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穷乡灵口每丁受田才30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穷苦少田的地方，人民的受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土地宽裕的地方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分配完了田地之后，就需要厘定田税与徭役，于是租庸调制应运而生。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做租；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
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100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这样的赋税制度让百姓可以通过交钱交物来免除自身一定的徭役，避免了隋末那种“一旦出去服徭役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的情况出现。这使得全国的农民都更加放心地住在自己的家中，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增加了唐帝国的收入，也使得农民起义的风险大大降低，保证了唐帝国的统治。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唐高祖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南北朝以来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这样的生产关系出现，与生产力的发展与农民起义的斗争息息相关。跟以往那种“农民无论身心地产”全都属于地主的形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农民本身是自由的，虽然在交纳完国家税收与地主租金之后所剩不多，但毕竟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同样保证了唐帝国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唐帝国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开元二年（714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4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有了这些措施的保障，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乱衰落之后终于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唐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余万，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户增至891余万，人口5291余万。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1300万。如一户平均以5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6500万～7000万。同时耕地也大幅度增加，天宝年间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850万顷之间，已经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农业保证了国家的稳定，而工业则促进了国家的富强。当时的工业主要是以手工操作为主。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
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和雇匠3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同时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58，铜冶96，铁山5，锡山2，铅山4。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71，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武德四年（621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8分，10枚钱重1两。自唐以后10枚重1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327万贯左右。
唐帝国的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
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则不富。与后世一说起经商则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同，唐朝对于商业非常重视。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70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廓城3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廓城占地广阔，划分为108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2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1000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220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
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天宝十载（751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墟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前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措施与经济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社会相对安定，江南（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新疆地区都得到开发，使唐代的封建经济很快地恢复与繁荣，远远超出以前各代。
农业发展，使更多劳动者从事手工业成为可能。唐前期，手工业大多由官府控制，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手工业的发展所冲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现。唐代手工业的分布很广，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除长安、洛阳外，许多城市出现了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成都的造纸、纺织、制盐，定州（河北定县）的丝织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业，易州（河北易县）的制墨，登州（山东蓬莱）的造船业等。
在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唐代商业发展得很快。表现在商品增多，商业城市大批形成。
当时的商品种类很多，粮食、盐、酒、茶、粮、药、纺织品、金银制品与许多生活用具都有供应，其价格也较稳而低。贞观时，“斗米三四钱”（《贞观政要》）。开元年间，“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业城市也大批出现，西北有兰州、凉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长江流域有潭州、荆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扬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广州，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开封、太原、定州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有专门的市，有管理市场的市令与市丞、市佐等官吏。还有专门的开市收市制度：“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锣）三百下而散市”（《册府元龟》）。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检查，分精、次、粗3等，并检查量具衡具。如果发现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货物就会被没收。
从以上情况可见，唐前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这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也给唐代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万国来朝天可汗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3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