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名篇太多，选用标准各不相同。但笔者认为，从知名度上来讲，世间再无一首诗能与下面这首《静夜思》相提并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困难生活的同情，故他的诗被称做“诗史”。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20世孙）。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县县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曾任奉天令、朝议大夫、兖州司马。
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共同谈论诗，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天宝年间，杜甫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10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又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任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乾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10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1000多首诗。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
如果说只有古体诗才能代表李白的话，那么同样的，只有律诗才能代表杜甫。比如《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讲完了盛唐时期的“大李杜”，下面的时间则轮到晚唐时期的“小李杜”。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中。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生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公元830年写作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也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下面的《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他最为著名的则是那些“无题诗”，也就是没有题目的诗歌。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但他的诗歌地位却是极高，甚至喜欢他这些“无题诗”的人，比喜欢李白、杜甫的更多。我想，这也是对他最好的安慰吧。
杜牧（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可以称得上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义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格。
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
晚唐诗歌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比如《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看到晚唐时期民不聊生的惨状之后，杜牧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上对现实的批判与指责。比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但可惜，历史的进程，却不是这些诗歌所能改变的。
除了享有盛名的诗歌之外，唐朝时的“传奇”同样也大放异彩。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唐代经济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基础。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志人小说的创作则是唐传奇产生的文学渊源。
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3个阶段：
初、盛唐是唐传奇的发展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的《游仙窟》，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涉及到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时期。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铏的《传奇》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唐传奇题材广泛，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类作品表现了对婚姻爱情生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和门第等级观念。
其次讽刺批评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
还有政治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等，往往借历史表达思想情感。
此外，描写义侠刺客题材的作品也不少，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虬髯客传》《谢小娥传》等，反映了反抗强暴和侠义的思想精神。
另外还有一些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等。
唐传奇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走向了细致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
其次，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此外，唐传奇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语言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采用散体古文，适当吸取了民间口语，也常插入诗词，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主角，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
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俪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
仰慕大唐的留学生们
现在，国人留学海外已形成热潮，而在我国唐代，中国的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教育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不少人远涉重洋，来到唐朝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唐朝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