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们要委托给老英格兰，然后让他们搞糟？但愿不会如此！……但是，我们诚挚地相信，要想国家繁荣昌盛，只有及时改造我们的系统，尽可能赶上美国人改进了的管理。
——理查德·科布登，《英格兰·爱尔兰·美利坚》（1835）
有件事做起来总是令人愉快又经常给人启发，那就是问问自己：如果某个重要历史事件没有发生，或者换个方式发生了，那么结果会怎样。例如，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位名叫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企业家于1793年发明“轧棉机”，那么奴隶制就不会消亡，美国内战就不会爆发。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可以揣测，如果英国内战期间的清教徒领导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仅是个优秀的军事家而且是个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英国清教徒富有远见的观点就会打败英国国教徒的保守观点；英国国教就会变成长老制并保持下去，就像苏格兰国教一样；英国就会像苏格兰和新英格兰一样，在1650年以前普及公立教育，而不是1870年；今天的历史学家就会谈论英国制造系统，而不是美国制造系统。
19世纪中叶，“约翰牛”制造业落后，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实际上，英国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就展示了批量生产的一个成功案例。它是博览会最突出的亮点，虽然不能说没人注意到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很少有英国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里指的就是辉煌的水晶宫本身。这栋建筑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Sir Joseph Paxton）以极快的速度设计并建造出来，是标准化的一个成功案例。大梁、圆柱、窗框条和水槽按照统一规格制造，整幢大楼的零部件具备完全的互换性。帕克斯顿既是个管理又是个技术天才。按照他的指示，两百英里的窗框条被切成了长度相等的小段，不需要木匠手艺也能轻松地被安装到位。
这让我们想起两年后英国议会委员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的评论：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造的枪，“不用碰锉刀、不用敲锤子”就能组装起来。哪个读者要是怀疑批量生产能否产生高质产品，那就应该想想以下事实：水晶宫很好地符合设计需要；其他展会纷纷效仿，比如不久之后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展会；要不是在1936年的一次大火中烧掉了，今天仍然看得到它。以水晶宫为模板的伦敦帕丁顿火车站现在仍在使用，被很多人欣赏。
早在1851年之前，英国就有了技术资质。确实，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第一次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的事情。此外，没有机床，就没有美国制造系统，而第一批机床是在英国开发的。前一章提过的伦敦锁匠约瑟夫·布拉马，就率先开发了机床。不过，布拉马的机床是手或脚驱动的，后来经过另外一个英国人的改装才变成了蒸汽驱动的。这个英国人就是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莫兹利最初在一家政府所有的军工厂做火药搬运工，后来去了布拉马的车间学手艺，制造（而非设计）前一章提过的防盗性能很高的布拉马锁。又一次，莫兹利要求布拉马给他涨工资，布拉马不答应。这次事件后，莫兹利决定自己开工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杰出的英国工程师，包括前一章提过的约瑟夫·惠特沃斯爵士，大都出自莫兹利的工厂。莫兹利最出名的成就是，为朴次茅斯海军部“滑块厂”制造了机械设备。
世界首批“流水作业线”当中就有一条在朴次茅斯海军部“滑块厂”，它比福特的流水线早一个世纪、比波音的早两个世纪。它的“流水作业线”包括专业化了的机床和装有轮子的箱子，箱子的作用是把在制品从上一道工序运到下一道。在航海时代，每艘船必不可少的装备就有木质滑块。滑块可以执行多个任务，从升降船帆到枪炮定位，数不胜数。一艘74炮战列舰需要1000多个不同尺寸、不同形状、不同类型的滑块，每个滑块含有两个或多个滑轮。
滑块厂的流水作业线花了6年时间才建成，包括40多台机器，在1808年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它能让10个没有技能的人“一致地、迅速地、轻松地”生产以前要110个熟练工匠才能生产的东西。然而，降低人工成本只是流水作业线的目的和结果之一，另外一个则是大大提高产品质量。优质滑块让海上运输轻松、安全了很多。如果船因为风向的突然变化面临搁浅危险，那么滑块的质量缺陷就很有可能造成数百人死亡的致命后果。滑块厂设计、建造得如此之好，从而维持了100多年的运转。为了确保从海军部拿到合同，莫兹利给滑块厂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缩微模型。这个缩微模型很有观赏研究价值，目前收藏在伦敦自然科学博物馆。建议本书的读者都去参观一下。
创建滑块厂的功臣还有另外两人：一位是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流水作业线似乎是他提议设计的；另外一位是移民伊桑巴德·布鲁内尔（Isambard Brunel，前面提过的帕丁顿车站就是他的儿子建造的），机械装置是他设计的。互补对管理团队至关重要，本书提过多次；很少有三个背景如此不同的人一起合作如此长的时间后还能得到如此丰硕的成果。塞缪尔是英国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俄国为凯瑟琳大帝工作，并在那里设计出了木材加工机，让没有技能的农民操作。他回国后，就为他的哥哥设计了类似机器，让囚犯操作。他的哥哥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家兼监狱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本着所处时代的技师精神，杰里米认为监狱就是“把坑蒙拐骗、偷鸡摸狗、游手好闲之徒改造成勤劳的人的工厂”。塞缪尔的工作给海军部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军部1795年任命他为海军工厂监察总长，让他改革腐败无能的海军工厂。那一年，他只有36岁。
布鲁内尔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小时候想当工程师；了解到他的这个想法，他的父亲十分震惊，把他送到了神学院接受教育（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幸运的是，神学院校长欣赏他的志向，安排他当了海军学员。法国革命期间，身为保皇主义者的他处境艰难，逃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很快又成为纽约市政府的首席工程师。作为首席工程师，他负责了那座城市的很多市政工程。他还参加了新华盛顿国会大厦的设计比赛，尽管获胜，他的方案却因成本过高而遭到否决。他是在纽约首次构想制造船用滑块的机床的。
1805年，新机器一经安装，还没运行，工厂就：
［……］成了很多精英及慕名而来的游客的朝圣之地。它是完全机械化了的批量生产线，世人以前从未见过。
令参观者印象更深的是，机械设备是用蒸汽驱动的。蒸汽尽管自1712年就用于采矿业了，但是在普通公众眼中仍是新事物。直到1825年，蒸汽客运火车才出现。一向务实的布鲁内尔不久就向边沁抱怨参观者妨碍了工人，要求建造高栅栏把参观者挡在外面。边沁拒绝了：他像他哥哥一样，是功利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自己不仅在生产海军军用物品，而且在给其他行业树立榜样，为整个人类造福。换句话说，他是英国版的乔纳森大哥，如第五章中描述过的，是在英国内战中战斗过的圆颅派的智慧和道德方面的后裔。本着这个精神，边沁实际上想吸引参观者。他说：
我认为，加速推广“通用的机械系统”是非常有益的，应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而要想争取公众舆论支持，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展示通用的机械系统是如何制造产品的……
注意他的措辞，他希望推广“通用的机械系统”，这个短语比“系统”更早地预示了半世纪后美国方法论得到的那个名字——“美国制造系统”。不足为奇的是，边沁做军需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前来参观的众多著名人士中，有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他来过两次），还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大帝，凯瑟琳大帝的继任者。
滑块厂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亚伯拉罕·里斯1819年出版的《百科全书》（Cyclopedia）中，大红标题“机械设备”下的12页只介绍了一个条目，那就是滑块厂专业化了的机床。20世纪早期以前的各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都有很大篇幅介绍它们，《爱丁堡百科全书》（1808—1830）则给出了主要机器的图纸。然而，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没有抓住要领。值得惊叹的并不是一台一台的机器，而是多台机器组成的流水作业线。似乎没人能领会到，“系统”比所有部件加在一起都更有意义，尽管滑块厂并没隐瞒流水作业线的存在。
大西洋彼岸的企业家了解朴次茅斯的流水作业线吗？如果知道，那么他们领会到了它的重要性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知道”。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密切关注着英国的技术发展；布鲁内尔似乎是在纽约与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共进晚餐时首次听说皇家海军在木质滑块方面遇到了麻烦，那时是1795年。之后，滑块厂的参观者中就有了美国人。此外，英国参考书在年轻共和国广为流传，《爱丁堡百科全书》1830年有了美国版。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怀疑，狡猾的美国佬更清楚它的重要性。流水作业线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出。有了它，雇主就不再依赖传统工匠（传统工匠在新大陆很稀缺），而是只需聘请一般人员加以培训，用来制造、维护和操作机械设备。海军部滑块厂很有可能繁衍了后代，但是很可惜，这些后代的国籍不是英国。
1851年，在伦敦世博会上，美国用（或多或少）可互换的零部件制造机械的能力让英国议会深感震惊。为了深入了解最新的美国制造方法，英国议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1853年在纽约举办的第二届世博会（第二届世博会的展馆修建和展品排列都仿照了第一届世博会）。英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深入了解美国制造方法的机会，派出的代表团不仅包括英国当时最伟大的工具制造师惠特沃斯，还包括伯明翰艺术学院院长乔治·瓦利斯，第一届世博会最积极的促进者，也是第一届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查尔斯·迪尔克，以及对原材料可得性特别感兴趣的杰出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达尔文提出进化理论就参考了莱尔的化石研究）。惠特沃斯参加代表团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一些杰出作品要参展。
对后代来说幸运的是，纽约世博会推迟了。为了不枯等浪费时间，惠特沃斯利用美国在之前20年修建的、最远到达匹兹堡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参观了美国东北数州一系列工厂以及其他机构。代表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了。结果，他们对美国制造系统的了解比只在展会上参观的人要更加深入。
代表团写的参观报告非常受欢迎。在参观报告的影响下，英国军械局决定在伦敦附近的埃菲尔德创办一家军工厂，配上美国的机床，用可互换零部件制造轻武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成立了美国机械委员会。次年，该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去了佛蒙特州的小山城温莎市，从那里的罗宾斯劳伦斯军工厂购买了机床——罗宾斯劳伦斯军工厂参展过第一届世博会。那个时代，伦敦处在文明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佛蒙特州又在美国的北部边缘。有什么正在撼动世界——工业中心乃至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开始转移了。
新军工厂用已经造好的零部件“组装”步枪。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南森·罗森伯格在《美国制造系统》（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意味深长的是，撰写参观报告的苏格兰公务员兼工程师约翰·安德森觉得有必要给这个动词加引号。它是一个新词，就像所有新词一样，之所以构造出来是为了描述一种新物品或新方式。这个词含义丰富。传统工匠不是在几分钟内“组装”一条枪，而是花几小时甚至一整天来安装一条枪。安装（意思是主要用手锉）是制造步枪的所有工序里最需要技能的一道工序。用机床制造零部件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组装”零部件则完全不需要技能。亨利·福特就这个话题下过定论：“批量生产中没有安装工。”
起草报告的苏格兰公务员约翰·安德森受命成为埃菲尔德军工厂的首任厂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史非常精确地重演了，就像同一剧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由不同演员表演了两次。与半个世纪前的边沁一样，安德森也是杰出的工程师、优秀的组织者、愿意接受挑战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工厂能为英国其他制造厂树立榜样。他甚至在军工厂开幕式讲话中暗示，轻武器生产实际上是“次要任务”：
美国的机械是那么的不同，提供的可能性是那么的丰富，所以［军工厂］的组建工作应该全面公开，供全国的机械制造厂研究，这样做能丰富我们国家的制造资源，还能让我们赶上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
像之前的边沁一样，安德森也希望公众参观自己的工厂。埃菲尔德军工厂迅速成为“国家级展品”，参观者泛滥成灾。据说：
直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还有很多工程学文献在强烈质疑互换性；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已经有很多工程学文献在积极介绍埃菲尔德军工厂及其机械设备，介绍中透露着浓浓的国家自豪感和自我陶醉感。
作为现代美国人，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为什么英国人在引进美国机床和美国实务时趁机表达了自豪感？自己没发明，而且那么晚才从他国引进，应该感到羞愧才是。羞愧的理由更充分。
第五章提过的塞缪尔·柯尔特和阿尔弗雷德·霍布斯也在英国建立了工厂，用时兴的美国方法制造枪械；他们的工厂也欢迎公众参观，赢得了很多赞赏。然而，正如半个世纪前的朴次茅斯滑块厂一样，这些工厂的影响十分有限；英国其他工厂大都没有认真尝试引进流水作业线。罗森伯格这样评价边沁、安德森、柯尔特和霍布斯的努力：
……系统植入英国后，发展得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它的采用是犹豫的、间歇的。手工方法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存能力；那些确保手工精确度的方法，比如使用极限量规，普及得非常缓慢；而生产车间里从通用机器向专用机器的转化远远不如在美国那样迅速、广泛。
想知道具体什么叫“犹豫的、间歇的”，可以看看枪械贸易所在地伯明翰的制造商对埃菲尔德军工厂的反应。他们先是四处游说，强烈反对它的创建；反对无效后，他们于1861年联合成立了伯明翰轻武器公司与它抗衡。伯明翰轻武器公司采用了一些新方法论，但是为了节省资金在很多工序上依然依赖工匠。6年后，安德森发出了哀叹，因为英国大部分制造厂甚至未能把粗陋的手挫换成最基础的机床——铣床。这种设备直到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热”兴起时才在英国广泛使用，比在美国首次使用晚了四分之三个世纪。
1851年伦敦世博会后，英国和美国在制造文化上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从罗斯维尔·李在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的改革为基础，美国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一系列干练、专业的管理者也在所在公司成功引入了一系列组织变革。英国制造业就没有这样的进步，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其余公司把18世纪的僵化管理文化一直保留到了21世纪。正如美国一流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普遍失败（指英国大部分制造厂没能发展好组织能力）弱化了英国工业，进而弱化了英国经济。”
二战之后，英国得到了从优秀管理中分一杯羹的第三次机会：在美国******的倡议下，美国制造商把工厂开放给外国人参观，这就是著名的“生产率观光”。在各自政府的鼓励下，英国和日本的工业家和工会会员组成了代表团，参观了美国的工厂。两国的代表团回国后，都提交了详细的参观报告，这些报告非常有价值，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日本立即满怀热情地把参观报告中的提议几乎一条不落地付诸实践，而英国则把参观报告束之高阁了。
为什么英国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普遍不愿意复制首先出现在埃菲尔德军工厂、接着是朴次茅斯滑块厂以及柯尔特和霍布斯工厂、最后是生产率观光提供的那个商业模式？也许可以从人们给新方法论取的名字“美国制造系统”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般而言，英国的“务实人”非常擅长创作和操作简单的小系统，例如滑轮组、蒸汽机、机床、水磨，但是很不擅长把简单的小系统整合成复杂的大系统。插一句，历史学家考雷利·巴尼特曾生动地描写英国的“务实人”。美国人创建了所谓引领成长和繁荣的龙头制造公司，英国人没有——除了一个杰出例外，那就是化工涂料界的巨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简称ICI）。其他解释都不尽如人意，答案一定在英国管理文化的质量和本质缺陷中。早在1835年，英国政治家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就说了本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提醒英国人关注英国管理文化的不足之处，希望英国人仿照优越的美国模式改造自己的系统。
为什么有ICI这样的异类存在？原因有三：第一，其创办人都不是在英国主流传统文化下长大的；第二，其创办人要么自己就是技术专家，要么至少懂得技术的重要性；最重要的第三点是，他们刻意仿照最伟大的龙头企业之一杜邦公司打造了ICI。但是，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不太感兴趣的“营销人”接管了ICI后，ICI就迷失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对技术毫无兴趣的“财务工程师”解散了ICI。1999年，ICI的制药分部与一家瑞典公司合并成了阿斯利康（AstraZeneca）——阿斯利康现在是世界二流制药公司。因为一系列糟糕的决策，ICI残部被迫在2000年把股利减半，2001年再次减半；后来，ICI残部被英荷公司阿克苏诺贝尔（Akzo Nobel）兼并了。正如约翰·凯教授告诉我们的那样：
……如果你认识到ICI在吸引能干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商业研究和专业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你了解到ICI的药研成功不仅让ICI受益而且为英国现代制药业奠定了基础，如果你欣赏ICI的科学家和管理者在农药化肥、人造纤维和新塑料材料领域推出的一个又一个创新，那么你也许就会觉得ICI的股价下跌远远不足以衡量ICI的衰败造成的遗憾。
ICI的衰败，是英国整个国家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