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1923年决策，1924年开办黄埔学校。”
当时的情况是，在孙中山这位大元帅麾下，名义上有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闽军、樊宗秀的豫军、路孝忱的陕军、李明扬的赣军等很多旧军队，但他们并不服从元帅府的指挥，各霸一方，把持税收，设娼设赌，无恶不作，反而造成元帅府经济无来源而万分拮据。孙中山深深感到依靠这些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任务，无法挽救国家危亡的。何况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大力策划和支持广州有武装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所以革命政府极不稳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决心“以俄为师”，于是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要求，立即得到了列宁的响应，双方即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政策，因此，在苏联专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于是决定“建立党军”，“使革命的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但是要建立一支新型军队从何着手呢？自然首先要创办个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军队干部。孙中山就命令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潜去筹办这所军事学校。
1923年年底，学校派人到长沙招生。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未来的武装斗争需要军事人才，决定选派一些党团员去广州学军事。因为陈赓当过兵，党组织要他去报考，他听到后非常高兴，自己丢下军阀军队的枪杆子，就是要拿起革命军队的枪杆子，如今有了机会，怎能放过呢？但是当时统治湖南的，是仇恨孙中山革命的北洋军阀，所以考试秘密进行。除了笔试，还有口试，过了几天，陈赓就被通知录取了。于是他就离开了铁路局，离开了长沙，开始了新的征程。
宋希濂在《回忆陈赓同志》[1984年1月写于美国纽约，原载湖南省湘乡县党史办《党史资料》。]一文中，对这段生活有描述：
在考试时，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赓。彼此攀谈，始知他也是湖南人，曾在湘乡县城东山高等小学毕业。以后到军队里干了四年，又回到长沙进中学的。五六天后，被录取的同学在育才中学，进行了初步的组合，我和陈赓、刘进、史书元、萧某等十余人相约于一周内准备妥当，再一同走，当时就推陈赓做班长，负责联络及沿途购票、住宿等事项。
火车经过武昌、汉口，又搭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东下。沿途风平浪静。我们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光，真是山河壮丽，田野肥沃，大家豪情满怀。陈赓慨然而言：“我们祖国是这样的秀丽，自鸦片战争以来，却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要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青年人必须努力革命，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
充满革命豪情的陈赓，从上海乘船由香港到达广州后，来到陆军讲武学校却被失望的情绪所困扰。
他们住在越秀公园附近华宁里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食宿要花4角毫洋，但发现陆军讲武学校的地址尚未选定，不知何时才开学？并且住了二十多天没人过问，盘缠也快用完了。实在忍耐不下时，大家推选陈赓、李默庵等3人去大本营军政部交涉。最后，军政部长程潜答应，由军政部报销大家在客栈的食宿费用，大家才安下心来。
到了1924年2月，军政部提出陆军讲武学校已确定设在广州北校场，营房目前正在修缮，还得等一些时间才能使用。军政部目前经费非常困难，大家住在旅馆里开销太大，军政部难以负担。现在把沅宫西侧的关帝庙简单收拾了一下，大家搬到那里暂住，条件不好，但可省些开销。于是陈赓他们就搬到了那里，睡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并且自己办起了伙食。
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属于革命政府，管理方法却全是旧军队的一套：不准看报纸，不准与外界接触，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有时还要受打骂等体罚。没有一点革命气息，这当然使陈赓这样的热血青年感到压抑而不满。
既然办了这所陆军讲武学校，后来为什么还要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呢？
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由于孙中山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加深，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了苏联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回来汇报后，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学校。此后苏联代表又建议说：要搞一支革命军队，靠旧军队绝对不行，什么滇军、粤军、湘军、鄂军等等都靠不住。建议大本营办一所自己的军校，培养全新的军事人才，由苏联给予帮助。这样，孙中山就下决心再办一所革命化的新型军校，地址确定在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学校的经费和枪械等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校长是蒋介石，党代表是廖仲恺。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优秀党员到校任职或授课……招生广告在全国张贴出来，立即声威大震。“到黄埔去！”一时成为广大青年中最流行的口号。
陈赓在《我的自传》中写道：
“是年底，党派我至上海转广东，投入程潜所办之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K.M（即国民党）改组，创办黄埔军官学校。我以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积极主张武校合并军校，我并以身作则，首先退出该校，考入黄埔。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以至全校合并黄埔，改编为军校第一期。”
这是陈赓带领同学取得的一大胜利。
宋希濂在《回忆陈赓同志》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我和陈赓很注意这个情况（指建立黄埔军校的事），常到学校的筹备处去打听消息。大约到了三月份，我们就报名投考了，四月间到中山大学参加考试。发榜那一天，我们一同去看，竟然被录取了，非常兴奋。五月初，我们来到军校，我被编到第一队，陈赓编在第三队。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生活。”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讲话，他说：“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孙中山要求黄埔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之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他的讲话给学生极大的鼓舞。后来学生们根据他的讲话精神编了个顺口溜在校中流传：“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470人。9月，接收从四川来的学生20名。11月，程潜的讲武学校学生158人并入第一期，又编了五六两队。学员人数达到了600余人。每个寝室住几十人，睡的是双层床。天不亮就吹号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3分钟。一天是三操四讲，又是学科，又是术科，晚上还要自习，生活非常紧张。操场紧靠珠江，涨潮时水漫过了脚，照样要踏着水出操。学生们天天高唱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嘹亮的歌声，响彻全岛。每个学生月发10个毫子钱，因为不准出岛，连这几个钱也花不掉。
有的学生受不了学校这种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不想干了；但是富家子弟出身的陈赓，因为在旧军队中经受了艰苦锻炼，又为革命军队的新生活所激励，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
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关系》一文中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6页。]
这五六十个党团员，来到这块沃土上，成为积极学习的表率，陈赓更是突出分子。共产党员执教的政治课《社会进化史》、《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等，打下了陈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军事方面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陈赓也有了系统的掌握。对于已有4年军旅生活的他，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之比别人学习得更为扎实。
陈赓在《报告》中曾说：“我在（黄埔军校）四期当队长，吸收了一大批党员，派出作地方武装的还有很多，争取了不少干部。这时自己活动得最厉害了。自己的那个连是最活跃的一个连，团长张治中经常奖励我。”陈赓不仅关心自己的连队，也关心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当听说教官恽代英常工作到深夜，睡眠很少时，就在夜里偷偷走进他的宿舍，把戴眼镜睡觉的恽代英的眼镜片上用毛笔涂上黑墨，使恽代英睡到早上8点还以为天没有亮。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孙中山的阵营中，迅速分成了两派，主张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就影响到黄埔军校。学生中也分成了两大阵营，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与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学生，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蒋先云、陈赓为首的进步学生，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贺衷寒等人为首的右派分子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经常进行辩论，有时还发展为大打出手。
陈赓说过：那时“不懂得争取群众，孤立对方，只是骂人。我们骂他们是反动派，他们骂我们是反动派，吵骂打架。（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汕头蒋介石请我们吃饭时，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起来”。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大捷，歼敌56000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过了两天，华东部队转来李仙洲致陈赓的电报，陈赓拿着电报和自己司令部的人说了起来：“胡宗南和李仙洲在黄埔军校时和我都有私交。胡宗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可是斗争过后，胡宗南和我照常来往，不伤私交。现在，在战场上我们倒是面对面地打起来了。李仙洲是山东人，为人直爽。他不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是李璜、曾琦的国家主义派，他们自称‘醒狮派’，我们叫他们‘狮子狗’。那时年轻，也不大讲斗争策略，将他们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一样看待。有一次在中山大学和他们争论起来，大家都动手了。他是山东大汉，我个子小，就拿起凳子和他打。现在他放下武器来电报叙旧，我们要以礼相待。”
当时，“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开展活动，组织讲演会、讨论会等活动，还出版了《青年军人》刊物，并组织剧团，自编自演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陈赓自己常化装登台演出，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贺衷寒等人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个剧团。两个剧团经常唱对台戏，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孙中山这位大元帅，在广州设立了大本营，但真正拥护他的军队很少。广州以东以南地区，多为叛军陈炯明等部盘踞；广州附近多为旧军阀的部队，表面上拥护孙中山，实际是搞封建割据；同时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大力策划和支持买办资本家在广州组织商团，反对孙中山，仇恨黄埔军校。当时滇军有个师长公开扬言要派兵解决这所军校。所以，黄埔军校白天出操上课，晚上还要站岗放哨，警惕敌人的袭击。
黄埔军校从成立起就不是闭门读书。第一期开学不久，9月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支援段、张。
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旧军队外，还有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讲话，阐明北伐的意义，号召部队英勇作战。这时，传来了坏消息，孙中山的“后院起火”了。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准备推翻革命政府，胁迫孙中山下台……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准备北伐的黄埔军校师生只得返回广州平叛。
由陈赓所在的第三队和第四队于14日下午7时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时值倾盆大雨，街上积水很深，但气势高昂的学生军，冒雨踏水前进，迅速完成了对商团的包围。15日凌晨发起总攻，陈赓带头冲锋，激战至下午1时半，学生军越战越勇，商团部队被击溃，学生军占领了商团总部……这次平叛，是黄埔军校学生首次上战场，受到了锻炼，树立了军威。
此役前，陈赓奉命率领黄埔学生乘军舰前往沙面，在白鹅潭拦截给商团运载军火的一艘丹麦轮船，取得胜利，把这批军火全部押运回黄埔军校。这批武器没有武装商团而武装了自己，对打赢这场平叛战，确有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