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光华大学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老板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首先是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后来整个上海出现抗议，后来是整个江苏，后来扩大到好多城市，全国抗议，反对帝国主义。“五卅惨案”在全国闹得非常厉害，上海是中心，学生都****，要出去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教会学校，就跟学生发生矛盾。所有学校都游行，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都可以，不要出去。”学生一定要出去，为这个事情就闹翻了，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中一大半是外国来的，一小半是中国来的。中国老师和学生就离校，“离校事件”闹得不得了，这不仅是中国的大新闻，也是世界的大新闻，当时不仅是我们，好多大学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学生和中国老师排了队，拿了铺盖离开学校，怎么办呢？出来以后社会各界就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就办一个光华大学。当时许多有名的教授都有爱国心，愿意到光华大学来教书，也请了外国人来，一度办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华侨捐的钱，可是后来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华大学还有两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学炮轰光了。
我在光华大学读了两年，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光华大学在二战以后不行了，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困难了。后来共产党来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学都取消了。历史的变化很大。
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当时教育部没有命令大学要这样搞、那样搞。光华大学请了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上课，譬如教文学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学教授，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从北京到上海跑来跑去，结果飞机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作人的风格影响学生。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那时候老师跟学生，校长跟学生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很多人很钦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风流。有人说白话诗到徐志摩时成熟了。
我没有听他的课，我那时候快毕业了，可是他的东西我都看过，很钦佩。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读，他非常有才华。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本来我大学一毕业就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穷，没有去，我的同学十个有九个到美国去留学了。因为虽然是光华大学毕业，却都是圣约翰大学来的，而且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拖了好几年才到外国去。
那时候大学生出路很好。我们的校长张寿镛对我特别好，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就在本校里面招考，我考上了，业余帮校长当秘书。这样，我跟校长关系就很好，我毕业了，他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书吧。”我一边就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大学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学里面教书。
张寿镛原来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学问，他来做校长，做官方面是牺牲。为什么请他呢？当时大学校长很重要，能够搞钱，还要有声望，这样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钱。宋子文是财政部部长，张寿镛做过财政部副部长。他的学术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就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之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校长我也认得。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跟学生像兄弟一样。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拉丁化运动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一到圣约翰，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不仅仅是字母的问题，管理学的重要条件，汉字不行。
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同时参加银行工作。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在上海，有上海话拉丁化，同时有北方话拉丁化--“北拉”。你推广“北拉”，人家来，推广上海话拉丁化，人家不来。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话拉丁化，这一点可看出上海人已经有民族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了。
拉丁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将。我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我的意见有新意，后来我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跟陈望道的鼓励很有关系。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