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 齐鸿
1999年金秋的北京，庆祝建国50周年献礼演出像以往一样在媒体的一致赞誉和观众的鲜花掌声中结束，各地剧团在疲劳和兴奋之余又开始厉兵秣马，准备下一次的会演、献礼、得奖。从当年的媒体看，中国文艺又一次辉煌了，又出现了一大批精品，造就了不少艺术家……但致命的问题也正在于此。文艺界的自我感觉似乎总是那么良好，戏剧界的浮夸风数十年来依旧，只不过老浮夸被新浮夸替换，格林童话换成了米老鼠、唐老鸭。
两千年的春天，在业内流传的中央戏剧学院的学报《戏剧》上，几位不起眼的中青年作者刺破了几个泡沫，带来了一股清流和更多的理性：“……我贪婪地咀嚼着首都剧坛的戏剧大餐，而最终却发现自己还是营养不良。众多过期、变质的食品与美味混杂，在繁荣的表面之下隐藏的是腐朽的根基。”[1]“建国50周年献礼的特定情境和这些年戏剧的下滑态势，注定今年献礼的剧目水准不会高，可悲的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创作心态上的浮躁混乱，功力上的匮乏残缺现象三种可怕的病毒在这批剧目中大发作，再度引发中国戏剧秩序的大混乱。”[2]“那些观摩‘献礼’的夜晚归来，看着路边的彩灯与霓虹，觉得那些‘献礼’在表面上确实锦上添花地衬托和表现了现世的‘好一派繁华景象’，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这些‘献礼’作品无疑又是对戏剧的‘献祭’，而当戏剧用来遮掩、粉饰和干预现实的时候，它死定了！”[3]读过这三篇发人思深的文章，任何一个有良知、爱艺术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被刺痛。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笔者希望能够从对当代中国文艺背景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的研究，在美学的框架内得出一些深层的理论思考，从而为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理论依据。
一、什么是“功利主义”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别
“功利主义”一词近年被频繁使用，但由于对概念本身含义的认识不足，不少文章引用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岐义和偏差。望文生义者不少，故而常将“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混同。为此，首先给它正名是非常必要的。
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功利主义”作了如下解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N），西方伦理学中一种以功利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19世纪由边沁和密尔建立起系统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功利主义继承发展了历史上幸福论和快乐主义伦理思想传统，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逃避感官的痛苦，因而人都处于苦和乐这两个最高主宰的控制之下，苦乐既是道德的来源，又是道德善恶的标准，而且它可以被计算。”[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功利主义》（1863年）一书中指出道德的基础是最大幸福原则。“幸福”是构成衡量行为正确的功利主义标准。这里的“幸福”不是行为者一人的幸福，而是所有与该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像爱自己一样地爱邻人，构成了功利主义道德理想的完美性”[5]。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对功利的基本欲望，同时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也具有和谐的基本欲望。密尔充分肯定了快乐的价值，认为快乐和解除痛苦是惟一可以当作目的来欲求的事物。值得欲求的动因则是由于快乐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中，或是因为这些事物是促进和避免痛苦的手段。
“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就范围而言，“功利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利己主义”完全针对个人。从内容上讲，“功利主义”强调快乐的价值，目的是实现从个人到社会整体的最大幸福；纯粹“利己主义”认为“把个人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惟一目的不仅是可允许的，而且是道德上必需的”[6]。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主张和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信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观念是对“利己主义”思想的最佳诠释。
综上所述，“功利主义”不同于“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中存在“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利他主义”的内容。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都找到了适意的生存条件，以各自独特的作用影响着人类文学艺术的进程。
二、“功利主义”与文学艺术政治化
一部中国当代文艺50年发展史也是一条中国审美历程的长河。这期间，社会的大变革给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带来了一次次突变的力量。一方面社会的变迁导致审美的变迁，另一方面，审美历史的变迁又印证着社会的变迁。由于中国历史上人治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官本位，官方始终左右着整个民族审美结构的脉搏。不论是审美的主体，还是客体都习惯性地屈从、附和于钦定的种种新的审美结构、审美风格乃至审美模式。将文艺政治化、庸俗化、工具化正是“功利主义”在文化界的极端表现。
“功利主义”有两个训令：第一，法律和社会组织应该把每个人的幸福或（从实际方面可以称作）利益尽可能地与整体利益相协调。第二，教育和舆论对人的品质具有巨大的威力，应该利用这种威力使每个人在心中把自己的幸福与全体的利益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尤其是应该把那些为普遍的幸福而应有的消极和积极的行为实践与人们自己的幸福联系起来。[7]对中国具体国情，党从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清除了胡风等“文艺异端”。经过50年代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成功地完成了新旧文艺的交替和人民审美观念的改变。强化对宣传、文艺教育作用的管理，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这一特有的外松内紧式的方针指导下介入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这段特殊时期的非正常管理模式从历史上看，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定上讲，“功利主义”式的文艺发展无可厚非。第一，在这些措施下生产的文艺作品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新生活的美丽，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第二，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全面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正如以京剧《锁麟囊》、《响马传》等享誉剧坛的编剧圣手——翁虹老先生所感慨的：“……我后半期的编剧生活，正赶上全国解放。新中国的光辉普照大地，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我受到了党的教育，懂得了以编剧的岗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性，鼓舞我增强了更加旺盛的写作精力，提高了写作水平。”[8]像翁老等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文艺工作者面对新、旧社会的大反差，真诚地热爱党。他们在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后，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文艺的创建工作中。新生活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美学观和创作观，翁老从此再也没有写出过像解放前大红大紫的《百战兴唐》、《十二金钱镖》、《十三太保反苏州》等很有票房价值的商业性戏剧。建国后，思想第一、政治第一已深入每一个新老文艺工作者心中，他们用一部部全新的或半新半旧的艺术作品努力配合国家的思想建设，提高了群众的审美水准和艺术鉴赏力，有效增强了全社会的道德意识。新时期特定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趣味不能不影响欣赏者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又反过来影响艺术自身的趣味的特殊性[9]。第三，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手段禁止了一批文艺作品的流通，其中对色情作品的封禁从今天看仍然是正确的。这项措施虽令部分人失望，但在净化社会风气、提高观众素质和品位上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那一时期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清新而火热，艺术沉渣绝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滥。
如果立足于单纯文艺的角度来讲，“功利主义”式的文化管理体制使文艺创作者的思维空间受到损害，艺术的独立与自尊受到制约，人为地干扰了新中国文艺正常有序地发展。文艺作品的大主题色彩过于浓重，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造力受到了局限。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文艺徘徊在自我束缚的范围中。小说、诗歌除了表面的热闹外，内部开始衰退；曾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同步的中国电影自此很长时间没有接上轨；音乐、戏剧、绘画等艺术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总显得有些乏味与沉闷。巴金、丁玲沉默了；沈从文放下笔一头扎进了故宫；钱钟书作起了学问；杨绛干脆一心搞起了西班牙文学；人民艺术家老舍深感路越走越窄；戏剧家曹禺再也没有写过一部厚重的作品……。
想来不少人会为此大为光火，这不是否定新中国的文艺成就吗？不是否定，而是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来历史地、科学地分析这一问题。请大家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站得再高一些，历史将会告知你一切。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曾就剧本《济金根》向拉萨尔讲过：“……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0]
十年****后的中国文艺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恢复、修整期后，又回到了****前的步调。这期间，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出现似乎带来一些有别于过去的清灵。电影《牧马人》、话剧《桑树坪纪事》等艺术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随着国门的开放，中国文艺工作者们第一次看到外面的风景是如此多彩，他们饥饿地吞食着各种思潮、理论和艺术形式。先锋、实验等名词一时成了文艺是否够“艺术”的标准。一番不挑精粗的大餐使文艺界患上了消化不良，最突出的表现是文艺界弥漫着一股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就在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之际，市场经济又把文艺界冲了个七零八落。上述种种的不适与被动，关键在于现行的文艺体制已无法适应新形式的要求。长期以来习惯于听命政治的艺术家们既打着寒颤，又一个个睡眼惺忪，表示了更多的倦怠和无奈。他们的悲哀不在于在应对困难而失败，而在于面对困境而不知所措。近几年，文艺体制的冰河虽在消融，但速度很慢。文化、宣传行政部门依旧制定着每年的文艺计划，今年大庆，明年献礼。中国文艺体制的改革还在蜗行。
三、贾府上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审美冲突”与“功利主义”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青年还有一份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里还有一个个浪漫的乌托邦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的在校大学生则更多的是关注自我。有识之士为世纪末中国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声疾呼。中国文艺在强势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辨东西，只能顾影自怜，哀叹今天的读者、观众素质大不如前；文艺作品水平再高，无耐对象太世俗、不高雅。问题的实质绝非这么简单。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给过世人一个正确答案：“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关键，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忙碍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代文化中名正言顺做起上帝的读者、观众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向消费者的角色转换，这些文艺的衣食父母们理直气壮地对政治文化说“不”。精神得以部分解脱的中国人终于释放出长期以来压抑的对此类文化的“反感”、“抵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