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持北大——进北大教授印度哲学——陈独秀在北大——李大钊与我——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从未接谈的辜鸿铭——北大情况补充——我与梁启超——与章士钊半生交往——会晤泰戈尔——我为什么离开北大——与李济深交往及在广东办“乡治”——与陶行知、黄炎培之相识——由河南村治学院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
问：梁先生，常听您称赞蔡元培先生的为人和业绩，您能否概括地对“五四”时期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先生作一总的评价？
答：蔡元培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与他开始相交，虽在七十年之前，但不少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一直认为，蔡先生的了不起，不单是他的学问，他的品格，而首先在于他开创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效于后来，为世人所公认。当然，这一切并非蔡先生一人之功，乃时势之所趋，自有许多人参与其中，但细数起来，在当时的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北京大学，论其影响和作用，蔡先生是居首位的。他的业绩，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各方面。几年前，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赞誉蔡元培先生为“我国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先驱”，所称极是。
问：何以当时蔡元培先生一接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面貌即为之一新，其影响波及全国，如此深远？梁先生是当时北大的教师，对蔡校长的办学宗旨，有何评论？
答：主张“兼容并包”和提倡“学术自由”，是蔡先生当时十分明确的办学宗旨，反映在许多方面，而且始终如一。在任用师资上，蔡先生聘请了大量新派名家，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周树人、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但同时也邀集了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等旧派学者。新旧派人物之间观点各异，种种明争暗斗难免，但在当时蔡先生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他们却各得其所，各行其道。蔡先生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并非是什么学派都赞同，没有自己的定见。从总体上看，蔡先生是极力扶持新派人物，主张传播新思想，并在实际上酝酿了新潮流的。但更使人赞佩不已的是，他并不因为支持新派而反对旧派，而是也给他们一席之地，发表己见，让新旧学派之思想观点在争论比较中决胜负，分优劣。其结果尽人皆知，新学说、新思想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波及全中国，终于酿成了“五四”新潮流。蔡先生的这一业绩，为后人如何对待各家学说和新旧之争，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再以当时北大的结社团、办刊物为例，用现今的话说，真是既有“百花齐放”之姿，又有“百家争鸣”之实。说大的，有名的“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先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组织不仅联络了当时南北方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如******、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等），而且逐步扩大，与其他团体联合行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说小的，我参加了的“行知社”，原是学生发起的小团体，宗旨是行其所知。我记得组成后给校长打了报告，蔡先生很快批准，并拨了专门的房间供开展活动使用。蔡先生虽然不无自己的看法，但作为校长，他对校内各种社团和刊物，不管人数多寡或观点异同，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说当时北大的社团多如夜空繁星，刊物似雨后春笋，并不算过分夸大。
问：梁先生二十多岁就被蔡元培先生聘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其间详情鲜为人知。梁先生能向读者细谈否？
答：说到我自己，虽然当时也在蔡先生的包容聚拢之下，年仅二十四岁就被聘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实则我是得到当时北京大学培养之人，而不是如许多名流学者那样得到发抒之人。我那时不属于新派，但要说是旧派也还数不上我。在当时北大的旧派学者中，有辜鸿铭、刘师培等名流，我是不够格的。我说自己是受当时北大培养、教育的人，意为蔡先生的了不起，并不止于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算，如我这样并非学生而实际受培养者，亦不在少数。
我认识蔡元培先生，则更早一些。蔡先生是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我当时在京津办的《民国报》做外勤记者，曾数次见到蔡先生，但当时我认识他，他却不记得我。袁世凯死后，组织南北统一内阁，张耀曾作为西南势力的代表出任内阁的司法总长，我和沈衡山（钧儒）做他的秘书。1916年冬天蔡先生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时，我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惟独推崇佛学（家）。蔡先生抵京后，我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廉（蔡任总长时范是次长）的介绍，带着这篇文章，慕名去见蔡先生。当我拿出文章时，蔡即说他路过上海时就看过了，并说了要请我到北大教书的话，还说他也爱好哲学，这次到北大要着重办好哲学系等等。过了不久，蔡先生约我与陈独秀先生于他的校长室（陈先生是新聘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谈论要我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我当即说，据我所知，无论西欧或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我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仅仅是对佛学有兴趣而已。要我教印度哲学，怕不能胜任。蔡先生回答说，你固然不甚懂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谁也不过知道得一星半点，横竖差不多，你就大胆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担。蔡先生又说，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自己也爱好哲学，我们还有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你怎么可以不来呢？你不要当做老师来教人，可以当做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只有答应下来。
但是，我答应是答应了，无奈当时我确实分不开身。作为张耀曾先生的秘书，沈钧儒先生主要为张照顾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是管机要的，南来北往的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深夜。我既于这门课生疏，如何有时间去作准备、编讲义呢？我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代课，正好许与蔡也相熟，蔡就同意了。次年政府改组，耀曾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十月间，我返回北京，恰逢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后一直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我正式到了北大。就这样从1917年至1924年，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之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论年龄，蔡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我至多只能算个学生，其他同事也大都比我年长。所以我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绝非是谦词。
更应该指出的是，论我个人资历，一没有上过大学，二没有留过洋；论专长，不过是对某些学科经过自学、钻研才一知半解，至多也只能说是一技之长吧。蔡先生引我到北大，并且一住就是七年，这表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也说明蔡先生在用人上称得上是不拘一格的。只要符合他的办学宗旨，哪怕只有一技之长，他也容纳、引进，并给以施展之地。蔡先生以前清翰林而为民国元老，新旧资望备于一身，当时的新旧派学者无不对他深表敬重。即是在哲学方面，他也远在民国之前，就出版了《哲学要领》等著作。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时，仍好学不倦。我记得有位张克诚先生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庙里讲佛学的“唯识”中的“观所缘缘论”，蔡先生居然亲自去旁听。
问：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是佼佼者。梁先生当年与他相交可深，有何评论？
答：我与陈仲甫（独秀）先生相识在进北京大学之前，记得是1916年夏秋之间，李大钊先生宴客于北京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都应邀出席，在席上初次相遇。后来同在北大，也常有机会相见，但彼此间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只是他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指责理科学长（院长）、科学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是蔡先生当场出面劝解，才为陈解了围。
问：听说梁先生当时与李大钊先生交往颇深，直至他被奉系军阀杀害，您还参与筹办丧事。梁先生可否细谈？
答：我认识李大钊先生，更在陈独秀之前。我们是前后脚进北大的。我每次到北大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记得是1921年寒冬的一天，我走访守常（李大钊）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结婚对于他，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过父母的面，全靠祖母抚养长大。由于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便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五六岁，彼此感情甚笃。赵夫人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外出求学。
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记得是1927年春天，有一****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他忙着接待，我不便多说话打扰他，不久便退出，不料这竟是最后一面。不多日便闻知他全家被捕，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士钊）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先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作霖之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到守常被引出就刑时，眷属方释放回家。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后，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一面看视守常装殓。其时他家属已回到西城二龙坑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哀泣不起，劝慰几句后便留下十块大洋退出，改往下斜街长椿寺——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来到，有了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心中一沉，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待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亦陆续而来，便共议改行装殓之事，直至商妥为止。
守常当年的熟友，除我外，于树德（永滋）已于几年前故去，张申府（崧年）也于1986年去世。于、张二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后来离开了。而我则根本是党外之人。今天回首，奇妙的是守常等诸位共产党的熟朋友，均未有人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尤其是守常，为中国共产党之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因而尽管彼此间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当年我与守常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憩。几年前纪念守常，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示一张有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已六十多年了。漫漫半个多世纪，外敌入侵，世局****，此相片我手中早已无存，今日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问：胡适之先生是当时北大新派人物中的名教授，不知梁先生同他有无交往？
答：蔡先生聘请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文学系教授，是在我进北大一二个月之后。胡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当时北大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很有功绩，影响也很大。我和他在北大很快相识。在民国七年（1918年）《新青年》杂志六卷第一号上，曾发表了陈仲甫和陶孟和评论我的父亲梁巨川自杀之事的文章各一篇，我阅后即撰写《答陈仲甫先生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有没有罪等问题展开讨论。我在文中还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我父亲前后二十年的变化以及为什么自杀等情况。胡适之先生专门对我的文章写了答复词，一起在《新青年》上发表。答词中称赞我的文章写得好，也指出不足之处。我和他的关系由此进了一步。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中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但我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而胡适之呢，如前所述，他因为倡导白话文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干之一，但据我当时的交往，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胡适之先生后来同他们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
问：辜鸿铭是当时北大旧派中的头面人物，梁先生同他可曾有过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