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的消息，不啻在日本社会上又投下一颗精神原子弹，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全都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忧虑之中，一时无法接受失败的现实。
一向崇尚“报国”的松下幸之助，战败所带来的痛苦恐怕比任何人都深，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身为一家大型企业的主帅，绝不能在此时乱了方寸。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一早，他把公司的主要干部召集来开会，他在会上说：
“眼泪救不了日本，未来怎样，谁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日本肯定要走上复兴再建之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马上从军工生产转变为民用生产。”
幸之助毕竟是有眼光的，军工生产转民用生产的举措，使松下电器迅速以一个新的面貌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虽然由于造船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关门，给松下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捷足先登的民用生产，却很快又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可是好景不长，日本作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把深重的灾难带给亚洲人民，战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作为战争帮凶的幸之助，也不可能轻易逃过这一关。
9—10月间，美军的一个清查小组进驻松下电器，对军需物资进行清查。
不久，美军在清查的基础上，对战争中参与军工生产的大、中型企业实行“限制”，松下电器榜上有名。
所谓“限制”，主要是冻结资产，举凡资金的借入、动产和不动产的卖出，以及更新设备等，都须事先获得批准。被“限制”的企业，无异于被捆住了手脚。
又过了半年，美军又发出了“驱逐令”，即对参与军工生产的高级领导人强行解除职务。驱逐分A、B两级。A级是无条件驱逐，B级是审查后驱逐。松下电器属于A级，幸之助只好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与此同时，幸之助也被美军划定为“财阀”，其个人财产被冻结，包括他的那辆汽车，生活费被限制在公务员的水平上，甚至为保姆开薪都要提出报告。幸之助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
最使幸之助感到痛心的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松下电器遭到极大的摧残，大批员工纷纷离厂，短时间内竟流失了1．15万人，其中有许多是难得的人才，是幸之助多年来苦心孤诣网罗来的呀！他的内弟井植岁男也就是在这时离他而去的。
对于松下电器落到如此地步，幸之助是很不服气的。因为，松下电器与同属“A级驱逐”的另外几家大公司相比，无论历史，还是规模，都大不一样。况且——幸之助认为——松下原本只是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公司，并非传统的军工企业，只是战时应军方要求才转而生产军需产品，并为此而蒙受损失，因而松下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尽管有此强词夺理，但幸之助还是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据此写成了一份给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申诉材料。
幸之助对他的助手们说：“我们除了申诉，没有它路可走。假如申诉是死，不申诉也是死，为什么不申诉到底？”
于是，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时间里，松下电器的“申诉”班子同驻日美军总司令部交涉达一百多次。
幸之助除了直接领导这旷日持久的申诉之外，他自己的空闲时间还有很多，而他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必须有事可做，于是他就开始做学问：将自己一生从事经营管理的心得上升为理论来研究。
终于，在1949年，“A级驱逐令”被解除；四个月后，那顶“财阀”帽子也给摘掉了。
就这样，幸之助总算躲过了作为战争帮凶的惩罚，其实，幸之助能够绝处逢生，其原因并不在于他的一百多次申诉，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最终导致了对日政策上的变化。应该说，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铲除战争根源和消除法西斯残余势力上确实做了许多努力；但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美国出于“冷战”上的考虑，决定把日本建成“不沉的航空母舰”。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幸之助逃过了他个人的一场灾难。
战后的制裁是松下电器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段岁月。幸之助本人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