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从诸多的文献和资料中系统地梳理现有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对我们更好地认识问题并提出具体的研究目标是有帮助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学术界对于军事干涉的探讨和研究已经涉及到了许多相关方面，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在军事干涉起因的探讨上，有对主、客体两个层面的研究，一是从干涉主体的历史背景、思想观念和实力地位出发，认为美国等国家在对外干涉上既有历史传统、观念倾向，又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这基本上是国内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二是从被干涉对象（客体）所处的状态人手，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把安全受到威胁看作是进行军事干涉的主要理由，但是也能发现在对安全概念界定上，其内涵是广泛的，而外延则是模糊的。国际和国内范围上存在的所有层面的冲突和危机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似乎都可以成为军事干涉的理由，尽管这中间可能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比如，把拯救或推行民主作为干涉的起因，认为对严重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干涉行动是使该地区恢复民主的重要手段。再比如说，目前学术界明显存在关于人权和主权孰高孰低问题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法国军队为了制止屠杀基督徒事件于1860年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就是维护人权的历史先例，“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因此而成为干涉主义者的一种理论支持，有的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没有一种对外政策比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更为适宜的观点；而“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则是批判干涉者和干涉行为的主要依据。但是，究竟出现在一国内部的民族、种族冲突、独裁和****倾向以及恐怖主义和武器的扩散所威胁的是什么层面的安全？军事干涉矛头所指的安全威胁究竟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呢，还是对干涉主体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这种安全的威胁与干涉主体的军事行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针对现实中的军事干涉表现出的具有明显选择性的特点，学者们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军事干涉的选择性究竟是危机状态下应运而生的解决问题手段呢，还是干涉主体建立在主观判断基础之上的一种自我追求？这些都是我们在探讨军事干涉的起因中必须涉及的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既存在着学派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的研究还可以在这些问题上作进一步的挖掘。
其次，在关于军事干涉合法性、正义性问题的探讨上，现有的研究较多地从法律、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对主权的概念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以及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的差异，要使军事干涉在法律和伦理的意义上取得国际社会共识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并且干涉在具体的行动中存在名义上为维护正义与和平而事实上却具有极大选择性的特点，这是干涉在法律和伦理领域面临的困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等法律文件严格限制的，但是对于法律本身的认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派分歧，限制主义者一派认为只有在实施单独或集体自卫时才可以使用武力而反对因人道、人权、正义等理由实施干涉；与之对立的反限制主义者则认为当出现较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和对人权伤害的事态之时，国家主权原则需要让位于人权，不干涉的原则需要让位于干涉。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实施对外行为时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已有的道德规范是每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仅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实现形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一国主权无法解决的事态，这样，不干涉就逐步走向不滥用经严格限定的干涉，也就是说，在符合严格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干涉甚至军事干涉还可能是合理而正当的，这也使学术界开始走向对军事干涉条件的讨论。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价值观是秩序与和平，最重要的制度是均势，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以建立国家强权实现安全自助为出发点，认为干涉可以发生在一国具有明显的对外侵略、扩张或霸权图谋从而打破原有均势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穷尽所有和平手段的前提下，武装干涉可以在需要捍卫基本人权、维护民族独立等情况下有节制地使用，干涉的初衷是干涉者出于无私的愿望和保护无辜的受害人群，唯一显著的代价是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害和人员伤亡，因此，适度的干涉是可行的。我国学者时殷弘在研究中认为，除了探讨干涉的限制条件之外，当今国际社会急需形成某种“正义干涉”理论，就像正义战争理论在限制暴力的使用上产生积极意义那样，国际社会也可以期待正义干涉理论对国际干涉的限制。笔者认为前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在于仅从法律和伦理的意义上谈论正义，而忽略了与正义相关的其他因素，就使用武力而言，正义究竟是一个独立的还是具有相对性的概念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军事干涉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正义，但对于军事干涉进程是怎样影响正义实现的问题也尚未有深入的探讨。因此，把军事行动的法律地位和军事行动的必然追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笔者的一个设想。
再者，在对军事干涉实施条件的探讨中，我们从不同学派的观点中可以发现，现实中的军事干涉在合法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上是存在欠缺的，没有一种观点是无懈可击的，而军事干涉的存在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因此需要探讨在军事干涉模糊的可行性和清晰的实际运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军事干涉存在怎样的运作机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已有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有限的。军事干涉的出现是从跨越国际制度开始的，现有国际制度在形成和执行领域存在的局限性造成了国际制度约束力的缺乏，而当一些国家或组织在拥有强权的情况下生发出来的力量足以抵消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之时，就会形成一种张力推动潜在的军事力量演变成现实的军事行动，笔者希望借助特别是冷战以后军事干涉的实践案例来分析国际制度是怎样被跨越以及跨越制度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单独行动还是合作行动、单一行动还是复合行动等角度探讨军事干涉的形态。
最后，是对于军事干涉的结果和影响的探讨，几乎所有研究干涉的文章和著作都会不约而同地涉及军事干涉的结果和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展开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结论的视角也不相同。较为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做得较多的是结论性的描述，而在结论之上缺乏系统的分析依据和框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成两支，一支是从国际体系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从军事干涉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所造成的破坏入手，认为新干涉主义理论和武力干涉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军事干涉将成为威胁未来国际安全的根源；认为军事干涉以其在法理和伦理上造成的复杂局面构成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另一支是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探讨，一部分著述集中地从国家的公共政策角度来探讨军事干涉在实施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有的学者甚至从军事行动与维系霸权关系的角度指出过多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霸权的崩溃；另有一些探讨则从自身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对滥用军事干涉的警惕。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对军事干涉的未来前景表现出研究的兴趣，只是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点上都表现出比较谨慎的倾向，因为一方面对于干涉主体来说，无论是国内政治的决策机制还是客观的物质条件都不可能允许其无限制地使用本国的军事和实力资源去介入外部事务；另一方面，由于已有的军事行动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特别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而这对军事干涉的倡导和决策都有所钳制。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试图在研究中引入一些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希望能够通过运用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及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法，在军事干涉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研究上作出一些尝试。
对于国际政治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通过研究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二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现象本身。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先有事物然后才有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说理论的研究在很多时候是滞后的，但人们又总是希望理论具备先知先觉的功能，能前瞻性地预知事物的未来发展。从事物发生发展的角度来看，军事干涉属于由来已久的国际政治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实践中它是一个复杂的、涉及面较广的领域；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尚存在可以突破的领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力求在以下几点上提出一些创新的认识，一是关于军事干涉依据的探讨，笔者将从系统分析可以引起军事干涉的诸项理由出发，并在诸多理由之间所包含的复杂关系中建立起评估军事干涉法律和伦理地位的框架；二是关于军事干涉机制的探讨，笔者将从军事干涉通过跨越国际制度而发生，并在实践中辅之以或单独或合作、或单一或复合的行动，系统地探索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内这一现象的运作机理；三是关于军事干涉结果的探讨，笔者将引入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尝试认识军事干涉及其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希望能为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理解军事干涉提供有益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