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认为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
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黑昆仑”（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的）等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
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它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胡姬。
唐朝时还拥有着大批从国外运来的奴隶，典型的唐朝奴隶是异族奴隶。狡猾的奴隶贸易者尽量不去买卖唐朝境内土生土长的汉人，由于法律保护，使贩卖汉人变成了一件非常担风险的事情。如果商人诱拐了奴隶，则犯罪的商人多半会被处死。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异族奴隶并不完全是人，所以只要当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不管他属哪个种类，异族奴隶都是很畅销的。奴隶商人的货物可以是波斯人（因为波斯人皮肤黑，所以唐朝人称他们为黑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奴隶、高丽奴隶（不是高句丽）。尤其是高丽女奴，在唐朝的富豪之家，大多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高丽、新罗国少女。
唐朝这种复杂的民族政策，在自身强大的时候还可以从中得益，但一旦自身开始衰落，融于其中的少数民族就不甘心安分守己了。
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与礼毕等为九部乐。唐朝初年一仍隋旧。太宗时去礼毕，增燕乐；平定高昌后，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朝的十部乐。
十部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都是前代自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音乐。以国名来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异域色彩，未与中国内地固有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
此后，随着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加深，以国别分类的方式渐泯，出现了立坐二部分类，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改动，进一步将保留胡名或听来不雅的乐曲改为典雅的汉名。乐曲改名，不仅表现了唐朝对域外音乐文化的吸收过程，而且反映了外来音乐文化对唐朝音乐的重大影响。
《教坊记》记唐代曲名最称完备，总共不过记载了325首曲名，而仅在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外来音乐在唐朝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以杜佑《通典》为代表，唐朝在燕乐之外另分出了所谓的“四方乐”或“四夷乐”，其中扶南、天竺、骠国、康国、安国等乐都属于外来音乐。从有关记载分析，除骠国乐外，“四夷乐”中的其他几种外来音乐都是在北朝或隋代就已传入中国的音乐。
骠国乐是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由骠国王的弟弟悉利移献给唐朝的。骠国乐凡10曲，乐工35人。由于骠国文化深受印度影响，乐曲表现多为佛教内容，“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骠国献乐在当时的宫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著名诗人白居易作《骠国乐》，形容骠国乐的舞容称：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唐人所说乐曲往往包括了音乐、歌唱、舞蹈等艺术门类，如骠国所献音乐中就包括了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及舞蹈者等。唐人按照演奏风格，将舞蹈分为健舞、软舞两类。健舞刚健雄强，节奏明快；软舞优妩柔婉，节奏舒缓。唐代最流行的健舞如胡旋、柘枝、胡腾等，都是来源于中亚的舞蹈。“贡人”中，康、米、史等国向唐朝贡献的“胡旋女子”，实际就是从事胡旋舞表演的专业舞蹈艺术家。
胡旋舞传入唐朝之后，在宫廷内外盛行一时。8世纪初年，武延秀在安乐公主宅中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胡人安禄山肥硕异常，腹垂过膝，需两人挽扶，才能行步，但是安禄山也以善舞胡旋著称，“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白居易都有吟诵胡旋舞的诗歌，据白居易《胡旋女》诗，杨贵妃也擅长表演胡旋舞：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诗人在这里将胡旋舞的故乡“康国”当成了“康居”。诗中更以诸多比喻，突出强调了胡旋舞疾速旋转的特点。
元稹与白居易对胡旋舞特点的描述正相契合，在其《胡旋女》诗中也称：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新唐书》也称“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当代学者据考古资料，认为“毬”应为“毯”之误，但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证据。
如果说见于记载舞胡旋者多为青年女子的话，胡腾舞则多由少年男子表演。从舞蹈名称即可知，胡旋舞以“旋转”为特点，而胡腾舞的特色则是“腾跃”。8世纪诗人李端在诗中描述了一位“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少年舞者表演胡腾舞的情形，舞者身穿桐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在舞蹈之前跪在帐前以胡语向观众致词，然后开始轻健敏捷的舞蹈：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除了俯仰腾跃、环行急蹴等刚猛雄健的形体动作外，还伴有扬眉动目、顾眄流盼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同时代诗人刘言史的描述，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舞蹈腾跃刚劲的特点，可以加深对胡腾舞的了解：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
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
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
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
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
乱腾新毯雪****，傍拂轻花下红烛。
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刘言史在诗中明谓舞胡腾者为“石国胡儿”，表明石国至少是唐朝胡腾舞的输入国之一。唐代由石国传入的舞蹈还有柘枝舞，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今天对它的了解也就更详细一些。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
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唐朝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流行地区遍布今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
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献乐时，《唐会要》称骠国乐“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可知柘枝舞在9世纪初年已被目为“中国柘枝舞”。上引白居易《胡旋女》诗中称“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同一时期，胡旋舞在中原也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与新传入者有了一定的区别，所以诗人以“中原自有”的“胡旋舞”与“胡旋女”所舞新传入的“胡旋舞”相区别。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近百年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著的差别。
见于唐朝载籍的外来音乐、舞蹈家，多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此仅举数例，以概其余。
曹国胡人曹保保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在唐朝声名最著。段安节记载，贞元中（785～805年）有曹保保，子善才，孙曹纲，世代传承琵琶技艺。曹纲善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曹善才与曹纲，又见于唐人诗歌吟咏。
白居易《琵琶行》序中称，元和十一年（816年），在九江任司马时，夜闻舟中弹琵琶者，“有京都声”，经询访，知其人原为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此曹善才，应即曹保保之子。李绅曾作《悲善才》诗，序中称穆宗时（821～824年）赐宴曲江，曹善才等20人备乐。诗中追叙曹善才弹奏时的情形称：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
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
寒泉注射陇水开，胡雁翻飞向天没。
“紫髯”、“胡雁”，暗示了供奉曹善才的胡人背景。曹善才之子曹纲（也作曹刚）也是非常有名的琵琶艺人。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在长安观赏曹刚演奏，作《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诗：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胡啼番语”云云，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曹氏祖孙的种族。薛逢将曹刚琵琶誉为神仙才能听到的天上“玉都殊音”，而刘禹锡则将聆听曹刚琵琶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声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唐代曹姓以琵琶著称者还有女琵琶师曹供奉、曹触新、曹者素等人，康昆仑也是著名的琵琶艺人。段安节称康昆仑为贞元中琵琶第一手，并记载了长安祈雨，康昆仑与僧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故事。除了弹奏外，康昆仑还兼善作曲，他曾将凉州曲改编为琵琶演奏曲。
来唐外国人中，也有以歌唱著称于世者。《卢氏杂说》称元和年间（8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拿进来，玄奘西天取经
玄奘（602～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后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作贞观元年）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最初他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他所译的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的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他有3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
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少时因家境困难，跟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5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11岁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13岁时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敬。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公元618年隋朝灭亡。玄奘跟长捷法师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听。60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槃经》等经论，造诣日深。
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玄奘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10余万里。
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鞠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后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论佛学，前后共两年。
以后，再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