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频频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遣唐使团的成员一般都有数百人之众，除了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外，还有船匠、翻译人员、医师、画师、史生、锻生、铸生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日本每次向唐朝派遣的留学生人数之多，学习内容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相当惊人的。
唐朝政府热情地接待踏上大唐国土的日本留学生。唐政府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即按照等级供给外来使节的在唐费用，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
日本学者大庭修也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唐朝政府本着“华夷一家”的原则，一旦批准日本学生、僧侣留学，就会安排就学、认真教诲，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日本留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唐代典章制度。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日本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他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如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历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过日本留学生每次来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极少。
日本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
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征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
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2年，《礼记》《左传》各3年。
再次，按照学制规定，日本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3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9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3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100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
日本留学僧侣随着唐朝官制的变化，先后归鸿胪寺、祠部、左右街功德使等部门管理，并设有“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即在唐朝留学超过9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
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如，园仁刚到达中国，地方官曾特意多给其5匹绢。留学僧侣游历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借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日本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如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园行在试举经文时，解慧博通，对答如流，被唐文宗赐冬法服，绿绫二十匹。园载被唐宣宗迎入皇家西明寺，不时宣入宫中讲佛法，并赐紫衣。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晁衡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之职，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并有诗篇唱和。天宝十二载（753年），晁衡取海路回日本，传闻途中遇大风，溺水而亡。李白闻讯痛哭，写了《哭晁卿衡》一诗。实际上晁衡并没有死，几年之后，他又辗转返回长安，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卒于长安，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日本另一个著名的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唐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在长安留学17年。由于才学出众，唐玄宗特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据《旧唐书·日本传》记载：
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
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留学僧侣《经律论》等佛教经典。
唐政府甚至破例允许日本留学生携带所娶中国女子回国。按唐律规定：“诸蕃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开恩吧。
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的友善政策，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各层人士对日本留学生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广泛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沐浴盛唐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对唐朝政府和中国友人的关怀与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公元804年入唐的菅原清公回国时，曾咏一绝：
我是东蕃客，怀恩入圣唐。
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
代表了留学生们的心情。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官吏、文人、僧侣等各层人士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广为人知的佳话。
与日本一样，朝鲜半岛在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积极向唐朝学习。大批新罗学子来到唐朝留学。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新罗崔致远《东文选》卷四七）。在唐国子监内，甚至特意设置了“新罗留学生班”。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200人左右，留学期限一般为10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后参加唐朝科举考试。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东文选》《东史纲目》等资料统计，自唐代中期至后梁、后唐之际，新罗留学生科举登第者有近90人。
中唐时期，越南人姜公辅精通儒家经典。他不远万里，来到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历官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新唐书·姜公辅传》评价他“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姜公辅竟然官拜宰相，后因极力进谏，反对德宗厚葬其女唐安公主，被贬职。顺宗立，拜为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追赠姜公辅为礼部尚书。
据《唐摭言》记载：
贞观五年（631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由此可见，留学生人数之多。《旧唐书》还记载，仅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学成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就达105人，也证明了唐留学生教育是始终繁荣的。唐代统治者经过总结和长期的摸索，实行了一套完备的教育、管理制度。
在学习方面，各国留学生不论资格身份，一律送入国子监肄业。《唐会要》卷三十六载：
三卫番下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国子监鉴于国子学程度极高，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可能因知之较少而跟不上；而四门学因级别和程度过低，不宜接纳外国留学生，一般国子监委派程度适中的太学培养留学生。
国子监招外国留学生，严格按各学招生计划行事，各学人数已满常常拒绝接收。外国留学生允许同唐朝学生一样参加中央官学规定的各种课试。如果醉心于举业，结业后也可参加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授以官职。
在日常生活方面，留学生同中央官学生一样享受较优厚的待遇，一律享受官费，住宿进餐均由政府供给。在校求学阶段，可以与中国同学、亲戚、朋友、师长有广泛、自由、公开的交往，可以到内地游览调查。他们还可以搜购中国的典籍、书画、瓷器、乐器、工艺品、文具等，这些物品可以带回本国，没有任何限制。留学生留居中国时间长短、归国与否，均由其自己酌定，中央官学概不干涉过问其事。不少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居留10年以上，也有二三十年的，有的还依唐之婚俗娶唐女为妻，改蕃夷之名为汉名，成为“中国通”。日本史书中所记载的“别倭种”就是日本留学生与唐朝女子所生的混血人种。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唐朝从其他国家引进了胡乐、胡舞以及西域风尚，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天文、医药、建筑、制糖法也大量输入中原。与此同时，唐朝也把儒家文化、丝绸、陶瓷、铜、铁、麝香等传入他国，外国从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终唐之世近三百年间，在长安留住的外国人似乎始终相当多。留寓长安的外国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异其居处。”“寓居长安的外国人不少有自己的房舍，子孙世居，几可看作当地人。”（武伯伦《古城集》）据向达先生统计：贞观初（631年），突厥“降人入长安者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公元787年，唐朝政府检括长安胡客田宅，共有4000家在长安置有田产，“由此推测，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大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宏阔气象，曾有诗句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如此多的外国人在唐朝，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哪些国家的呢？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
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做“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主要是些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纥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另外，亚洲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但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3类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一而足，有出于猎奇的，有心怀野心的，有为了经商谋利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呢？
唐朝的外来人中，大多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这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他们有的是王室成员甚至是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还有的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
使臣和质子大家都理解，所谓“贡人”，则是将人作为“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他们一般有所特长，比如精通歌舞等。
使臣、质子和贡人的身份悬殊，在唐朝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比如，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5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
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而且，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400国，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300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
唐朝廷富有而强大，甚至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后来边疆上逐渐都换成了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名字虽取的都是中国式的，且是中国边疆大吏，被赋予国防重任，其实他们都是外国人。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也是外国人。由此可知，唐朝的对外民族政策，确实是十分的开放。
但唐朝对外国人是否没有任何限制呢？是否每个唐皇帝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政策都是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
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年）时，“回纥（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纥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