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上朝，见百官缺许多人，就问：“宰相为何不来上朝？王涯为何不来上朝？”仇士良奏曰：“王涯谋反。”然后呈上王涯自供书，文帝不信，就问左仆射令狐楚：“是王涯的手迹吗？”令狐楚看后答曰：“是的。”后来令狐楚密奏皇帝说：“王涯谋反一事，未必可信。”仇士良知道后大为恼火，从此排挤令狐楚。
四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在“甘露之变”被杀后，郑覃、李石拜相，仇士良总把自己凌驾在两相之上，两相欲奏事，常常遭仇士良斥责。朝纲混乱，李石也时常与仇士良抗争，以图振举朝纲，强皇权，甚至敢反问仇士良：“训、注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仇士良对李石恨之入骨，又无法公开除掉他，就采取暗杀手段。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李石骑马上朝，中途遭到刺客射杀，马受惊后驮其回府。不料府门外也埋伏着刺客，刺客挥刀来砍李石，砍断马尾，李石幸免。文宗知道后大惊，命神策遣兵护卫李石，并下诏追捕刺客，未得。百官惊惧，甚至有人不敢上朝了。
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李石向文宗上表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无奈，只好让李石挂相衔出任荆南节度使，这时朝中再没有一个敢直面仇士良的人了。
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仇士良，其全部心机都用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上。他不许皇帝过多地接触读书人，也不许皇帝过问国家大事。一旦皇帝稍有不从，他就会琢磨着是不是再换一个人当——这种事情他做得驾轻就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朝中百官经历多次政变之后，为之一空，甚至连朝廷日常的运作都已经难以维持。在这个时候，仇士良保持了对大臣的一贯不信任，他甚至都不愿意自己的亲信去填补这些空缺，宁可让这些位置就这么空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神仙也无法治理好国家。他所做的只是牢牢控制住神策军（禁军），以此保持住自己对皇帝的优势地位。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他诏令敬宗子太子李成美继位。仇士良因为太子不是他立的，就杀了太子，另立文宗弟李炎为皇帝，即唐武宗，年号会昌。因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对武宗指手画脚，凡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侍，皆诛杀贬谪。武宗刚毅果断，喜怒不形于色，对于仇士良采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办法，接着任用李德裕为相来排斥仇士良。
仇士良已感觉出自己被武宗疏远，于是就用鼓动禁军闹事的阴谋妄图挤走李德裕，夺回自己的地位。
会昌二年（842年）十月，李德裕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仇士良便鼓动禁军哗变，围攻李德裕，借此铲除他。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求见武宗，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对神策军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于是风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至此后，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恶多端，说不定哪天就大祸临头。不久，武宗就把他削为内侍监，知省事。
会昌三年（843年），他请求告老还乡，宦官送他走，他还对党羽们传授驾驭皇帝的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应该常常以奢靡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不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就会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便要疏斥我辈了。”
武宗并没有放过他，第二年，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仅留下他一条性命。不久，仇士良病死。可惜，这只是武宗针对仇士良一人的反击，却不是面向整个宦官群体。虽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弹，但是对于皇权的巩固却是毫无用处。
所以，唐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衰落，不可避免
唐朝的兴盛与衰落其实都有一种匆忙的感觉，开国没多久，忽然就进入了前所未见的盛世；盛世没多久，忽然就开始衰落，而且一蹶不振再无回旋余地。我们可以说唐朝的盛世是因为隋朝的遗产以及开国前几代贤明君臣的共同作用，但对于衰落，就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用过来就是，兴盛的帝国总是相似的，衰落的帝国却各有各的原因。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19年，使得朝政败坏。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
唐玄宗好大喜功，为此边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著。安禄山掌握重兵，在天宝十四载（755年）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际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唐初所确立的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发生奉天之难。这场战争又持续了5年，最后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无力扩大战果，只好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而唐朝最终灭亡的根源，却并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
事情要从唐代后期的懿宗咸通年间说起。当时云南有一个称为南诏的地方割据势力，趁李唐王朝对岭南的统治鞭长莫及之际大搞武力侵吞，使得与南诏相邻的岭南地区深受其害。为了平息南方的兵戈，徐州节度使孟球奉命在徐州一带招募2000人到南方充当驻军，其中有800人就驻扎在桂林，担负守御城池的任务。
按照唐代军制的惯例，地方驻军一般是3年一换，这样，戍边的军卒们才不至于因为长戍边关而荒芜了家中的田园。但当时主管驻军换防事务的尹癸戈却严重失职，他由于没有筹集到有关的款项，最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让部队进行换防。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尹癸戈居然下令驻守岭南的戍兵再延期一年。
徐州一带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是战乱之区，那里的人武风极盛，性格刚烈，驻扎在桂林城区的徐州戍卒们早就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他们在低级军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9人的率领下，来找统军将领王仲甫理论，要求按期回转家乡。不想这个王仲甫却是个不近情理的人，摆出一副臭架子不理睬士兵们的合理要求。许佶等人一时按捺不住，与王仲甫及其亲兵冲突起来，双方大打出手，最后竟失手将王仲甫打死。
这一下祸可闯大了，许佶等人商议，干脆找来了他们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勋，并公推庞勋为首揭竿起事，准备以武力打回徐州老家去。就这样，一场始料未及的兵变在桂林发生了。
庞勋带领他的徐州健儿，手执武器，反出桂州，一路北上，由于没有军饷供应，免不了要攻州夺县以取得粮草军需。与此同时，一些沿途的贫苦百姓也趁机加入，队伍居然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等到他们打到老家徐州一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
唐廷接到桂林兵变的消息，派遣大兵对庞勋等人进行围剿。唐徐州观察使崔彦曾首先受命统兵迎战，却被庞勋打得大败，连崔彦曾本人也死于战场。
庞勋的部队连战连胜，很快控制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唐廷派遣名将康承训为主将，并以悍将王晏权、戴可师为南北两翼，三方并进，企图全歼庞勋于徐州城下。而庞勋则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暂不与康承训、王晏权的主力相碰，只集中局部优势兵力与戴可师决战。双方在淮河之畔的都梁山大战，结果戴可师的羽林军不敌剽悍的徐州锐卒，最后连曾经不可一世的戴可师也命丧沙场。
唐军主将康承训接到败报，不敢以兵力与庞勋硬接，转而使用其他手段。他利用庞勋等人起兵的本意只不过是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而解甲归农心理，展开一系列的诱降活动。庞勋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往往坐失战机，渐渐地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日趋不利。庞勋在城池连失的情况下，率残兵南逃蕲州，途中被康承训追上，不幸战败阵亡。
庞勋的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唐朝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创伤，各地人民起义像野火一样到处燃烧起来，其中以王仙芝、黄巢等人的兵势最为浩大。经过几年的战斗，终于将唐朝廷拖到了灭亡的边缘。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史实，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祁在总结唐亡的原因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中肯：“唐亡于黄巢而祸始于桂林！”
很快，我们就会进入到黄巢起义当中，去看看撑过了安史之乱、撑过了奉天之难、撑过了甘露之变的伟大帝国，是怎样在这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起义当中，流干最后一滴鲜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