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人，例如燕卜荪，热爱现实的中国，哪怕中国正颓败残破，但是写中国的作品不多。
有的文人访问中国，例如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例如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一个字没有留下。中国不对他们胃口，没灵感。
有的文人，例如庞德，例如韦利，不断地咏歌心中的中国，他们并不想访问现实中国，以免破坏了他们的中国想象。
有的文人走马观花访问了中国，不一定理解，却留下了文学史必提的重要作品，例如毛姆，例如奥登。
这四类人，都值得一写。但是最值得写的，是第三第四种人。毕竟，文学史是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聚合成的。
奥登来到中国，是1938年初。在上世纪30年代，奥登用他诗歌的锋芒，给英语文学带来新的英雄气概。1932年他的诗集《雄辩者》被欢呼为“《荒原》之后最有价值的英国诗”。
同年，团聚在仅25岁的奥登周围的一群诗人，形成左翼诗人团体，后来文学史称作为“奥登诗派”。
1937年，奥登出版诗集《看吧，陌生人！》，达到他在英国名声的顶峰。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奥登诗歌金勋章，当时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正落入官司丑闻，显然英国政府希望奥登在这个多事之秋，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奥登本人，却处于寻找新方向的痛苦转折。阶级立场时代已经结束，战争正在来临，帝国利益民族主义，与诗人的良心淆乱不清。1937年奥登奔赴西班牙，想做一个战地救护车司机。西方好几个青年诗人死于战地，奥登似乎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却一定要奥登为他们写鼓动诗，几个星期后，奥登腻烦地离开了西班牙。
1937年末，蓝登书屋与菲伯出版社联合邀请奥登与伊舍伍德，写一本诗，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记”，地点任选。伊舍伍德是奥登的同性恋男友，以《再见，柏林》闻名的小说家。两人立即决定远赴抗战中的中国。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之前，这本《战地行》出版，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名著。
他们二人1938年1月起起碇东行。2月他们到达香港，从香港坐船潜入日军封锁的东江口，从广州北上武汉，在这个临时首都，他们采访了许多人。西方人中，被写得最生动的是斯沫德莱，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女子有点幼稚，但不失可爱。宋美龄的魅力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不错，会见快结束时，******正好进来，奥登觉得他“像个乡下医生”。博古“对什么都哈哈笑，胜利也笑，失败也笑”。在武大见到陈源和凌淑华，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在大群保镖拥簇中见到杜月笙，教育部为他们举行了武汉知识界欢迎酒会。
在武汉他们有幸遇到日军为天皇贺寿举行的大空袭，中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迎战。他们发现最佳观战方式，是戴墨镜躺在大空地上。一架日本轰炸机“像划着的火柴一样烧起来”，他们与街上的人力车夫一齐欢呼。警报刚结束，他们就搭小舢板渡过汹涌的长江，到日军的主要目标汉阳兵工厂。那天，日军损失30多架飞机，是抗日空战的第一次大胜利，但是中国平民在轰炸中死亡400多人。
他们急于北上郑州，采访黄河前线。到河南却听说战事在鲁南激烈起来，就匆匆赶到徐州，见到李宗仁。第二天他们雇了人力车向北，到达江苏省津浦线上的利国驿，稍北，铁路与运河相交处的韩庄，一半已落入日军手中，正在巷战。他们坚持要真正进入战壕，指挥官张轸趁前线稍微平静，让他们前行，却遇到炮击。
中国军官指着地平线说：“我们将撤退到该线。”
奥登情不自禁激烈地干预：“你们绝对不能退却！”
中国人只是莞尔而笑。
奥登他们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整个台儿庄大战的一部分。原先与他们在西班牙见到过的荷兰导演伊文思一行，这次深入更远，拍了一部好电影。
奥伊二人到西安，回武汉，然后东行南昌，到达金华，采访了敌后，然后从温州搭一艘假冒意大利的挪威船，北上到达上海租界孤岛。在那里，邵洵美为他们翻译了游击队的战歌，在中国长期从事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与他们长谈。伊舍伍德的记述，结束于艾黎一句意味深长却是相当模棱的话，“我们将从新开始，从1927年。”
奥登与伊舍伍德的战地之行，对抗战中的中国各界，鼓舞甚多，虽然奥登最不喜欢的是“作宣传工作”，这二位使者同情所在，却并无掩饰。作为战争记者，尽职而且勇敢。
但是他们留下的最长久影响，看来是在中国诗人之中。奥登过后，余风长存。在大部分松散自由的抗战诗歌中，出现了一些形式略为严谨，内容比较深沉的作品，例如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伊舍伍德在后来的回忆中，几次提到卞之琳）。王佐良在80年代回忆说，“好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呼吸着同样的诗歌革新空气，对奥登的作品十分倾心。”
奥登是一个从不肯为某种政治目的而放弃自己诗路的诗人。《战地行》中的大部分诗，复杂晦涩如故。很少激动，从不感伤，没有明显的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赞美。可以说，他在战争中更看到人类的悲剧“暴力就像传染病一样成功”。抒情也只见于个别词句，例如十四行诗集的结句：“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山民就是住在山里。”
十四行诗组第十八首，直接写徐州战事，却是哀悼一个士兵之死，“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抛弃”。在武汉宴会上，田汉即席赋五绝一首，奥登只好站起来读这首诗。第二天《大公报》刊登的译文，却把这行改成“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成了战时文艺界的一桩笑闻。1978年我考研究生，复试时卞之琳先生堂考翻译此诗，可见那一代诗人对奥登的欣赏。实际上，奥登的某些作品，点出了战争时期如何写诗的一条新路子。
中国之行，前后四个月，加上船程，共半年多。此行成为奥登一生的转折点。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一些最佳作，访问中国之后，两个结果很明显。一是奥登从此对英国人的帝国情结更加不能忍受。回英后不久，他就移居美国，彻底离开他享盛名的祖国。燕卜荪1939年途经纽约见到他，奥登对他说他移居到陌生人中，是因为“不愿意做丘吉尔的桂冠诗人”。很多人指责奥登在大战前夕“抛弃祖国”，奥登却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他不愿服务的帝国利益。
另一个更重要的发展，是他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加强。从《战地行》的记载，可以看到，他对在华传教士很注意，看到他们在最困难条件下，在日军占领施暴时，从容应付，按信仰行事，至为感动。这使他对先前之作，颇为不安。参与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他明白在战争中，人很容易激动。避居纽约，他至少脱离了30年代作为左翼诗人形成的是非圈子。
奥登在美国，依然是诗坛领袖，但是他诗风由绚烂走向隽淡，从焦灼走向平静。《战地行》最后的诗句，背景是在上海，远远听见游击战的轰鸣，他却似乎在对冥冥中的上帝诉说：“哦，请教会我如何成长，走出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