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1916年夏天，张耀曾司法总长下野，我亦去职南游，经苏州、杭州而湖南。时值在衡山的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率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沿途军纪极坏。正巧我与溃兵同时进京，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我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撰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到北京后，我将此文自印了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次年10月间我进北大，拿了若干本放在教员休息室，让教师们翻阅或自取。有一天，我正在教员休息室，见一位身穿蓝袍子、红缎马褂，梳着一条又白又细的长辫的老先生走进来，在场没有人同他搭话，他也不理睬别人。我从他的装束和外貌上立刻联想到此人可能是辜鸿铭教授。只见他抄起一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阅起来。阅后又放回原处，然后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有心人哉！”依旧是不瞧他人一眼，转身慢悠悠地走出了教员休息室。我立即向旁人打听，刚才出去的是谁？答曰：奇人怪杰辜鸿铭是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后来还见过多次，但始终未交谈过。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又早闻此人怪僻，便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使我奇怪的是，辜鸿铭曾留学西方多年，并精通数种外国语（包括古代语言），教的也是外国文学，但他却极力排外，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而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联想到蔡元培先生，他竟不顾校内外许多新派人物的极力反对，依然让辜鸿铭这样的“老古董”在北大任教，确是一般人不理解，也做不到的。蔡先生严格遵循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宗旨和方针，的确是颇有胆识和远见的。
问：梁先生常说，在北京大学七年对您人生道路的变化至关重要；您对此可有情况补充？
答：有的。从1917年至1924年，我在北京大学任教。这七年，一是改变了我笃信佛学、一心想出家的生活道路；二是一面教书，一面自学、研究，在学识上成熟了，开始具备了自己独有的见解。
我是因蔡孑民先生要开设印度哲学课而被聘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我刚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就已想到了儒家哲学。当时，我对佛学、儒学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但我更倾心的是佛学。我想既已到北大教书，便要决心为孔子、释迦说个明白，走自己的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记得我第一天到北大教课，便至校长室见蔡校长，劈头就问他对孔子持什么态度。为什么不问释迦，而问孔子？那是因为当时已是五四运动前夕，北大校园内，孔子的学术已成为争论的热点。蔡先生可能感到突然，犹豫了一下，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至于儒家的学说对历朝历代以及当今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有争论。我说：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进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作旁的事。蔡先生笑着说，好的好的，北京大学需要多多研讨各家各派学说的人。
于是我头一年讲授印度哲学课程，第二年《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又陆续开授儒家哲学（又称儒家思想史）等课。但我的心思和精力远不止是开设这些学校规定的课程，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工作。我当时只是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方文化并提，作相比较说，因而无从引起人们的研究。当时，很多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但因我对于自己的生活、行事，从来不肯随便，对一个要研究的问题，若没有得出一个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放松，不罢休。因此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1918年），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一个广告，征求有志于、有趣于研究东方哲学的人，结果响应者寥寥。尔后我仅在哲学研究所开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我的研究心得略讲了一个梗概。至1920年秋，我才开始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由陈政记录，部分讲授内容发表于《少年中国》杂志。
1921年暑假，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我在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四十天，由罗常培记录全文，并随记随编印成篇（未成书）。后来将陈、罗记录合并整理，由我补写最末一章在北京出版，时为1921年。而后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共再版十多次。直至去年3月，香港里仁书局还出版了我这部六十五年前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人称这部书为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文化的一部书，这当然是我起初所不能预想到的。应当指出的是，在这部旧著中，我的绪论是评判东西方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这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失偏颇之处。但作为一部“五四”时期的旧作，即便当作一家之说，或者是研究、探讨问题的参考资料，也多少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作为发祥地的北京大学。诚然，我当时所潜心研究、发挥的问题，是与五四运动的锋芒不一致的。但当时我的态度是，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只是各人抱着各自的那一点去发挥；只要其目标是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并不要打倒陈独秀、胡适之我才获得成功，我甚至从来没有说过反对某某人的话，不管在讲堂上，在文章中，如果提到某某人，都是以分析、研究的口吻，同则同，不同则不同。正因为这样，我在北京大学，一直与陈独秀、胡适之等有交往，特别是与李大钊先生，称得上是好朋友了。1930年（民国十九年），我在一封给胡适之先生的信中，曾经提及民国十一年的旧事及与李大钊先生的交情。信中云：
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大钊先生字）同访蔡（孑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先生说：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亦颇肯想这个问题。类如民国七年我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走一条路的决心和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和先见。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个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相识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
这段话表明，尽管我当时所潜心研究的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所研究的内容各异，但共同的心愿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不为团体，不为个人。
问：梁先生常谈及梁任公（启超）先生对您的影响，可否谈谈您同梁的相识和交往？
答：20世纪初，我家就拥有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梁任公主编的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由他主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共计五百多万字。这是我最早的自学课本。梁任公在著作中一面提示新的人生观，一面指出中国社会之如何改造，正切合我对探求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需要，得益甚大。他在报刊上介绍外国各家学说、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西洋思想文化不少；他关于先秦诸子及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是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最初之接触。这段时间梁任公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徒在思想上，还在生活上，诸如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等。
同梁任公相识并开始交往，则在民国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在崇文门外花市，不授课则在家读书备课搞研究。一天，梁任公带其长子梁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突然登门访我，使我甚感意外。因为其时梁任公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他这次造访于我，是出于对佛学的共同爱好。
自此以后，我便常去向他讨教。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是该院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位是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其间我曾不时到清华去看望他。梁任公作古后，我曾写过纪念文章，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点。当年我们所钦仰的人物，后来不满意，盖非独于任公先生为然。
问：梁先生还常谈及章行严（士钊）先生，梁先生对章之治学、为人有何记忆？
答：我与章行老之交往，如果一直叙述到解放以后，到70年代初他去世为止，那就太长了。我还是着重讲讲早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自幼就喜看报纸。十四岁考入顺天中学堂之后，凡学校阅览室所备京内外的报纸我都看，不仅认真看新闻，而且细看长篇论文。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讨论宪政制度，有时兼写“欧洲通讯”，均我所爱读。后来又见上海《民立报》上常见署名“行严”的论文，提倡逻辑学，我也爱读。因为读得多了，我便从笔调上推断“秋桐”与“行严”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笔名。其间又在梁任公主编的期刊《国风报》上见署名“民质”的论翻译名词的文章，内容虽然与前者不相及，但我却从笔调上断定与“秋桐”“行严”是同一人。后来访知果然是一个人，真名为章士钊。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年幼时曾受了章行老影响，一方面说明章行老在青年时就是多才而勤奋的。
辛亥革命发生，清廷退位。孙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但同盟会决议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而袁对此口头含糊，行动上不予理睬。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主持笔政的章先生却发表定都北京的主张。同盟会内为之哗然，又因章不是同盟会员，大家就指他为混入报社的内奸。于是章不得不退出《民立报》，自己创办《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主张。我尚记得《独立周报》的发刊词，强烈表明了主办人从来独立不倚的性格，又附有一封章行老寄给杨怀中（昌济）先生的长信。章在信中说，他虽然同孙（中山）、黄（克强）一道奔走革命，却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主要原因是凡加入同盟会者都必须按手印，宣誓忠于孙公，他对此不以为然，不肯执行。其时章不足二十岁，虽经他所兄事之章太炎、张溥泉二先生强致他加入，甚至把他锁在房间里，不加入就不放他出去，他也没有屈服。信中说，知此事者不多，怀中先生知道，可以作证云云。我非常喜欢行严先生的这种独立不羁的性格，尽管我自己是同盟会会员。这种精神上的契合，远在我们见面认识之前。
其后，章行严先生又转去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讨论问题，所得答复书信不少。这是我们正式交往的开始。《甲寅》杂志传颂国内，正值孙、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图谋帝制，人心苦闷之时，影响极大。不久章行严先生参预西南倒袁之役，担任军务院秘书长。袁倒黎继，因军务院撤销问题，行严先生来北京接洽，我们第一次见面。几次交往之后，我倒颇有失望之感。我原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际，有心人理应刻苦自励，而章先生却以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之处。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同聚北京，见面更多一些，章先生至九十高龄，仍勤奋著述，为我所亲见。
问：梁先生曾经会晤过印度诗人泰戈尔，漫论儒家哲学与宗教。这件事鲜为人知，可否作一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