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老庄道家和魏晋时代崇尚老庄思潮的玄学，展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和人类精神的危机，而和佛教视现实人生与世俗社会为苦难、苦海的思想相通，并与佛教形成思想互动的势态。道家（此处包含魏晋玄学）［注释：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和道教是三个不同的流派，有重要的区别；但三派也有思想渊源关系，这里为叙述的方便，把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两派，有时也包括道教，都称为广义的“道家”。］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方面都对中国佛教的思想演变产生过重大影响，就其哲学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实际上超过了儒家对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对道家的影响则很小。后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又影响了道教，而道教思想对佛教理论方面则影响不大，只是在佛、道两教都趋于相对衰落时，道教才在形式上较多地影响了佛教。根据这种道、佛互动的历史情况，我们将先论述道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后论述佛教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
道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
为了论述道家在心性论方面对佛教的影响，有必要先追溯一下道家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和魏晋玄学家王弼、郭象的心性论思想基调，以便比照，然后再阐明道家对中国佛教心性论影响的方方面面。
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提出“道”本原论，以无为的“道”为宇宙本原，对宇宙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又从宇宙论衍生出人生论，强调人应当效法“道”，虚静无为，顺其自然，无知无欲，“见素抱朴”，以符合人的“素朴”本性。老子认为五色、五音、五形等，都是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全的，强调反对放纵****。在老子看来，纵欲不符合人性，而是伤害人性的。《庄子》曾明确地就“性”及与其相关的概念作出界定。该书外篇说：“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庄子·天地》）“钦”，本。“光”，显发。“未形者”，指“道”。“仪则”，形式，特征。“性”是天生的素质，是“得以生”者，“德”生而有形后所表现出来的形体仪则。《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根是“道”，人和万物所得于道以生者是“德”，德表现在形体方面是“性”。“性”作为“德”的显现是素朴的、自然的。庄子称人的本性为“性命之情”（《庄子·徐无鬼》、《庄子·骈拇》），“情”，真实。“性命之情”，即性命的真实状态。《庄子·骈拇》还提出“任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的命题。认为最纯真的人性应该是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无知无欲，不人为调教，不矫揉造作，不戕贼人性，如此就能保全本性，在心灵世界中开掘出人的生命意义，实现生命的绝对自由（“逍遥”）。也就是在精神领域里摆脱情感欲望的煎熬，人际关系的困扰，患得患失的痛苦，实现主体内在的自我超越。由此看来老庄的人性论是一种反对作善恶区分的无善恶论，或者说是超善恶论。三国时魏国的玄学家王弼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性“无善无恶”论，主张“因性”即顺应自然本性。同时又运用本末范畴来调和儒、道的性情说，认为圣人也有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之情，只是圣人是有情而又不累于情，即“应物而无累于物”［注释：《魏书·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三国志》卷28，第3册，7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下引《三国志》均同此版本。］。这种在与外物接触时能够不受诱惑、干扰、影响的情况，王弼称之为“性其情”［注释：《周易注·上经·乾》，转引自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以下凡引《王弼集校释》均同此版本。］，即以性来统率情。“性其情”，王弼也称之为“以情从理”［注释：《魏书·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三国志》卷28，第3册，796页。］，即人的感情应受理智（主要是道德理智）的支配。西晋时玄学家郭象作《庄子注》则，进一步综合、高扬儒、道两家的人性学说，他既认为人性是“自然”，是“天性”，主张“各安其性”［注释：《庄子·逍遥游注》，见《诸子集成》（三），郭庆藩：《庄子集释》，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引《庄子集释》均同此版本。］；又认为，“仁义”是“人之性”［注释：《庄子·天运注》，《庄子集释》，229页。］。
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家以自然本性为中心的心性思想对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家对佛教心性论产生影响的还有它的宇宙论、本体论、思维方式等。在道家中，对中国佛教心性思想发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庄子。庄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慧能禅宗一系，尤其是到了五家七宗时影响更大，此时的禅宗更趋向于和庄子思想结合。道家对中国佛教心性思想的影响，我们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道与禅
在道家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其主要意义是万有的本原，宇宙的实体或世界的本体。老子首先提出与阐发“道”的上述哲学意蕴，但是老子一方面说道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一方面又说道本无名，道本自然，表现出理论上的某些困惑。庄子沿着老子的自然主义道路前进，打破本体（“道”）与现象的对立，认为“道”既是自本自根，又是周遍含容的，并进一步提出道“无所不在”的论题，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强调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后根源的“道”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不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相对的。“道”出于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或者说，在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就能开显出“道”的意义和境界。庄子还突出“道”作为人的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意义，并认为这是通过体悟而得到的。［注释：《庄子·天运》云：“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见《庄子集释》，131页。］魏晋玄学家王弼和郭象分别发展了老子和庄子的“道”的思想。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注释：《论语释疑·述而》，《王弼集校释》下册，624页。］认为“无”是“道”的别名，并提出“以无为本”和“圣人体无”[注释：《魏书·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三国志》卷28，第3册，795页。]的重要命题。郭象标榜“独化”论，反对以无或以有为万物之本，认为万物的自性是万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万物是自然自化，“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注释：《庄子·天道篇注》，见《诸子集成》（三），《庄子集释》，208页。]。任性而为，就达到无为境界。
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吸取了道家“道”的概念，运用“道”这一语言形式，而对“道”的内涵加以改造、发展，把它作为自家的本体范畴、内在佛性、绝对真理、最高境界，为心性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中国佛教学者是怎样吸取道家“道”的概念来为心性论奠定哲学基础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选择几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
东晋十六国时青年佛教哲学僧肇这样说：
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注释：《肇论·不真空论》，《大正藏》第45卷，153页上。］
“真际”，实际，其具体涵义是指“法”性空，即万物原本为空，是自虚。“道”，指佛道。意思是说，真际与诸法（事）相即不离，佛道与真际相合一致，这样，“道”也并不远，是“触事而真”。“道”与“真”相通，也就是“道”与“空”相通。这里包含着以体悟空为“道”的思想，是与印度佛教传入后通常视“道”为“菩提”（觉）和修炼道路、方法这两层意义很不一致的。僧肇说：“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注释：《肇论·不真空论》，《大正藏》第45卷，152页上。］这里讲的圣人（佛）的“真心”，也是和“道”、“真”（空）相通的，由于“真心”合乎“道”，“触事而真”，而理顺无所不通，由此“真际”（真、空）、“道”和“真心”就是同一层次的相关范畴，是彼此相通的。就主体获得解脱成就佛道来说，“真心”是与“道”即“触事而真”的主观条件，而合“道”，“触事而真”是成为圣人（佛）的标志、境界。僧肇这种以真心体悟万物本空是“道”的思想，实际上是吸取了道家最高哲学范畴“道”的思维成果，使“道”成为具有最高真理、终极价值、圆满境界等意义的中国佛教哲学范畴。僧肇的万物本空、触事而真的思想，也即有关“道”的思想，对后来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非常巨大。
和僧肇同时代的竺道生也是一位注重于把道家思想与佛教相融合的佛教哲学家。如前所述，他根据庄子和阴阳家的气的观念，一反时人的观点，强调“禀气二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肯定所谓不具信心，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佛教思想特色。他还吸收了道家和玄学的“理”与“自然”的观念，来阐述佛性的意义。关于“理”，竺道生是指佛理、真理，他讲的“佛性即理”是吸取中国传统的“理”的概念来确定佛性具有内在的真理性。佛性即佛理，而“如来理圆无缺，道无不在。”［注释：《法华经疏·序品》，《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23套第4册，398页。］“理”或“道”是周遍圆满，无所不在的。他还说：
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语，符不分之理，理智恚（此字意义不明）释，谓之顿悟。［注释：转引自《肇论疏》，《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23套第4册，524页。］
“顿”，顿悟。这是在“理”不可分割的原则上建立的顿悟说，这一学说给禅宗的创立以重大的启示与影响。竺道生的“理”为佛性以及顿悟的学说，与印度佛教的义理以及当时的佛教潮流并不一致，显然是受道家一系思想影响的结果。《庄子·秋水》篇就讲“万物之理”，“知道者必达于理”。《庄子·刻意》篇也说圣人要“循天之理”。王弼更明确地把“理”规定为“所以然”者，说：“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注释：《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216页。］又说：“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其归同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注释：《老子·四十七章注》，《王弼集校释》上册，126页。］“道”和“理”是事物的“宗主”，是形而上者，就是事物的“所以然者”。“所以然者”是决定事物所以如此的一般原则、普遍规律。显然，竺道生正是参照、融合庄子、王弼的“理”和“道”的思想，进而沟通了“理”和佛性的相即关系，并奠定了心性思想的形而上的理论基石。这对后来禅宗的心性论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影响。
如果说上述僧肇的《不真空论》已把“空”与“道”沟通起来，含有以“空”为“道”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与禅宗四祖道信同时的牛头宗法融禅师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空为道本”的本体论命题，并与心性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极富中国思想特色的禅修理论。如前所述，法融认为“大道冲虚幽寂”，“虚空为道本”，由此他反对道信的“安心”法门，强调“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法融讲的“道”是道家的世界本体“道”，所谓“道本”，即道本原、道本体。法融所讲的“冲虚幽默”，“虚空”，作为“道本”，是说“虚空”为万有的本原，这和佛教般若宗以宇宙万物乃至如来法身毕竟寂灭虚空的思想虽有一定联系，但其立论的角度、论证的重心和阐明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法融吸取道家的“道”作为佛法的基本观念，修行悟证的内容、目标，又以虚空为“道本”，把道家的“道”和佛学的“空”融为一体，构成玄学化的佛教本体论。法融根据道家的“道”的无所不在的思想，宣扬无情草木也有佛性，也能成佛，但这种观点后来受到神会等禅师的批评。法融还在“空为道本”的思想基础上阐发“无心合道”的心性论思想，对于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造成了巨大冲击，并极大地影响了慧能禅宗，尤其是青原石头一系的思想轨迹。
道家的“道”观念影响中国佛教学者对禅的理解的又一突出例子是南朝梁代慧皎（497-554），他在《高僧传》卷11《习禅篇》中对禅作了这样的诠释：“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注释：《大正藏》第50卷，400页中。］意思是说，禅是“妙万物”，也即以直觉透视万物的本质。这样禅就与一切事物都有关系，一切对象也无不被洞察。然而这只有在寂静的状态中才能显明、体现，就犹如渊池静止，才能彻见鱼石一样，人的心澄明方可以凝照一切。慧皎的禅就是由定生慧、定慧结合，而偏重于慧的意境。这种对禅的意义理解的变化，显然与道家把握“道”的方式相关，也和《老子》描绘的“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间》）的思想相关。
道家的“道”观念对慧能一系禅宗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道”几乎是和“佛”、“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出现频率极高的词。禅师们还称“道”为“真道”、“大道”，称禅宗以外的流派为“外道”，致力于禅修的人称为“道流”，佛性也称为“道性”［注释：《景德传灯录》卷5：“强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见解，师乃说无修无作。偈曰：‘见道方修道，不见复何修？道性如虚空，虚空何所修？’”（《大正藏》第51卷，243页上）这里“道性”即指佛性，偈的意思是，道性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本性，是众生的主体性。］，依禅修而得的识见、眼光，称为“道眼”，禅宗的古则也称为“道话”，等等。道家“道”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禅宗的世界观、人生观、心性论和修持方式，这里我们以慧能一系禅宗中势力最大的、流传最久的洪州宗为例，着重从哲学思想的角度作一简要的论述。
洪州禅师对“道”的意义的重要论断可以归纳为：
“道即法界”。马祖道一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注释：《景德传灯录》卷28，《大正藏》第51卷，440页上。］这里的“法界”，是指佛法的境界，包含行住坐卧，应机接物，乃至无量妙用；就修行言，是指众生的一切日常行为和禅修实践；就世界言，指一切现象。“道即法界”，也就是说“道”是囊括众生一切行为和世界一切现象的总称。
“大道天真平等”。黄檗希运说：“此道天真，本无名字。……恐你诸人不了，权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注释：《古尊宿语录》卷2上册，33页。］又说：“大道本来平等。”［注释：《古尊宿语录》卷3上册，39页。］“天真”，天然、纯真，自然如此。“平等”，无差别。这里的“道”指宇宙的真实、本质，希运强调包含宇宙万物、世界一切的“道”是自然、真实、无差别的，真理是普遍存在的。
“道如虚空”。南泉普愿说：“若是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虚豁，岂可强是非邪？”［注释：《景德传灯录》卷10，《大正藏》第51卷，276页下。］这里是讲悟道，也讲到“道”的意义、内涵。是说“道”犹如浩大的空间，广阔空寂，既不是非，出不是是，既不属知，也不属不知，是一种圆满的绝对真量、最高的究极境界。
“平常心是道”。这是洪州宗人最重要的禅学命题，认为平常的自然的心中就有真理在，真理离不开日常的心。这个命题强调真理即在主体内在的心中，主体生命的内在自觉即体现真理，既鲜明地突出了超越的道的内在性，又突出了主体意识及其价值，实际上把平常心和佛心、佛性等同了起来，由此也可以说“佛性是道”。
“触类是道”。如前所述，“触类”是指人们的一举一动，一切的日常行为，“道”，指佛道、佛性。意思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佛道、佛性的体现。这里，洪州宗人非常明确地把人们的各种日常行为，包括起心、动念、弹指、謦咳、扬眉、瞬目等等，都归属于“道”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