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日昃即日中，郑注云：“言主者，谓其多者也。百族必容来去，商贾家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分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郑玄、贾公彦认为，三市是在一处而先后开放的，孙诒让则认为是于“王北宫后垣之外平列三区，不于一院内为之”，三区顺时交替开放。
三市的形制格局，由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郑注：“次谓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经，界也。”“次”是市官治事处的通称，包括，思次”和，介次”。思次是司市总治之所，介次是贾师、胥师的分治之所。“肆行列”即巷，是 合数肆而成的行列。肆行列之首为巷门，门外为市朝。所以，，以次叙分地而经市”的意思，是用“次”和“叙”(巷)二者划分地界，使之次第分列，不相杂乱。
孙诒让《周礼正义·司市》云：“三市每市盖各有总门，其内分设各次，次内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巷，是三市之中内外分合，其门不一。”巷门均有市官把守。每肆有肆长，负责一肆之事。每二肆有胥统管。每五肆有一名司稽，巡察流连于市不肯按时离去者。每十肆有一名司暴，查禁市场上的暴乱行为。胥的本职还提到，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者”，坐作禁令，郑注谓，当市而不得空守之属”，孙诒让认为包括两种人，一是，无肆立持者，索市不得，乃空守其所赍之物”，即无摊位的商贩；二是不遵守三市之市时间者；这两种人都在被驱赶之列。巷首有胥“执鞭度守门”，，郑注说其任务是“察伪诈”和“威正人众”。可见，《周礼》的市场是军营化的市场，商贾在经营的场所和地点上都不能自由选择。
2.监督商品交易过程
韩非等把商贾视为贪戾、狡诈的蠹虫，《周礼》则将他们当做必须步步防范的奸猾之徒，每一活动环节都必须由官员查验。据《司市》言，商贾入肆后，市官对其商品要作“平肆”、“展成”、“奠贾”三步工作。平肆：平，正也，江永云：“平肆者，平其肆之货贿，不使其名实相紊也。”《肆长》云：“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尔即迩之借字，近也。郑注云：“使恶者远善，善自相近。郑司农云：‘谓若珠玉之属，俱名为珠，俱名为玉，而贾或百万或数万，恐农夫愚民见欺，故别异令相远，使贾人不得杂乱以欺人。’”可见，货贿在摊位上陈放时，必须按质地的善恶分类，不得混杂，欺骗买主。无独有偶，与此相类似的做法，云梦秦简中也有之：
有买及买（卖)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
秦律规定，买卖时，商品应系签标明价格，只有价格不足一钱的小件物品，才可以不系签。这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贾人欺骗买者。
伪饰之物受到国家严厉禁止。胥师要悬挂、公布，刑禁”，刑即市刑，禁即《司市》之伪饰之禁四十八之属。《司门》云“凡财物犯禁者举之”，孙诒让说此禁即“《司市》所云伪饰之禁在商者十有二是也”，举之即没入官。伪饰之物在关门被查出则没收，在市场被查出则加以诛罚，《胥师》云：，察其诈伪、饰行、？慝者，而诛罚之。”物脆薄不坚为，行”。慝，恶也。巧饰恶物，欺诳买者，则要第五章施以宪、徇、扑之刑，并罚泉布。
在买卖过程中，官方始终作为第三者或中介人参与其事。《质人》云“凡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剂”即券书，作为凭证之用。质人将成交之物书于质剂。
“质”与“剂”又有区别，孙诒让说“物重贾贵则用长券之质”，“物轻贾贱则用短券之 剂”。不仅有形制大小之异，而且代表的货物价值不一，这一程序即所谓，展成”。然后，贾师，奠其贾”，奠即定，贾师审定所成交货物的价格，亦书之质剂，至此，交易才算告成。
市官对物价的监督极其严格，为了防范变相提价，《质人》云：
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
淳制，郑注引杜子春云：“纯谓幅广，制谓匹长也，皆当中度量。整个市场的计量单位是统一的，官员随时“巡而考之”，违反者要处罚。云梦秦简也有这种规定：
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秦律规定，布的长度为八尺，幅宽为二尺五寸。凡是质量不合格，长宽不合标准的布，一律不得在市场流通。违反者想必也要受到处罚。即使发生自然灾害，货源短缺，物价也不得浮动，《贾师》云，“凡天患，禁贵？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其目的显然是要避免民受重困。
3.禁绝侈靡品
从先秦文献看，工商制作和销售奢侈、细靡商品的现象，在战国时代已普遍存在，成为社会问题之一，因而受到法家的激烈抨击。
《管子》说，“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刻镂纹饰的商品耗工费时，价格必然很高，这类产品若大量上市，必然会从流通领域吸走大批货币，导致国家贫困。因此，，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工匠以雕文刻镂、女工以锦绣綦组相夸耀者，都是“逆”即违令。所以该学派主张，“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
法家反对侈靡品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它腐化社会风气。《商君书》云：“声服无通于百县，****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只有声色、玩好、服饰之类的侈靡品不广为流行，农民劳作时就看不到，休闲时也听不见，那么社会风气就不会浮荡，农民的意志必能专一。
这种对侈靡品深恶痛绝的态度，完全为《周礼》所采用，在《周礼》中，侈靡品是严禁进入平民的流通领域的。究其原因，除上述《管》、《商》所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市场必须与消费水平相适应。《周礼》中的农民负担的赋税较重，消费水平很低，因此只需满足他们最基本的日用品即可，其质量则以结实耐用为优。《司市》云“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即细靡之物，物细靡必奢。贾疏云，“物货细靡，人买之者多，贵而无用，令使粗物买之者少而贱，使市贾不平，令禁之则市物均平”。所以，《司市》又云，“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伪饰”，说者多以为指假货、劣货，如此则无法解释，在民者十有二”一语。《月令》季春云，“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郑注，“淫巧，谓伪饰不如法也”，可见，“伪饰”是指淫巧之物。在《周礼》中，工不得作，商贾不得鬻，民不得有的伪饰之物多达四十八种之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行政手段，使奇邪无益者不作，虚耗之弊断绝。
市官指导商业活动的原则是，“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郑注云，“利，利于民，谓物实厚者。害，害于民，谓物行沽者”。“行沽”指质次之物。商业活动的作用是“亡者使有”，但要以于民之利害为取舍，损害民的利益的商品和侈靡之物则在禁绝之列，唯实厚之物可以在市场流通，并受到保护。在这里，看不到有繁荣商业的意思，只不过是要把商业活动限制在解决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上。
市官还兼有平抑市场物价的职责。《泉府》云：“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场上若有滞销货，泉府就动用其库内之货币买进，因其滞销，价格必然很低，他日若有不时之需者，再转卖之。为了“防检猾商用贱直贩官物，而贵卖之以病民”，凡从官府处购买市场的滞销物者，必须，各从其柢”，即凭其所属官吏的，封符信”致之泉府，证明其身份，泉府方才以物予之。《廛人》亦云：“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珍异指四时食物，滞久则容易腐败，故以泉府之财买与膳府，以供官食。这样做，官不失实”，而市场商品的价格和品种都能保持稳定。
4.苛关市之征
《周礼》对商贾所征的税，名目极多，主要有两类，一为关税，一为市税。
关税：《司门》云“正其货贿”。郑注，“正读为征。征，税也”，是为货贿出入国门之税。《司关》之“征廛”，江永云，“此征、廛是二事，征者，货贿之税也；廛者，货贿停阁邸舍之税也”，，货贿物多，暂有停阁，以待有司之稽察也”，可见不仅有关防之税，而且要交纳存放货物的仓库税。“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是携货贿从私道潜出，逃避关税者，要没收财物，挞伐其人。
关、门、市都有向商人征税的机构，但三者不在一处，相隔甚远，这就可能给商人以作弊、逃税的机会，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周礼》又有联门市之制。《司关》云“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货之节即《司市》之玺节，其职云：“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玺节是商人出入关门的凭信，他们必须持有司市发给的玺节，方能由市达于国门，由国门达于关。关门之吏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不仅案验其玺节，而且记载其货物数量等。反之由关外入市的商人，也要由关而门、由门而市地出示其邦国司市发给的玺节，并办理登记和纳税的手续。《司关》贾疏云：“司市与关及门三处相连，恐奸猾商人或以多为少，或隐而不出而避税，故相连以检括之也。”除玺节外，司关还根据案验结果发给“传”，“传”类似后世的过所文书，“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持货贿者必须有节有，传方能出入，可见对商人稽查之严厉。
市税：商贾要交纳的市税，据《廛人》职有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五种。
（1）布，郑注引郑司农云“列肆之税布”。贾疏云“谓在行肆坐卖物之常税”，即市肆的屋税。
（2）总布，这是商贾的正税，即货物税，在五布中数目最大。书江永云：“货有贵贱，贿有重轻，举其总数以计布，故谓之总布。”总布由肆长征收。
（3）质布，这是质剂之税，江永云：“此则偿质剂之布也。古未有纸，大券小券，当以帛为之，交易以给买者，而卖者亦藏其半。质剂盖官作之，其上当有玺印，是以量取买卖之泉以偿其费，犹后世契纸有钱也。”孙诒让认为，质布相当于西方之“印花税”。
（4）罚布，“犯市令者之钱也”。江永说，“罚布有三，质人罚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师罚诈伪饰行卖慝者二也，胥罚有罪者三也。而犯禁者之类，如不当粥而粥，乘天患而贵卖，皆有罚布可知矣”。都是对违反市场管理条令所课处的罚款。
(5)廛布，是市之地税(廛指货物之邸舍)，即仓库税。此税是买卖双方都可能有的，江永云：“卖者肆中不能容，则停货物于廛；买者当时不能即运，又或储之以待时鬻，亦须廛。此廛亦是官物，故当有税。”
以上五布中的布、总布、廛布，是大宰九赋中的市赋，为正税，而总布又兼有大宰九职中的货贿之贡。
此外，活跃于市场的屠夫，虽无货贿，但亦于市为肆，则不仅有民职之贡，还有市廛之地税等。《廛人》云，“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以所宰牛羊之皮角筋骨当税。
5.货罚、金罚及其他
《周礼》有许多经济惩罚的规定，它们既有整肃法治的作用，又有增加政府收入的效益。
货罚主要指罚出货布。《胥》本职云“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郑注“罚之使出布”。《廛人》，五布”中就有罚布一项，从市官所掌看，货罚的名目很多，《胥师》所察之诈伪、饰行、卖慝者，《贾师》所禁之乘天患之机贵卖商品者，《质人》所禁之违反度量淳制者，《司市》所列伪饰之禁四十八等，都要被处罚款。可见，《周礼》管理市场很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此外，商人出入门关时，若货不出于关或货物犯禁，都要，举其货”，即没收充官。甚至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也要罚以幕、帟、盖、帷之物。
金罚是罚出铜。《秋官·职金》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金指铜，贾疏，“出罚之家，时或无金，即出货以当金直”，足见掌法之士官，亦以经济手段相济。但是《周礼》没有明确提到金罚的范围及数量，仅《大司寇》略为涉及：
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
《说文》“钧，三十斤也”。断狱前三日，诉讼双方都要交一钧之金，断狱后，败诉者之金没入官府，胜诉者之金则退还。金罚之铜由职金转给司兵，用于制造兵器。
孙诒让等引《尧典》“金作赎刑”和《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等文，证明金罚为自古即有之举。实际上《尧典》、《吕刑》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将罚金移用于甲兵，则是管子的创举：
（管子对曰）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试诸木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齐语》也有大致相同的文字。管子的目标是要富国强兵，但又不能再加重国家的负担，而以甲兵代罚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周礼》作者显然受到管子的影响。
还有一种商业贷款。《泉府》云：“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民（指贾人）需贷款者，有司辨明所贷泉物多少及利率之数，贾人至期依所在地区的赋率还本付息，这种坐收子母之利的办法，正是战国时流行的。利息也是泉府收入的来源之一。
《周礼》作者所处的时代，商业已很发达因而书中时有透露。如《秋官·朝士》云：“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郑注引郑司农云：“同货财者，谓合钱共贾者也。”孙诒让认为，它相当于西方的合资办公司。”地官的泉府有赊贳之政，孙诒让认为，它相当于西方的官办银行。这种比方不很准确，但确有其共性。《周礼》对工商业倾注的热情，远不如农业，这是很明显的。它从产品种类、经销价格、经销场所、税收等各方面限制工商业者，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只能在政府划定的狭小圈子里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地官·司市》规定，国君、世子、命夫、命妇等不得随便过市，违者要处罚。这种规定似乎很奇怪。《商君书》有这样一段话，“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闲居游逛与博闻、辩慧都有妨于治，故禁之。可见《司市》的规定本于《商君书》，两者在这一点上是契合的。从全书的抑商思想来看，这样做恐怕还含有鄙视市肆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