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干涉现象的存在以及在实践中的多次出现，使国际安全领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说，军事干涉是针对世界各地正在形成和将会形成的威胁安全的事态而出现的，国家层面的独裁、****，地区层面的民族、种族冲突，全球层面的恐怖威胁和武器扩散等问题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提出了军事干涉的可行性甚至必要性，但军事干涉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却也并不能证明国际体系各个层次上威胁安全的因素从此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军事干涉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国际安全领域存在的威胁。因此，从逻辑关系上讲，军事干涉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既非充分也非必要，军事干涉并不能保障国际安全，在没有军事干涉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并非危机丛生，军事干涉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可以说尚未出现系统地论述冷战后军事干涉的专著，卡伦·费斯特的《边界的扩展：冷战期间大国的干涉》是对冷战时期干涉的总体评估；杰尔斯·劳贝尔和迈克尔·拉特纳的《人道主义军事干涉》一文可以看作是较为全面地论述军事干涉的文章，他们从现实存在的危害人权的现象出发，对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中所规定的国际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行动中安理会授权的重要意义，还揭示了大国和大国联盟在人道主义军事干涉的历史上以人道主义为名谋取自身********利益的客观事实，并探讨了当代美国对外政策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军事干涉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论述和著作则不在少数，与国内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些。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共同之处，第一，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学术界更关注军事干涉的上一级命题——干涉以及与干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基本不单独关注军事干涉，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干涉主义”、“人道主义干涉”、“新干涉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上，国外学术界也有把军事干涉与人道主义干涉相结合讨论的倾向，或者说经常是在探讨干涉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时候涉及到军事干涉，单独讨论军事干涉的著述为数较少。第二，从研究的时间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可能与干涉事件在90年代以后的增多直接相关，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起步比国外稍晚些。第三，从研究的倾向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在维护各自的价值立场上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国内学术界在讨论问题时或多或少地带有价值批判的倾向，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干涉和干涉主义是与霸权密切相联的，如李少军认为干涉往往与霸权连在一起，范跃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新干涉主义是霸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研究立场中有不少是为干涉进行辩护的，如罗斯·格里高利在较早时期的研究中就认为美国的对外干涉是为了打破欧洲列强对国际关系的统治，从而建设一个新世界，理查德·哈斯就专门对如何进行军事干涉和如何使干涉成为可能作过探讨，迈克尔·曼德鲍姆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进行干涉是国际社会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观点使干涉获得了法律依据和地位，迈克尔·格莱农则更进一步从国际社会现有的反干涉原则的不合时宜出发认为干涉体现了现代正义观念，是对不正义法律的挑战，等等。
国内外研究中这些倾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互结合趋势。当然，这种对于各自价值立场的维护也可以说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军事干涉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至少说明在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国内外在研究中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国内的研究基本属于纯理论的探讨或批判（官方的发言或文件中涉及到这一问题的除外），而国外的研究除了已经形成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探讨之外，还直接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并且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军事干涉已经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论述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把手头已有的资料作一下初步的分类。
国外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干涉与军事干涉问题的讨论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是把干涉和军事干涉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选择进行研究，学者们所选取的角度是多样的，雅科夫·维茨伯格的《冒险抉择：对外军事干涉的决策》一书以美国干涉黎巴嫩、格林纳达、巴拿马、捷克、越南等事件为例，分析和论述了军事干涉是如何在国力和决策意志之间作出冒险的；辛迪·科林斯和托马斯·维斯的《人道主义挑战与干涉：世界政治和安全困境》一书从后冷战时代对国际人权制度的挑战出发，论述了在人道主义观念的历史演进之下，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作为国际政策选择的干涉所面临的问题；罗伯特·罗特伯格和托马斯·维斯的《从大屠杀到种族灭绝：媒体、公共政策和人道主义危机》一书从人道主义危机的事实和新闻媒体对人道主义事件的报道出发论述了新的传媒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处理问题上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斯蒂芬·格雷特的《是否令人满意——审视人道主义干涉》一书从哲学和法律的分析人手，阐述了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政府是如何作出决定并决定如何行动的；艾伦·卡普曼的文章《人道主义危机：对干涉主义的重新思考》则是从后冷战时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暴力事件出发论述了作为政府对外政策的人道主义干涉是适宜的和有价值的；迈克尔·史密斯的文章《审视人道主义干涉》指出，由于后冷战时代种族灭绝和恐怖行动的增加使人们处于危险之中，国际社会的不同行为体、政府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都面临鲜明的采取行动或是保持沉默的决策选择，并认为干涉或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可以成为一项公共政策；米尔斯·凯利的文章《美国在中东欧地区对干涉的首次尝试》从干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对美国的这一政策选择进行了论述；理查德·福尔克的《艰难的选择和悲剧的困境：审视干涉》一文则较为低调，他通过比较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干涉行动，认为干涉行动是残酷的甚至流血的，它把美国带到了历史的边缘，作出政策选择是美国的无奈之举。
另一部分是对干涉与军事干涉相关问题的论述，已有的著述基本是从法律和道德、国家主权等角度来展开论述的。斯坦利·霍夫曼等著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与伦理》一书以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人道主义干涉为例对干涉中军队的使用、干涉与主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理查德·康诺顿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干涉：战争的新逻辑》以海湾战争为例对战争的新形式和新特点进行了分析；朱利亚·梅特斯的《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科索沃的教训》一文是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探讨，并认为由于国际社会不充分的努力导致了这场合法性不足的战争；肖恩·莫菲的文章《人道主义干涉：世界秩序演进中的联合国》从人道主义干涉的兴起对联合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提出挑战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现象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丹尼尔·沃纳的文章《功能与道德：军事干涉的政治学》就是在权力政治之外为军事干涉寻找理由和依据的典型作品；另外还有威尔·费维的《国际法原则下的人道主义干涉》一文对冷战期间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克林顿·亚历山大的《北约在科索沃的干涉：在未经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干扰南斯拉夫主权的案例》一文探讨了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以后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践是怎样侵犯国家主权的问题，认为这一决策和行动已对国家主权和国际法造成了冲击，但是文章同时也认为，使用武力来阻止大规模的****和侵权行为却也越来越被各国所接受。乔恩·维斯特恩在《理论的分歧：美国军事干涉的政治学》一文中通过对1989年以来美国进行的军事干涉的历史回顾，结合后冷战时代的背景和对美国的实力分析，阐述了军事干涉在涉及人道、人权等问题上的理论争论，并预测未来美国将持续发出干涉和军事干涉行动。
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军事干涉的个案研究，诺姆·考姆斯基的著作《新军事干涉主义：科索沃的经验教训》、阿尔伯特·史奈贝尔和拉密什·泰克尔的著作《科索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挑战：选择性仗义、集体行动和国际公民权》、迈克尔·曼德鲍姆的《一次彻底的失败：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斯蒂芬·沙龙的《对北约和科索沃的反思》、克劳斯·诺曼的《北约、科索沃和军事干涉》等是对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行动的总结和评论；沃尔特·克拉克和杰弗里·赫伯斯特的著作《回顾索马里：武装人道主义干涉的教训》、杰弗里·莱费布里的文章《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干涉：一个被隐藏的话题？》是对美国领导下的索马里军事行动所作的描述和评论；沙拉·鲁美格的《巴拿马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干涉神话：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是对美国干涉巴拿马的评论；迈克尔·戈登·杰克逊的《必须采取行动吗？国际社会在1975年到1999年对东帝汶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反应》是对国际社会干涉东帝汶的回顾、总结和评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