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改嫁和再嫁还与汉代人及时行乐的观念有关。悲叹“去日苦多”是汉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心态。当时人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来解释自己的尽情享乐。如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③（③《文选》卷二十九。）《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记载，东汉人曹文叔在丈夫死后十分悲痛，不欲再嫁，以致“以刀断鼻”，毁容自誓，人们劝她：“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
女子可以改嫁和再嫁，还与扩大人口再生产因素有关。由于统治阶级广蓄妻妾，必然造成一部分适龄男性无法婚嫁，娶改嫁或再嫁的妇女，遂成为他们组建家庭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此外，在虽曾婚娶、而妻亡无子的家庭中，男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人口再生产。
丈夫与妻子离婚之际，所牵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财的分割与子女的归属。家财情形已如前述，而子女归属问题则比较复杂。
妻子与丈夫离婚后，所生之子一般留在夫家，成为夫家中的成员。《后汉书·应奉传》注引《汝南记》载，邓元义与妻子离婚后儿子跟随父亲共同生活。冯衍亦然，《后汉书·庞参传》也有同样记载：“（庞）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这说明，庞参前妻之子亦随父生活。查史，邓元义属于平民阶层；冯衍系中、小地主阶层成员；而庞参则是当朝三公。由此而见，丈夫出妻之后，儿子留在父亲家中，是当时的通例。
如果丈夫死后，妻子另行再嫁，儿子大多留在父家之中。例如西汉初，女子臧兒先嫁王仲，“生男信与两女”。王仲死后，臧兒更嫁田氏，但她没有把王信带走。王信遂留在故去的父亲家中。①（①参见《汉书·外戚传上》。）
妻子死去，子女大都亦留在丈夫家中，如《后汉书·胡广传》注引《襄阳耆旧记》云，胡宠先娶一妻，生胡广。妻死后，他“更娶江陵黄氏”，胡广便一直住在父亲家中。东汉人杜畿少丧母，亦在父家居住。②（②参见《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同时，也可看到子女在父母离婚或其中一方死后住在母家的情形。这或是父家经济状况极度贫苦，无力养育所致，或因战乱灾疫无法回到父家，而随母家共同逃难。
从动态演进看，在关于妇女的“贞节”和再嫁、改嫁的问题上，两汉四百年呈现出缓慢变化的态势。如果用最粗的线条加以勾勒，西汉前期（从高祖至宣帝时），较之西汉后期（从宣帝至王莽时），更加忽略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而东汉时期则比西汉时期重视对女子的“贞节”要求。
西汉前期，最高统治者并不提倡女子“从一而终”。封建正统思想家也只是论述“男尊女卑”的命题，并没有对女子的“贞节”进行阐发。当时，虽然出现了“贞”的字眼，但含义却与其后的“贞”却有所不同。它仅仅是要求女子在丈夫死后能依礼守丧，并非规定寡妇不得改嫁他人。蒯通曾问萧何：“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而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萧何答曰：“取不嫁者。”③（③《汉书·蒯通传》。）西汉时期褒扬“贞妇顺女”的第一个诏令是宣帝神爵四年
公元前58年颁行的，这时，上距汉朝建立已有一百多年了，虽然，宣帝只是笼统提出赐给“贞妇顺女帛”，没有用更明显的溢美词句加以彰扬，但无疑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影响。颍川太守黄霸率先倡导教化。“百姓乡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摄政，朝廷第二次褒扬“贞女”：“乃令太后（即元帝王皇后———引者注）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④（④《汉书·元后传》。）刘向的《列女传》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东汉时期，妇女恪守“贞节”进一步受到重视。封建皇帝颁布的褒扬贞妇诏令的次数较西汉为多。直接受影响的地区范围，也超过了西汉。河东太守杜畿“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①。（①《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梁相袁涣也“教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②。（②《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二月条李贤注谓：“节谓志操，义谓推让。甄，明也；旌，章也。里门谓之闾。旌表者，若今树阙而显之。”）
在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上，节妇与孝妇的题材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上，就有“梁节姑姊”、“齐继母”、“京师节女”、“钟离春”、“梁高行”、“鲁秋胡”、“齐姑姊”、“楚昭贞妻”等“贞贤”之妇的形象。③（③参见洪适：《隶续》卷六，见《隶释隶续》，375、3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随着女子再嫁和改嫁行为渐受“贞节”观念的限制，东汉后期男女交往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随和洒脱、不拘行迹，逐渐转向稳重谨慎、检点拘泥：“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④（④《乐府诗集》卷三十二《君子行》。）何晏和夏侯泰初对蒋济“叔嫂无服论”进行了驳难，强调家内亲族之间，亦应遵循“男女大防”的原则：“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别，故绝其亲授，禁其通问。”⑤（⑤《通典》卷九十二《礼》五十二《嫂叔服》。）
然而，我们不能把“贞节”观念的作用估计过高，因为它主要在儒家学者阶层中产生影响，在汉代，影响妇女再嫁和改嫁的，与其说是“贞节”观念的扩展，倒不如说是多种因素的合力结果。
（1）赡养公婆赡养公婆是汉代女子入夫家后的重要职责，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寡妇的再嫁。西汉昭帝时。东海地区有一“孝妇”，“少寡，无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寡居长达十余年之久。⑥（⑥参见《汉书·于定国传》。）此外，还有“陈寡妇养姑不嫁”①。（①《汉书·游侠传》颜师古注引刘向《列女传》：“（陈孝妇）夫当行，戒属孝妇曰：‘幸有老母，吾若不来，汝善养吾母。’孝妇曰：‘诺！’”在丈夫死后，陈孝妇“养姑愈谨”，陈氏父母拟让她改嫁他人，“孝妇因欲自杀，父母惧而不取，遂使养姑”。）东汉时，也有寡妇因此而不能结婚。《华阳国志·梓橦士女》载，杜季之女出嫁后，丈夫虞显故去。杜氏坚不改嫁，声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当生事贤姑。”贞氏在丈夫死后，亦因“供养舅姑”而不再嫁。②（②参见《华阳国志·犍为士女》。）
（2）年龄因素《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云：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泻。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汉代女子再嫁与改嫁受到年龄上的限制。
如前所述，汉代男子再娶多是为了生儿育女，以使子孙繁衍。对于女子来说，再嫁或改嫁大都是谋一条生路，求得寄身安命之所。因此通过再次婚配，以寻求生理和心理上的平衡的需求动机，在汉代是不存在的。在子女长大成人，能够承担供养母亲的职责后，她一般不再嫁或改嫁。《后汉书·孔奋传》载，孔奋丧父后，“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茅容丧父之后，尽力供养其母，母遂未再嫁。③（③参见《后汉书·郭太传》。）
汉代正常婚龄，女子大都在十四五岁时结婚，男子则以十六七岁结婚者为多。据此而推，子女长大成人后，其母年龄已近四十岁。到四十岁左右，女子的改嫁和再嫁就已很少见了。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再嫁、改嫁实例，绝大多数都是年龄尚轻的女子，如西汉臧兒、卓文君，东汉蔡琰、禽坚妻。④（④《华阳国志·蜀郡士女》云：“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史[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
到了女子生育机能丧失的“七七”之年后，女子的改嫁和再嫁几乎绝无仅有。王莽时，琅邪海曲女子吕母就是这一年龄层的寡妇。⑤（⑤吕母事迹见《汉书·王莽传下》、《后汉书·刘玄传》。）《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李膺《益州记》云：“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曹操建安年间亦颁令说：“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①（①《三国志·魏书·武帝记》注引《魏书》载魏王《令》。裴注此条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夏四月条下。）显然，这也是针对老年寡妇颁行的。
男子再婚的年龄终限要晚于女子。男子五十岁再婚尚较普遍。如西汉人朱买臣在五十余岁时再娶的。②（②《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与妻子离婚时并无子女跟随。他与妻子离婚时是“四十余”。其后数年仍然独自一人，甚为凄苦：“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而同传又载，朱买臣死后，其子朱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风”。可知朱买臣是在仕官时的五十余岁，又娶妻生子。）东汉人孔奋“年已五十，唯有一子”。妻与子均死于战乱。但他到晚年，仍有子承嗣，这说明，孔奋在五十岁之后还曾娶妻。③（③参见《后汉书·孔奋传》。）一般说，到七十岁之后，男子一般就不再婚了。《风俗通义》中虽然记述年已九十岁的富家老翁还曾再娶妻子④，（④参见《风俗通义》佚文，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420页。）但这毕竟是十分罕见的。
（3）保障家族的稳定安宁汉代还存在某些中年男子在妻子死后，不再娶后妻的情形，西汉人王骏“妻死不复取，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⑤。（⑤《汉书·王吉传》。）东汉人管宁“妻先卒，知故劝更取，宁曰：‘每省曾子、王骏之言，意常嘉之，岂自遭之而违本心哉’”⑥。（⑥《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朱晖说的更为直截了当：“时俗希不以后妻败家者”⑦。（⑦《后汉书·朱晖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从两汉史籍论述的不娶后妻的十余件史实来看，这些人不是高官、贵族，就是大姓、贵族。这表明，随着封建家族的发展，地主阶级成员也开始摸索巩固家族。关系的途径。
（4）封建****皇权和尊卑观念，限制了一部分女子的再嫁和改嫁首先，在汉代，皇后、妃子被禁止再嫁和改嫁，虽然这一时期的某些天子———如汉文帝———曾经须行诏令，让后宫美人出嫁。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冬二月诏令：“出孝惠后宫美人，令得嫁。”文帝后六年在其遗诏中，又令“归妇人以下至少使”。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允许妃、妾中的一部分人改嫁和再嫁。据现有史料，汉代正后、夫人，没有一个在皇帝死后再嫁；失宠的皇后、妃子也只能被贬居他所，长年孤居，不得改嫁。①（①吕思勉先生认为：“汉人不讳改嫁，故虽皇帝后宫，亦恒出之。”（《吕思勉读史杂记》，551页）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够确切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平帝王皇后是王莽女儿，新朝建立后，王莽欲让女儿改嫁。由于担心直接出嫁有损刘汉皇室宗亲的声誉，于是，他把王氏原来“安定公太后”的称号，改为“黄皇室主”，希图以此使汉家皇后改嫁合法化。②（②《汉书·外戚传下》颜师古释“黄皇室主”云：“王莽自谓土德，故云‘黄皇’。室主者，若汉之称公主。”按，此说甚是。这是王莽把女儿原有的“太后”称号，改为“公主”，以利再嫁的手法。）但即使这样，王氏也不答应再嫁。③（③参见《汉书·外戚传下》。）毋宁说，汉代皇后、妃子在改嫁和再嫁方面，是一个被“冻结”的阶层。
其次，诸侯王的正后与妃子，虽未受到如同皇帝后、妃那样的严格限制，但大多数人也是不能再嫁或改嫁的。虽偶或可见某一诸侯王娶另一故去的诸侯王之妻的事，如武帝时，赵敬肃王刘彭祖“娶江都易王宠姬”①，（①《汉书·景十三王传》。）但这类事在当时实属少见。更普遍、更大量的事例则是诸侯王夫人守寡终生。
如西汉时，梁平王刘襄祖母和母亲在其丈夫（均是梁王）死后，。都未再嫁。②（②参见《汉书·文三王传》。）纪氏在丈夫齐懿王死后守寡终生。③（③参见《汉书·高五王传》。）东汉时，沛王刘广的祖母，在其丈夫死后长期守寡，安帝和顺帝曾先后下诏，表扬她的“淑慎”之行。④（④参见《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汉后期开始，皇族和贵族成员擅自娶已故诸侯王的妻妾，要负法律责任，被处为“削地”的惩处。就此点而言，汉代启始了南北朝和隋唐的先声。⑤（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在汉代，对于天子和诸侯王的后妃有上述限制，但是，与后代相比，汉代的改嫁、再嫁禁令还不十分严格。到了南北朝时，对于女子改嫁和再嫁的限制，已经渗入到官吏之中去了。朝廷明令，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和九品以上官员的妻子，不得再嫁（《北史·李谐传》）。隋代又有所发展。“高祖之世……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隋书·儒林列传·刘炫》）“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隋书·李谔传》）。）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寡妇与鳏男在汉代是存在的。两汉时期的“女子户”，就是以寡妇为户头，包括若干子女的家庭形式。为了稳定这种再生产能力较弱的家庭，汉政府曾多次颁布诏令，赐“女子户”牛酒。①（①“女子户”的解释自汉代之后人们的看法就不相同。一种看法认为汉政府赐女子牛酒是天下男子赐予爵位，女子赐予牛酒（《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一种看法认为，女子为受赐爵的男子之妻，并非户头。如颜师古说：“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一种看法认为，所赐女子是女户头。以李贤、王先谦为代表。如李贤说：“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吏称为妻；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笔者同意李贤和王先谦的看法。理由之一，是颜、苏等人推测成分过大，所依之据，是赐男子爵与女子户并行。然而，在汉代亦有单赐女子户牛酒的记载。《后汉书·章帝纪》说：“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如按颜、苏二人说法，这一现象就无法解释.理由之二，是汉代之后，受汉的影响仍有女子户。两晋南北朝时曾规定，女户应承担一定数目的赋税。唐律中也有“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而脱者，又减三等”（《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律》）的说法。）
然而，无论怎样，在汉代四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女子再嫁和改嫁仍然是主流。在与丈夫离婚或丈夫去世的女子中，再嫁与改嫁率，估计至少在70%以上。改嫁和再嫁的普遍化和广泛化，对于两汉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一，改嫁与再嫁和汉代女子所具有的较高社会地位相辅相成，互为作用。换言之，妇女有权离婚，是以能够改嫁他夫为前提的。否则，女子一旦失去再嫁权力，其离婚权也难以维持。丈夫死后，女子可以不必守寡，再嫁他人，这对于女子来说，显然也较不许再嫁、守寡终身有利。
第二，女子的再嫁和改嫁对于人口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统治阶级中风行多妻妾制；加之，在某些地区，溺杀女婴的行为相当盛行，从而导致了青年男女性别比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之下，女子的改嫁和再嫁，当会解决一部分男性的配偶问题。一方面，可以稳定婚姻关系，并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促使了人口增殖。如在人口稀少的西汉初年，女子臧兒先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与两女”。王仲死后，她“更嫁为长陵田氏妇”，又生男二人②，（②参见《汉书·外戚传上》。）生育率几乎提高了70%。其他改嫁和再嫁的育龄女子的生育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毫无疑问，在全国人口锐减的情形下，女子的再婚与低婚龄一起，提高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第三，它对于汉代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产生了影响。由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现象的大量存在，子女之间也有了区别，“同产”概念应运而生。“同产”一词专指同一父母的兄弟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