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则认为：内篇七章大致可信是庄周的作品，但也有后人掺入的成分。但外篇、杂篇便不可信。“《天下篇》乃绝妙的后序，却绝非庄子自作”，“定系战国末年人作”。“余篇殆皆由后人杂凑与伪造者”。（《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除同意外篇、杂篇是后人杂凑与伪造而成这一见解外，他还提出了就是内篇也有后人窜入的一些内容。
总之，自宋代苏轼开始，到近代的胡适为止，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子》一书的外篇、杂篇，不是庄周本人所作，而是庄派学者杂集而成的书，内篇则为庄周所作。
在中国的近现代，除胡适等同意上述看法外，顾颉刚则认为：“《庄子》为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道家一名似出汉人所撰）所作单篇文学之总集，与儒者之集为《礼记》相同。”（《古史辨》第一册）刘汝霖则以《庄子》一书记载的内容重复，各篇文章写成的年代不同和思想上含义深浅的差别，认为：“研究《庄子》应视作自《庄子》至淮南时道家思想之总集，非一人亦非一时之思想。”（《周秦诸子考》）唐兰则认为：“《庄子》内、外、杂之分别，乃起于刘向删除重复之时。如《管子》、《晏子》、《荀子》书等之例可见，《庄子》当然在此例内。则所谓内篇七篇为真者，亦不过承向之意见而已。其实并无内篇为真、外、杂篇为假之证据。就《庄子》体例观，每篇往往包含几章，即不必出于一手。如内篇、《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对孔子皆称仲尼，独《大宗师》子桑户死—章称孔子，可见此章乃另一人作。道家之庄子，似不应如道家称孔子为孔子，称仲尼反近乎情，则子桑户死一章，恐非庄子原文。但《德充符》叔山无趾章，有两孔子曰，同时亦称仲尼，则似抄写之误。”（《老聃的姓名与时代考》载《文学周刊》第十三至十五期）唐兰是在胡适之后，进一步认为：《庄子》一书内、外、杂三个部分的区别是由于刘向整理过去流传下来的《庄子》时所定，而且内篇亦非全是庄周所作。例如内篇中对孔子的称呼，有的是直呼其名叫“仲尼”，有的尊称为“孔子”，这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但他又认为：“《庄子》之所以有伪，是因庄子死后，其门徒或私淑者所写出的这类文章，传诵既多，误入《庄子》内，或本不在《庄子》内，而秦人、汉人因文体相似，收入此类文字。虽在《庄子》书为伪，而作者都非存心作伪。就史料论，当有可信者。”（同上）
综合以上所述，自宋代苏轼开始怀疑《庄子》一书的杂篇中，有非庄周作品外，到现在不仅对《庄子》的杂篇、外篇，就是内篇也认为并非全部是庄周所作。我们认为：确定《庄子》一书哪些是庄周所作？哪些不是庄周所作，应根据庄周本人的思想、庄周本人的文风，当时学者对他的评价以及庄周本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来决定。根据《庄子·天下篇》所记，庄子思想的特点是“死与生与，天地并与”，“上与造物者存，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荀况在批评庄周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把人与万物混同一起，混淆主观与客观、生与死、大与小、美与丑之间的界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大宗师》篇中说“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逍遥游》篇中所说的“秉天地之正”等，这些话从思想上与文学上都与《天下篇》所记庄周的特点相吻合。
在文风上，庄周的特点是“谬悠”、“恣纵”、“瑰玮”、“俶诡”。《庄子》的《内篇》则每篇题名都是三个字。无论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它们不仅文体基本一致，思想特点相同，除在个别词句如对孔子的称呼上，有前后不一致外，有“恣纵”、“瑰玮”、“俶诡”为其文风的特色，这一点在所有的内篇中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庄子》一书的内篇应是庄周本人在战国中后期这个特定的百家争鸣历史背景下，陆续写成的几篇论文。其中个别地方可能在流传和抄写中发生错误或被庄派学者增加了几句内容，但整个内篇在文体风格和思想特点上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外篇、杂篇的问题，司马迁说：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是把现在属于杂篇中的《盗跖》、《渔父》，和外篇中的《胠箧》和《庄子》一书的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都认为是庄周所作的，所以才下了“著书十余万言”这一断言。如果如一些学者认为“外篇、杂篇不是庄周所作”，而内篇是无法凑足《庄子》一书有十余万言的。但自宋以来，历代学者均对此一问题发生了怀疑。他们怀疑的根据是合理的。例如：《胠箧》篇中说：陈成子“十二世有齐国”，从陈成子本人逐渐掌握齐国的大权，到他的后代齐王建时，正好是十二世，可见这篇文章最早只能是战国末年的作品。它不可能为庄周本人所作。《天道》篇说：“‘玄圣素王之道’和‘ 十二经’。”《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把孔子称为“素王”和“十二经”、“六经”等词，都是汉代的用语。显然这些更不是庄周本人的作品。所以《庄子》一书的外篇、杂篇，有些片断，可能是庄周当时所写，但绝大部分的内容，应是庄周的学生及庄派的学者，根据庄周所留下来的片断和内篇的大意，加以引申和阐述而成的作品。由于是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间所写成的，因此便造成在思想内容、文章风度和所用史料的时代等方面，都有不一致这种现象。所以外篇、杂篇应是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初年庄周的学生和庄派学者，根据庄周遗留的一些片断著作和内篇大意而写成的论文集。由于他是根据庄周所遗留的著作片断和内篇大意写成的，因此这些文章在西汉时便全部收入《庄子》一书中。关于外、杂篇各篇写作的时期问题，可参考罗根泽著的《诸子考索·庄子外·杂篇探源》一文。
《庄子》一书的史料，冯友兰把它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讲如何保全自己免受危害的，如《养生主》、《人间世》等，这一类可能是杨朱一派的著作。第二类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当时社会秩序“礼”，有反抗的意义，例如《马蹄》、《骈拇》、《胠箧》、《在宥》等篇，这一类可能是老子一派的著作。第三类的主要内容是讲养生修炼的，例如《刻忌》、《缮性》、《达生》，这类可能是宋尹一派的著作。第四类是讲关于自然观的问题的，例如《天道》、《天地》、《天运》、《庚桑楚》、《则阳》等篇。第五类的主要内容是发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例如《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这最后两类是庄子一派的著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冯友兰先生对《庄子》作了这样的分类，是从他将《庄子》一书，作为先秦道家各个流派的论文总集出发的，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供我们研究《庄子》时作参考。
关于《庄子》一书的注释，自魏晋时期起，至今最少有三十多家，但很多版本在流传中佚失了，现选其有代表性的、较好的注释本列之于下：
《庄子注》晋人郭象注。这部分是郭象根据向秀所遗的《庄子注》修改而成的。作者借注《庄子》而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其中的有些思想与《庄子》一书的本义，不完全相合。但唐陆德明认为郭象的注本，是当时所有注释《庄子》本中，能“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序录》）的一部好书。这部书可以作为魏晋时期注释《庄子》一书的代表。现存有清刻本。
《庄子翼》明代焦竑撰。有《金陵丛书》本。这部书收集了自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名家对《庄子》一书的重要注释。通过这部书，可以概括自晋到明研究《庄子》一书的情况。
《庄子集释》清人郭庆藩撰。《中华书局》1961年版本。这部书，它包括了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的《庄子音义》等内容，又吸收了一部分清代学者关于《庄子》一书的文学考证的成果，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庄子校释》现代人王叔岷撰。这部书收集了现在还存在的《庄子》一书的不同版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重点是在文学上的考订。还附有《庄子》一书的佚文，是研究《庄子》的一部很有用的书。此书有商务印书馆刊本。
除上述各书重于考证辨伪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曹础基著的《庄子浅注》和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陈鼓应著的《庄子今注今译》，是对庄子一书的研究开始走向通俗化、使一般人能读懂此书、了解此书含义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