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江苗族的历史与记忆
山江苗族较为封闭的生存状态，始于历史上与封建王朝的冲突，这种历史际遇也是其主要精神特质——“惧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文本历史如边墙的建与废、乾嘉苗民起义、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以及山江苗族的口头记忆与认同佐证了其与外界的隔离。
一、中央封建王朝与武陵山湘西苗族
秦汉以来，统一的中央王朝与其疆域内部和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就成为其治国政策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我国封建王朝在南方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历来采用土官统治的制度，先后采用了“臣邦君长”制、羁縻制、土司制度、土流并治等制度。
秦统一全国后，虽在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守、令，但“蛮夷邑君侯王”并没有废除，仍“臣邦君长”；两汉时，除了继续广泛推行“蛮夷君长”的统治制度外，还采用对效忠中央王朝的南方诸侯首领大批颁爵封官的办法；三国两晋时期仍奉行以“蛮酋”为长之策。南朝时，在蛮人聚居之地，设置了“左郡”、“左县”的特殊政区。唐贞观年间，在南朝的左郡、僚郡、俚郡制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成的“羁縻州”制被正式确定为治理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并广为推行。宋代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长官的州、县、峒(相当于县)的政区。其羁縻州制，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羁縻州主要集中于当时的荆湖路、夔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广南西路，即多分布在湘鄂西、四川、贵州、广西一带，数目可观。元代在唐宋羁縻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土司制度，同时在民族地区兼有路、府、州、县的建制。
明王朝在建立过程中，为扩大自身力量并夺取全国统治权，不断录用元朝归附土官。其后，在这一基础上，使土司制度日臻完备。清王朝占领南方民族地区以后，“因明制”，沿用土司制度。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清王朝实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直至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改土归流仍在进行。改土归流，羁縻州与经制州相对应，亦称边州，治理上“不宜与中国同法”，为边疆都督、都户所领，“虽贡赋版籍，皆不上户部”，其州县设置以“世系部群”为划分，分为州、县、峒等，以其首领为管理者，职位可世袭。
羁縻州首领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比较松散，但多以纳入版图，应定期朝觐和纳贡；
而土司受路、府、州、县控制，承担赋役，接受“征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使南方民族地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的割据状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
“苗”的名称，较早见于《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鳏寡右辞于苗，……降咎于苗”；《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但自秦汉至宋元之前，典籍史册鲜有“苗”的记载，宋元时又重新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苗的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苗泛指所有的西南民族；狭义的苗是指现在的苗族。
自传说时代的“九黎”“三苗”部落，苗族始祖蚩尤北进兵败涿鹿后，苗族先祖的一支南退至荆楚建立了“楚国”。楚国灭亡后，部分苗族进一步南移西迁。其中一些苗民“近巴则巴，近越则越……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祖先是苗族”，但苗族主体经历了若干次搬迁汇合而成几大块，逐步形成了武陵山、苗岭、乌蒙大娄山、南山及云岭东南山区等五大聚居区的新格局，出现了一个“苗疆分理”的时期。
武陵山苗族聚居地位于今湘鄂西部，渝东南部和贵州东部，方圆近千里。腊尔山台地(包括山江在内)处于凤凰西北部，就是覆盖湘黔渝鄂四省交界的武陵山脉的中心地区。据史籍记载，该苗族聚居地是秦时黔中郡所辖的中心区域，唐时武陵地区介于黔中道东、山南道南、江南道西；汉兴，改名武陵郡，武陵山苗族因居于武陵郡而得名“武陵蛮”。宋时武陵地区介于其夔州路东北、荆湖路西，此一时期武陵山区共建羁縻州、经制州四十多个，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即为经制州辰州、沅州所辖。但即便中央王朝在武陵山苗族聚居地的大部分地区设置了郡、县、州、府等建制，这些建制也只是时设时废。还有一部分地区，例如今腊尔山台地凤凰、花垣、吉首等地，一直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时“改土归流”后才开始设县。在这些地域，历代中央王朝的权势均无力可达，因而被史称“生界”、“苗疆”、“蛮荒之地”或“未经王化”之地，与朝廷“不相统属”。
湘西作为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远大于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它还包括今天怀化地区的沅陵(原辰州府治)、辰溪、溆浦、麻阳、靖县等以及毗邻的黔东北同仁、松桃一带，地处历史上所称的“五溪”中上游。唐宋以前，史书上把生活在这一带地区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五溪蛮”。宋元以后，由于苗族社会的发展，史书上有关五溪蛮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记载愈来愈多，明清遂有“苗疆”之称。其大致界限为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地界，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地界，东南至五寨司(今属凤凰县地)，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一百二十里，环周一千二百里。
清代苗疆，就其行政区域而言，包括贵州全境与湘西大部。但从狭义来讲，苗疆特指贵州黔东、黔东南、黔南和湖南湘西西南部，包括雷公山区，苗岭山脉、武陵山区、腊尔山台地等；就其社会性质而言，苗疆清代以前，既无土官管理又无流官管制，封闭而独立于封建体制之外，故清廷又称这一地区为“千里生界”。喻指这一地区苗族为“生苗”，不可王化。
清康熙九年(1670年)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该道辖辰州、沅州、永顺、靖州四府，是湖南省府和提督派出的湖南西部最高军政长官署。民国初期在湘西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了湘西镇守使，湘西这个名称得以产生。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筸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1952年建立的湘西苗族自治区只有1949年前湘西管辖区域的一半面积，大致与1949年前所谓的“上湘西”一致，包括吉首(原乾州厅)、凤凰、花垣(原永绥厅)、古丈、泸溪、保靖、永顺、龙山等县。这一地区历史上曾长期为苗族人民活动的中心，至今仍居住着操苗语东部方言的苗族人近百万人。
在1957年将湘西苗族自治州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之前，“土家族”还未定为民族。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地方苗族、汉族、土家族混居在一起，各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互相掺和、融合，同时又互相排斥。然而，许多偏居山隅的苗民却一直顽强地抗拒文化移入，恪守古风，保持着其自身的活力。
现今湖南凤凰和贵州铜仁等地的苗族在历史上就是这么一些苗民。
他们自称“果雄”，操苗语东部方言，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被称之为“生苗”。由于该苗区在历史上很长时期一直是朝廷政权未能直达的地方，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指称，如“荒蛮之地”(汉晋)，“生界”(唐宋)、“苗疆”(明清)以及“不相统属”地带(清末和民国)。清中叶，中央政权对该地域才开始正式治理，该地民众汉化的时间相对不长，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在诸如婚姻、家庭、村落等社会结构和政治、法律及其实施、社会组织等方面与汉族地区区分明显，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湘西苗族在明清时期被统称为“红苗”。《辨苗纪略》载：“其以红苗称者，楚、蜀、黔三省之隅，所居一族……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永绥厅志》卷六“苗峒”云：“苗人衣服俱皂黑而为之，上下如一。其衣带用红者为红苗，缠脚并用黑布者为黑苗，缠脚并用青布、白布者为青苗、白苗，衣褶绣花及缠脚亦用之者为花苗。考各志统谓之红苗。”
本专著所论及的腊尔山台地，在元代曾先后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和“新添葛蛮安抚司”管辖，但土司多由苗民头人充任，其所管辖亦只在几个平旷之地，对台地的中心山区，无力到达。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初年在苗族聚居的中心夜郎坪设崇山卫(即今花垣县的吉卫)，统管腊尔山周围的苗寨。后崇山卫废，其辖地分十里归镇溪军民千户所，编里甲，设里长、甲首、寨长，造户口。其中，上六里即今花垣县，下四里即今吉首市，由苗族首领杨二直接约束。
十里之南即今凤凰县，则于洪武初年，设筸子坪长官司，先后以苗族首领廖彪、吴毕朗为长官，其后，又增设五寨长官司。腊尔山西侧(今松桃县境东部)，设治古、答意二长官司，以苗族首领石备野、龙答哥为长官。之前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凤凰设置镇溪军民千户所时，曾对从江西建吕守御所调来凤凰的正千户段文说：“朕有弹丸苗地，令汝前往开设镇溪所，抚管夷民，因此利而利之，汝子孙将享用无穷。”应该怎样“抚管夷民”呢？朱元璋朱批：“开边拓土，驱苗夺业。”
土司和卫所流官苛虐无度，饥荒频频，逐渐引起人民的不满，开始不断反抗。使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的是，越来越多的“客民”或多或少带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迁移到湘西，聚居在汉族人口较为稠密的军营帐所周边、府所以及县所谋生，头脑中充满了对周边村寨苗民“蛮横愚悍”的想象。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一部分“客民”开始逐步深入苗族村寨，采用欺骗的伎俩或者借用官府势力凭武力占田夺土，苗族的生存状态每况愈下。客、苗之间这种时断时续的斗争和摩擦成为导火线，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更为激烈的“汉人”和“苗民”的冲突与“官府”清朝俞益谟撰。俞益谟，字嘉言，号澹菴，宁夏人，官至湖广提督。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为乱，诏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士兵剿平之。益谟时率湖南兵从征，攻夺小天星寨，以临天星寨，而红苗乞降。
是编详记其事。首以地图，次以明以来用兵得失及近时启衅之由，次为条议案牍记事之文。大意谓明事坏於“抚”字。废雕剿之法，而土豪营弁，又缘以为利。酿变者非一日，至是始一举底定云。
［清］光绪：《永绥厅志·剿抚》卷19。
湘西地区所指的“客民”，则是指随历次征蛮赶苗之役进入湘西的满、汉兵士、发配湘西的囚犯及外来经营的商人等。
和“苗民”的冲突——“苗人造反了”。在这两层冲突中，“汉人”和“官府”站到了同一战线。湘黔苗区苗民的强大、反抗和对封建王朝的威胁，大概也是从明代才凸显出来的。因为也正是从明代开始，中原朝廷对西南地区开发经营渐次深入，此一苗疆慢慢进入了地方官员和朝廷的视野。
“千里苗疆”的反抗引起朝廷关注，对湘西苗族的文本记载此后频见于史籍，并以猎奇和治苗、防苗为主要动机，其中数清严如熤《苗防备览》最有影响。由“不相统属”、“互不相扰”至起义不断，直至中央王朝后来修筑“边墙”将“千里苗疆”的“生苗”(包括山江苗族)向西“压缩”四分之三的地域并使“生苗”与外界隔离以保障位于“千里苗疆”西侧的连通云贵边陲重要驿路——由沅水辰州(今沅陵)至沅州(今芷江)段的通畅，见证了中央王朝与湘西苗族的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现在湘西的大部分苗族人都自认为是祖居于此的“武陵蛮”后代。
清代雍乾至咸同年间，湘黔苗族曾发动过三次大起义，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镇压，湘西苗族有了一次较大的流动。例如，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领袖被押解进京，幸存者定居于北京海淀区香山门头村。
贵州苗民在咸丰、同起义之后，为避杀身之祸部分迁入湘西。湘西毗邻黔东地区松桃等地，同属腊尔山台地，两地的苗族在历史上往来通婚甚多，语言相近，所以很多文化形态上也多有相似。
二、边墙始建与乾嘉苗民起义明宣德年间(1426－1436年)，湘黔边区连发旱灾，饥荒严重。腊尔山一带的苗民因不忍饥饿，爆发了多次大小起义。宣德六年(1431年)吴不尔起义时，明廷为了加强统治，一度恢复崇山卫，不久又废。于是朝廷一方面增兵二十万围攻，另一面派总兵都督肖授用堡垒式战术“圈苗”——即以今吉首湾溪为中心沿今凤凰、吉首市地段筑二十四堡分兵戍守，而后进军筸子坪。嘉靖初年，朝廷又在原二十四堡环线新设五寨、永安、清溪、河中、筸子、乾州、强虎、石羊、小坡、铜信、水塘凹、水田营以及镇溪所等十三哨，进一步加强对苗区的军事封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苗人龙许保起义时，明廷设偏沅巡抚于沅州以加强控制，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起义失败，明廷在当地的势力也受到重创，遂将镇溪十里归永顺宣慰司，将筸子坪、五寨司所管各寨归保靖宣慰司，各司分别设立“抚苗舍把头目”。然而苗民的反抗此后一直不断。于是，“万历四十年(蔡复一)始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辰州，请征红苗，改州设衙，不从。复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遇其窥觑，请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环水，凡三百余里。时边防藉以稍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采纳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的献策，拨“帑金”四万多两，修筑了一条从铜仁亭子关到镇溪所长约三百多里的“边墙”，进行军事封锁。
初步统计，自洪武元年至万历年间的二百年光景里，明王朝对湘西苗疆的征剿累计高达三百多次。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献策并主持修筑的“苗疆边墙”，在天启年间(1621－1628年)又添筑了从镇溪所到保靖喜鹊营的六十多里，合共三百八十余里，号称“苗疆万里长城”，明廷从此正式放弃了对腊尔山台地苗区的统治。这种筑墙固边的办法，深得朝廷赏识，成了以后两朝封建政府沿用的“治苗”策略。自明代筑堡垒墙环圈三厅苗区之后，苗民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基本上被禁绝。然而，明崇祯年间(1628－1636年)李自成农民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湘西苗民马上遥相呼应，于是这耗费巨资的“边墙”，转眼间就被愤怒的苗民“一举夷为平地”。
明廷用筑堡修墙环其地的军事隔离和防守的方法对付湘黔苗区，使得以腊尔山为中心的凤凰、乾州、花垣和松桃等地区的苗族人民，基本上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到湘西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之前，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居住地的苗族百姓既不纳粮当差，也不输赋供役，内部“有贫富无贵贱，有强弱无贵贱，有众寡无贵贱”，宗族家长制“合鼓”(苗语东部方言称之为“博傩”)与部落联盟“合款”(苗语东部方言称之为“伙清”)是苗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除了军事碉堡，朝廷还曾颁布禁婚令阻止苗汉的交往。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廷在湘西颁布了禁止苗汉通婚的法令。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奏请“申严其禁”，民苗结亲，要“照违制律，杖一百，仍离异”，媒人也要“杖九十”。
但到雍正八年(1730年)六里“开辟”后，巡抚赵宏恩在《善后事宜疏》中奏请：“准许民苗兵丁结亲，令其自相亲睦，以成内地风俗。”
但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民苗婚姻禁忌才从法律上被废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