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文艺形式、内容的多样化也造成了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生存紧迫感加快了人的“物化”。在重商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影响下，人的道德意识开始调整，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本质改变。作为人们审辨美丑、悲喜等精神活动的审美活动在新时期“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其价值遭到了空前的降低。“由于我们的时代尚未为自身找到一种风格，或者，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目的上的功利主义就占据了统治地位。”[11]艺术作品（指严肃的作品）产生综合审美效应的社会环境和欣赏情境已渐消失，人类的精神已无法宁静。如果美学家克罗奇要求读《神曲》的现代人要尽量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时，一定会有不少人说：“那太费劲了，我没有必要花那多时间去了解但丁。”西方曾流行过这样的一句话：“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现在恐怕连10个也难以保证了。
当今文艺的世俗化走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享乐主义蔚然成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在由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大众传媒配合下，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相当的文艺市场份额。经济学家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文艺界“市场对消费者情趣的反应，表现在商品和服务是否有销路上，而不管这些情趣是高尚还是低俗。”[12]“功利主义”使现代文明中的科学变成了对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关心，艺术变成了单纯的娱乐。商业片、肥皂剧、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等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的文化，借助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产方式满足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精神需求。歌星、影星、笑星、丑星开足马力，赶做着一份份精神快餐。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直观快速是流行文化的优长。仅就大陆流行乐坛来看，在流行音乐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摇滚一群从80年代出现到现在已经反反复复风起云涌了多次。今天要听刘元、张永光的作品得在旧唱片中去碰运气；唐朝早已时运不济；黑豹似乎命运略好一些；崔健一步步向爵士乐靠扰；田震又推出了既好听又不俗的抒情……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才叫“流行”。
“功利主义”的创作必然造就了艺术欣赏者的“功利主义”审美心理。人类审美活动的心理流程可以简单地分为初、中、高三级。初级美感表现为悦耳悦目；中级美感是悦心悦交流，高层美感悦志悦神[13]。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夫优美与状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知识者。”老夫子讲的“优美”、“状美”是最高的美学层次，它要求欣赏者具有高级层次的审美素养，这种素养的培养需要与现实物质生活拉开距离，以“诗人之境界”去体味。因为常人的境界中充满了悲苦与欢乐，他与外物是一种纯粹功利性的关系，而功利之心又遮蔽了人的智慧和审美感受，所以常人是无法领略高层美的意蕴的[14]。
今天的审美活动在多元化的鲜妍表象下，内在趋向于毫无审美个性的枯死。个人情感和个人审美的独特性被融化、肢解，千姿百态的审美个性消失殆尽，功利的欣赏者在从众心理的趋使下进行着相似的集体行为。“某某热”更多的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表现。人们花费不少的金钱来听歌，见天王，充满了一股过把瘾就死的味道，享乐之中更多的是宣泄。
笔者在这里无意轻视流行文化，更没有贬低之意。如同肯定畅销作家中琼瑶、王小波、金庸等人的作品各有存在价值一样，流行文化、大众文艺与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同样都是现代中国文艺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文艺神圣与“功利主义”
1．昨天的导师，昔日的神圣。
人类从开始进入社会活动的第一天起，便天生地具有“趋乐避苦”的心理。这种世俗性的需求从最初的求生到以后的找乐，“功利主义”的快乐原则古已有之。古罗马先哲贺拉斯笑着开导那些怀揣私欲，又羞于启齿的众人：“我宁可貌似痴愚，只要我的谬误使我欢乐或陶醉，也不愿为贤为智而忧愁悲凄。”为犬儒哲学思想的知识精英们的暂时放纵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此间乐，不思蜀也”。是追求享乐主义的古人、今人所不言自明的共识。很会生活的戏剧家李渔被重新予以评价，给昨天还是帮闲文人的他戴上一顶顶花冠。人们从他好美服、喜美食、悦美色，讲究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上看到了审美家的眼神、园林艺术家的思维和美食家的味觉。
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面临全球化这一不可回避的大趋势，从90年代初便开始加快裂变、聚合的速度。“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15]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级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有素的改变”[16]。曾几何时，享乐主义在中国蔚然成风，美国文化潜移默化地修改着东方人的审美情趣。一些中国人吃着汉堡、咬着肯德鸡、喝着可乐坐在电影院里为《泰坦尼克号》里的一对俊男靓女的悲欢离合而唏嘘感慨之余，男性给予性感的温斯赖特以足够的关注，女性自然倾情瞩目于帅小伙——狄卡普里奥，恐怕没有多少人去发现西方电影理论界解读出的“生”与“死”与现代人文危机这类问题。
文学大师、美学泰斗席勒曾主张的“美乃是一种消遣”的例题在现代社会的文艺审美观上成为最主要的标尺。与西方文艺界，特别是有着古老文明的欧洲一样，文艺的神圣法相被昔日的信徒拖出了雅典神殿，打了个粉碎。文艺女神的光环已暗淡无光。中国因为自身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又多少和欧洲有一些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艺家和欣赏家还没有在新形式下重新到位。一个不甘于诗性文化的破灭，一个只要轻松；一方不愿俯身屈就，另一方不屑于平等对话。灵魂工程师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导师感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环境。文艺训导者的巨大权力已被剥夺，消费者拒绝购买艺术产品时的态度毫不客气。终于，艺术的纯洁性开始被业内、业外人士随意涂抹。文艺家不安地在与“庸众”的磨擦中前行时，头脑里的艺术思维少了，多了几分察言观色的心眼。
电影界在自身不振的困境里痛下决心，以引进美国大片的手段激活市场。平庸而刺激的《真实的谎言》、《亡命天涯》等纷纷登陆中国，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接下来，一向善于学习的中国影人在学到外来真经后，纷纷抛出一批仿制品。功夫、言情、恐怖等商业片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院线体制的建立使新片种——“贺岁片”第一个得到了好处。
音乐界、美术界适时地满足了一部分各怀心事的“高雅艺术欣赏者”。待收到良好效果后，又不断地邀请了费城、柏林、维也纳等顶尖乐团来华献礼。且不说台下知音有多少，笑话、花絮倒很多。X国X著名指挥因北京音乐庭BP机响声大作而数次中断演奏，中国听众在不该鼓掌的地方热烈鼓掌等等。中国美术馆今天送走了米罗[17]，明天迎来了莫奈[18]。总之，不管出了哪些笑话、问题，也不谈中国的艺术欣赏者如何，音乐、美术界总算是走出了自己的严冬。
话剧小剧场艺术的成功为话剧界暂时稳住了阵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依旧人气很旺，以任鸣、林兆华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居安思危。开始调整老人艺的传统，不时推出一些多少有些现代的剧目来迎合“上帝”。《浮士德》、《鸟人》、新版《日出》都多少有基于更多市场考虑的功利意味。
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的是，戏曲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头疼医头，脚痛治脚。今天现代戏，明天新编历史，后天传统戏。由于包袱重，思想沉，所以直到此时，还在找不到北。最近一些地方剧团又染上了一种恶疾，叫“大包装”，其实质却和每年中秋包装精美的月饼一样。
2．精英与非精英。
90年代，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分化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分化有知识分子内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也有物质利益分配上的内争。文化经济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书商、小报记者、影视剧制作人等应运而生，成了新文化的弄潮人。王朔现象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文艺界的新生代回避社会良心和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投身于经济大潮中运作起了文化产业的机器。他们正在毫无知觉地丧失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独立意见。新生代们尽管因先天不足而显得志大才疏，但捞到了实惠和好处。一夜走红的赵薇、章子怡等如果不在日后调整艺术观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始终是在现今文化环境寻求到最佳契机的非精英人员。
正是这些非精英懂得如何讨好寻求简单快感的观众心理，又能够与市场打得火热，惟大众趣味是从。既要名又谋利，鱼和熊掌兼得。把文化当作商业来经营，把艺术作为谋利的工具。笔者认可大众文艺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反对把纯文学、纯艺术，特别是民族精萃在市场化的幌子下进行破环。时下我们虽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重重要性，但现实告诉世人，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还是出现了前后脱节现象，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内讲过：“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9]
从以上四部分可以看出，中国文艺现状在“功利主义”思维的总体支配下是很负面的，特别是近期过度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降低了人们的世俗道德和审美情趣，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今天审美认同的粉碎是明天新的更为科学、高尚的审美情趣的开始。笔者相信，在人类付出更为惨痛的文明代价后，人文精神的光辉将会莺视。
注释：
[1]孙嘉《在繁荣的背后——观国庆50周年进京演出剧目有感》，《戏剧》2000年第1期。
[2]李宝群《感受二篇》．《戏剧》2000年第1期。
[3]辛彩屏《在反思中学习和起步》，《戏剧》2000年第1期。
[4]《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51页。
[5]（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第二章。转引自（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雷克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6]（德）费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7]（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第二章．转引自（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俗理学》，雷克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8]翁偶虹《翁偶虹编剧生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9]王朝闻《审美谈》，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11]（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12]（美）施蒂格勒《知识分子和市场》。见（美）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吴珠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8页。
[13]参见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14]参见吴予每《试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理路》．《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1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17]米罗（1893～1983年），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18]莫奈（1849—1926年），法国印象派画家。
[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