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许康佐一样，畏惧宦官，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李训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李训进士及第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阳节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宰相，与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刚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程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程本来想给他官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为真，迁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气，告诉左金吾兵曹茅汇，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被逮捕入狱。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就算武昭还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程。李训去见曹茅汇，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程合谋。但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训做事急功近利的风格，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
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宠遇郑注时，不禁叹息了一通，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于是，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于辩论之人，一见如故。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还推荐给文宗。文宗见李训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术，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当时的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训、郑注，当时李训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可想而知，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澄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郑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开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为什么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这只能说明，郑注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
李训任宰相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一直被王守澄抑制的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权势。随后将王守澄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外地为官。其实，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澄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澄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承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
当时天下流言纷纷，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从而泄了文宗心头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训。
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澄被彻底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杀。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除掉了。李训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威风扫地，气焰大为收敛。
李训与郑注又密谋，打算彻底诛灭宦官。因为宦官手中握有军权，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约定，在王守澄下葬时，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一个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李训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其功！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舆、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计划，故意表示惊讶，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宦官离开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仇士良等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劫夺文宗退入宫内。这时，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挟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300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200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600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
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甘露之变”是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次殊死较量，以皇权惨败告终。从此，唐皇朝再也没有能力剪除宦官之乱了。直至唐末，朱温把唐皇朝的宗室、朝臣、宦官一锅端，宦官与皇权才同归于尽。
挟帝有术，治国无方
应该说，我们不能因为宦官们掌权，就条件反射地认为他们不能处理好朝政，毕竟才华这个东西跟是不是宦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唐朝的宦官们在掌握了大权之后，并没有任何益国益民的举动，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祸害天下。
如果是皇帝，不管他怎么昏庸、怎么无能，也终究会考虑到不能葬送自家的江山社稷，也得为子孙后代考虑，总不能给他们一个两手空空的皇帝位置。但对于宦官来说，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江山，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败坏；其次，他们也没有子孙后代，所以不必考虑给其他人留下些什么。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781～843年），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唐朝宦官。宪宗、文宗时任内外五坊使，后升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甘露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
他趁皇帝昏庸、朋党相争之机，玩弄权术，稳步高升，从一个伺候太子的一般宦官，历任监军、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封楚国公，死后追赠扬州大都督。仇士良擅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婪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使当时朝政变得更加昏暗和混乱。
“甘露之变”后，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仇士良，知道文宗也参与这次谋杀宦官的政变，心中怀恨，常对文宗无理，文宗也无可奈何。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卒，死者甚众，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宰相舒元舆便装单骑出逃，被禁兵追擒；宰相王涯也被逮入狱，屈打成招，一家全被逮捕。禁军借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