承天发京作》诗曰：“禁城钟动启金扉，凤辇时巡出帝畿。黄纸特颁都护敕，绯罗齐赐侍臣衣。祥云捧日浮仙仗，芳树和烟隐翠微。遥想湘江欢父老，汉皇今睹沛中归。”幼时为神童，年轻时为英才，及至官居重位，日渐江郎才尽，随伺皇帝左右，既要倚重文采之“青词”取悦圣上，又要以良策辅佐君王。
严嵩之所以多年得宠，与其在这两方面的能力有关，官居重位之后，文采和良策都倚仗其子严世蕃，遇事“与小儿议之”，昔日神童已为“茸庸材”，“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世蕃确实有其父早年的才华，但此人实乃荒淫无度，据说他就是《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型，这样的人极易误事，及至徐阶担任次辅，看到取缔严嵩的关键，当严世蕃屡屡误事，严嵩进献的青词不得龙颜一悦之时，徐阶买通嘉靖很信任的道士蓝道行，蓝道行为圣上扶乩时，划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八字，嘉靖见状怒曰：“上天何不诛之？”道士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遂从天意。
同其他自掘坟墓的佞臣一样，严嵩结局悲惨，父子皆被革职入大狱，据陈弘谟《继世余闻》载：“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严嵩及至将死，绝笔为“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他这时贫困得无钱买棺，金钱实乃身外之物，严嵩当年敛财时可知终局？
从严嵩身上可看到，民主缺失的时代，正直的声音因为各种阻拦而无法张扬。设若严嵩的权力能得到合理的控制，他的悖逆举动能在忠臣的直言中得以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明朝的社会面貌不至于令人如此失望。
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揭竿而起，腐朽的明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战火中被烧成了灰烬，新兴的清王朝伺机入关，开启了前后二百余年的清朝统治。
曾国藩：乱世能臣的智慧
万一雉卵变蛟龙
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不是因为其生命的长短，而是源于洞穿古今的思辨力。苦就是福就是乐就是有慧根，“山因势而发，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得。”努不努力在己，成不成功在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这是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斯言中肯矣。青年时代的******简练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这个“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不能为历史所遗忘。
曾国藩是在祖父的期望中入塾读书的，28岁中进士的他没有忘记祖父的话：“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人并非出自豪门，他能给孙子更多的是精神鼓励。
自视极高的曾国藩没有辜负祖父的嘱托。他始终向古圣贤看齐，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历任礼、兵、工、刑、吏部侍郎，十年之内连升十级，可谓光宗耀祖。
官运亨通之余，饱读诗书的他没有沉浸于书斋，在时局动荡中曾言：“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要展示对大局的把握能力。
科举出身的曾国藩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昧，主张以理经世，以德和善的力量聚集支持者，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独特，“求人之道……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人才要相互吸引结伴而来，李鸿章、李续宾、左宗棠、李元度等社会名流绕其左右，他的幕府几乎成了晚清高级人才的大本营，其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他处事极其谨慎，宁肯“打脱牙齿和血吞”，交友以“仁孝”和“血诚”为标准，愿意同“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者交往，大学士倭仁、何桂珍皆为其密友，以“实学”交流砥砺。
曾国藩之于晚清的价值体现在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他看到治世在于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建议提高士兵的作战素质。
当太平军横扫沿湘江流域各境，清朝政府颇为忧虑，命曾国藩到长沙帮办团练，他主张效法戚继光另建新军，招募农民为营勇，任儒生为将佐。两年后，曾国藩湘军水陆师达17000多人，清军不堪一击的境况为之改观，尽管多为太平军所败，使其两欲投水，但他深知“屡败屡战”的道理，“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率湘军与太平军对垒长达10余年，随后占领了九江、安庆、南京，手持半壁江山。
清廷看他势力越来越大，曾撤除其署任，以致战局突变，湘军被多方掣肘，策略不得进展。清朝江南大营溃败后，曾国藩被授予尚书衔且兼两广总督，以钦差督办江南军务，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吏。此间设立安庆军械所，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后造成“黄鹄”号轮船，终于攻破天京城池。
在朝廷怀疑他的时候，王运以韩信为例来说明自立的好处和不自立的弊端，事态发展多半都符合他的预测，曾国藩哪里是韩信所能比的？他善于安排后路，佯装糊涂地对部属的提议含混而过。他觉得王运的打算过“妄”了，他自有一番难得的洒脱境界：“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自减羽翼的他摆脱了朝廷对其重兵在握的忧虑，“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此举意义深远。
清廷见状封其一等毅勇侯，加封太子太傅且赏双眼花翎，其政治地位日益稳固。曾国藩此后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捻军，又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留学生赴美深造，是清末办洋务的首创者。
让后人叹惋的是曾国藩对待列强问题的态度，调任直隶总督三年后，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流官民数十人，且赔偿白银49万两，因“卖国”而声名一落千丈。其实他“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对列强的进攻歹意，他不可能不了然于胸，晚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实力，要有图强的长远打算，就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的事业上来，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一句话，要有力量”。
在《曾国藩家书》中，可见其常人情怀，无论是论道德、健康还是家事，皆能娓娓道来，即使在匆忙的战争风雨中，也不忘点点滴滴地叮嘱弟妹子侄，要他们真正撑得起做人的脊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求无愧于执著的志向和倏忽而过的机遇。青年******致湘生信曰：“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他讲求“理财之道”，能从地方豪强的包裹里拿出急需的军费，却不愿积攒私财，他觉得门第太盛闹事端，主张不留财产给子孙，无论是纨绔子弟还是有志男儿，都不可能通过承继金钱而获得太多的好处。
曾国藩被后世视为智者，但这位智者的智慧是“苦”出来的，他深刻领会到：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不是因为其生命的长短，而是源于洞穿古今的思辨力。苦就是福就是乐就是有慧根，“山因势而发，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得”。努不努力在己，成不成功在天。经历晚清衰败过程的他体会到世事之坎坷，把握官场的分寸恰到好处，后来袁世凯自立时暴露出诸多弊端，人们发觉曾国藩有先见之明，尽管那时他早已“千夫所指，无病自亡”了，61岁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他实在不是长寿之人。
曾国藩的智谋与远略融于“立功、立德、立言”中，而“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以残病之躯，在一个甲子的短暂岁月中图自强，为斯世带来几丝烛光。对曾国藩融会激情的沉稳治政的解码，似乎可以触摸到民族的历史积淀，捕捉到认真坦诚的士人气质。
作为文艺界桐城派领导人，他始终将义理放在考据、经济、诗词等的首要地位，其古文诗词很有造诣。其佳文曾为人背诵，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在其逝世后，左宗棠、李鸿章和李元度分别挽之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吾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记人元戎亩，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谈笑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让人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可见元辅风貌非常，斯可为后世辩证参考。
康有为：改革家变成了保皇派
南海毕竟是书生
读书人大都关注现实政治，但“书生之见，不足为用”，何也？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出水才见两腿泥”。元好问有诗云：“一文不值是儒冠，书生只合在家贫。”道出很多书生满腹经纶而乏改变现实的能力之状况，这种状况与传统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关。
读书是人们获得智慧生活的必经之途，从书中汲取人生的间接经验并融化为内在理解，可助益现实的求索与跋涉。古代知识分子不但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更强调对现实的关注，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文化态度发表政见，但有时候书生空怀抱负，还是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正所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康有为生活在缺乏现代性的晚清社会，当他踏上来京会试的路途时，就已确定通过科举考试，参与改变国家命运的想法，但事态的发展不以其意志为转移。晚清社会的政治积弊日益暴露，迫切需要有识之士振臂急呼，尽管当时广东南海人多求取功名以发愤图强，但这位思想家已没有科举考试的竞争热情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刚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为之震惊。
1895年的春天对很多中国读书人来说缺少暖意，当时闻名的“民主广场”达智桥胡同松筠庵议声如雷，忧虑的康有为初露政治才华，刘海粟所云“华夏疮痍痛陆沉，公车忧愤集松筠”颇能说明斯时斯地的境况。
据说当时的松筠庵因容纳全国1300名举子而显得非常拥挤，千余读书人的义愤填膺欲凝成挽救晚清的力量，康有为向他们痛陈变法的必要，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拒绝签约，而拒绝签约是晚清复兴的重要条件。众人公推康有为起草联名上书，603位激情澎湃的晚清知识分子两天后在《上皇帝书》上签名，使“公车上书”清史留名。
这位广东读书人倡导的变法致力于全面改变晚清政体，“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胆识和气魄远超前人，上书第一条请光绪帝颁布《罪己诏》，“吾时伏阙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敢这样振聋发聩地表达心声的晚清知识分子，的确令人崇敬。
上书是传统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方式，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等当时已接受诸多新事物，试从多重角度探求改变社会的路径，为此创办了矢志图强的《万国公报》，建立了汇集救国志士的民间团体“粤学会”，“变法之事，遂如春雷启蜇，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面对亟待改变社会积弊的浪潮，康有为着意从理论上提出创见，撰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指出东汉经学多由刘歆伪造，此类著作固然反映了康有为文本考据的学问，但其更多的在于赋予文本考据以现实意义，即从人们尊奉的儒经乃“伪经”的角度倡导改变思想的重要。
康有为一时被尊称为“康圣人”，很多官员赶到南海会馆“汗漫舫”，听他讲解变法图强的韬略。当时的重臣、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帝师翁同和也来反拜，甚至“长揖谢罪”，后“力荐君才胜臣十倍，行将大用”，可见其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深刻地讲述了晚清权力中心的实际，且有上述诸多官员的认同，意欲变更历史车轮的康有为起初没有遇到更多的阻拦。光绪皇帝为之所动，嘉封其为工部主事，并密昭之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
康有为亦进呈其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这位颇有抱负的晚清皇帝其实并没有充分的现实决策权，为了实现强国的愿望，他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颁布《明定国是》，推出诸多政改方案，变革积弊流陈的晚清社会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惯爱专权的慈禧起初也未干涉，甚至表态谨慎从事，出了问题再说。
出问题无疑是必然的，正如变法是必然的一样，缺乏军事操控能力的皇帝和空有激情的书生互相依靠，必然伤害实力派的利益，热情毕竟不能当饭吃，因为缺乏政治经验，不懂得团结积极的力量，打击持观望态度的官僚，直至将赌注押在狡诈的军阀袁世凯身上，步履维艰的变法逐步走向失败。
“南海毕竟是书生”，几乎满朝文武都是慈禧的亲臣，光绪帝清楚，跟满腹心机的太后和整个官场为敌，确实不是闹着玩儿的。结果可以预料，维新派依靠的“圣主”“魂飞齿震”地将全部责任推给康有为，并亲自下令逮捕自己的同志。
康有为不再能“谋篇布局”，而是闻讯逃亡，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等六君子血撒菜市口，以生命证明变法对救治中国社会的必要。此举之胸襟可追西哲苏格拉底，放弃逃命的可能，而以肉体离世的方式确立思想的生。康有为选择生存以求“青山在”，逃往海外的他亦曾创设保皇会，试图拯救“圣主”的安危，诸多努力大多停留在呼吁层面，直至慈禧病逝之后，康有为方回到北京，感叹“椎秦不成奈若何”！
社会发展符合历史逻辑与现实状况，以往积极之举大都为新的积极之举所取代，因而所有的思路都成为“意见”，所有的实践都成为“路标”，“意见”和“路标”对人们的实践选择都不乏启示，但固守“意见”和“路标”则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作为传统书生的康有为似乎终生未能清楚自己领导的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当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时，他着力阐述改制说，认为社会“不能躐等”，而应“循序渐进”，“若紊其序，则必大乱”，遂成历史的绊脚石，在反对共和的言说中帮助溥仪在“辫帅”张勋拥戴下复辟，终是螳臂挡车。
诚如马克思所言，“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不乏这种悲剧意味，历经风云变幻之后，他看到晚清已如东流水，书生还是要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以其饱学之资“传道授业解惑”。
李贺诗曰：“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成不了“万户侯”的康有为开课讲解国学精髓，有年轻的妻子“红袖添香”，定居在青岛原德国总督官邸的他在“天游园”体味生命最后的平静，后来长眠在这座临海的城市。
距此40年之后，若干青年师生掘了他的坟墓，将他的头颅和遗骨游街展示，觉得这是“造反有理”的高级战利品，“无知者无畏”，他们似乎忘记，******早就说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拨乱反正之后，康有为的遗颅被重新安葬，“圣人”得以入土为安。
回眸晚清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不能对这位富有激情的前辈过于苛责，因为没有康有为及其拥护者的实践，辛亥革命可能失去铺垫，正是未成功而追求成功的环节构成历史发展的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