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诗讪谤朝政，御史台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同时参劾，赵顼随即下诏命御史台选官赶赴湖州拿问。李定三人回到御史台，略一商量，即请太常博士皇甫僎追取苏轼。皇甫僎受命之后，不取怠慢，带着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台卒，即从驿站快马飞驶。待王良赶到南京，报于苏辙知道时，皇甫僎已过去了半天。苏辙心急火燎，再差得力家人快马追赶，务必要赶在皇甫僎之前先到湖州，报于苏轼知道。说来也巧。皇甫僎一行人到润州时，皇甫僎的儿子患病――大热天赶路有点轻微中暑，寻医服药耽搁了半天，竟被苏辙的家人赶过。
王诜、苏辙差人急报苏轼的本意，并非是叫苏轼躲避逃跑，而是心里有所准备。苏辙的家人虽比皇甫僎早两个时辰赶到湖州，也只告诉苏轼因诗犯事，举朝震惊，御史台已差皇甫僎追摄，随后就到。至于皇甫僎前来将会如何处置，是赐死、就地处决还是什么，便不得而知，反弄得苏轼心中惶惶，不知所措。
苏轼打算先以病谒告，由湖州通判祖无颇暂摄州事。两人在后堂尚未交代得几句，皇甫僎冠袍带履，径入州厅。
皇甫僎当堂肃立，脸色凝重，两台卒白衣青巾，顾盼狞恶。早有人报入后堂，如此这般一说，苏轼竟不敢前来相见。他问祖无颇：“台差汹汹而来，恐有不测，如之何？”
祖无颇说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相迎。”
苏轼又问：“轼该著何服？既已得罪，只怕不可以朝服相见。”
祖无颇说道：“未知罪名，当以朝服相见。”
苏轼在后堂与祖无颇商量了几句，遂也冠袍带履，走出后堂，来到前厅，与皇甫僎相对而立，祖无颇和州衙的职官亦著公服站立苏轼身后。
皇甫僎双目炯炯，直盯着苏轼，并不言语。二台卒立于皇甫僎左右，一捧台牒，另一人仿佛手握利刃，只是被衣服遮了。苏轼见此情状，已觉凶多吉少，僵持一会，向皇甫僎拱了拱手说道：“轼自来激恼朝庭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僎这才开口说道：“不至如此。”
皇甫僎说出不是赐死，厅中紧张的气氛便有所松动。苏轼虽已知不至就死，仿佛是因紧张使得心智俱闭，站立当地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此时祖无颇走上一步，向皇甫僎拱了拱手问道：“大人必有朝庭文书，可否一观？”
皇甫僎两眼瞪着祖无颇，问道：“你是何人，敢要台牒？”
祖无颇说道：“下官湖州通判祖无颇，现在权摄州事。”
皇甫僎说道：“原来是祖大人，失敬了。台卒把台牒给祖大人看过。”
祖无颇从台卒手中接过文书看了，并没有还给台卒或皇甫僎，而是递给了苏轼。苏轼见只是御史台出的寻常追摄文字，并不涉及处置，知道还要经御史台勘问才能定罪，一颗心已放下了大半。
皇甫僎说道：“苏大人，走吧！”仿佛是一声号令，皇甫僎话音刚落，两台卒便要上前用绳索把苏轼捆缚起来。
祖无颇说道：“且慢。”
皇甫僎问道：“祖大人还有何事？莫非敢阻本官公务吗？”
祖无颇说道：“苏大人赴台狱，家人尚未知道。大人千里而来，鞍马劳顿，何妨厅上用茶，略等片刻，容下官通知其家属，见上一面，备些衣物盘缠，大人以为如何？”
皇甫僎说道：“也罢。有扰。”
祖无颇请皇甫僎坐下，命堂吏上茶，又命堂差即去苏轼家中告知，并嘱以打点。
稍顷，苏轼的夫人王氏和三个儿子俱已赶到。王氏得知苏轼获罪赴京，间关千里，生死难卜，早哭成了个泪人。长子苏迈，背着包袱，已作好长途相随的准备。苏过、苏迨则跟着王氏，也是泪流满面。皇甫僎见苏轼家眷已到，便催促上路。苏轼被押出州衙，王氏犹拉着苏轼的衣服不忍放手。苏轼见夫人伤心，反倒镇定下来，对王氏说道：“夫人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
杨处士名仆，宋真宗东封泰山，访求天下隐士，闻杞人杨仆能诗，召至京城。真宗问杨仆：“闻卿能写诗？”杨仆说道：“草民不会写诗。”真宗又问：“卿临行时可有人作诗相送？”杨仆说道：“臣妻曾作诗相送。”真宗说道：“卿读于朕听。”杨仆应声背道：“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遂放杨仆回家。这个故事，王氏是知道的，此时听苏轼说起，不觉破涕为笑。一笑之后，尤觉伤心。
皇甫僎一行人从旱路赶来湖州，既拿得苏轼，便从水路回京。行船固然没有骑马快捷，要多耽搁几天，人却舒服。谁知船刚入太湖，因船舵损坏，不能再行，只得暂靠在芦香亭畔，请人修复。
时值七月，苏轼白天窝在船舱之中，仍然闷热难受。入夜之后，从湖面上吹来的风，穿进小穸，已能给人以凉意。苏轼上船之后，独囚于后舱，没有再用绳索捆缚。但儿子苏迈虽能同行，却不准同住一舱。湖风渐大，苏轼可以感觉到船在轻轻的摇晃，耳中也能听到岸边波浪拍击的声音。月色甚好，光辉流转，映在碧波之上，光影闪动，仿佛整个天地也在晃动。船上没有人声，船虽已修好，也得天亮后再走。皇甫僎几人在芦香亭中钦酒纳凉，偶然发出的几声笑语，一出亭便被风吹散。苏轼独处于月夜静寂之中，困于舱室之内，不觉游思如潮，往事纷至沓来，涌上心头。
皇甫僎所持的御史台文牒仅仅是一角拘捕文书，并未详细说明苏轼的犯事缘由，是苏辙差人（不过比皇甫僎早到两个时辰）说知，是因诗事涉讪谤而下诏狱的。写诗，已经不只是苏轼的爱好，仿佛成了他的生命的存在形式。耳听之以为声，目接之以为色，从他的嘴里出来便是一首好诗。当然，他会以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喜好来评判，结论便在诗中。吟成一首诗，他感到得意，朋友们也在赞誉，有的是赞誉诗的意境和文字，有的便是赞誉诗中某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讪谤”两字，一经从御史台说出，很快便会传遍朝野。苏轼此时检视所写之诗，确也当得“讪谤”两字，并且多不胜举。
“谤诗”，原本便是文人们所忌讳的，历史上的诗案还少吗？屈原赋离骚，襄王怒而迁之；梁鸿五噫，章帝震怒；何长瑜嘲人白发，贬己曾城。这些处置还都算是轻的。和尚慧标，不是因一首诗掉了脑袋？*自己不是只写了一首诗，而是几首几十首。现在被押赴京城，还有命吗？还会有多少人因我而受牵连？
舱门因风发出了一声轻响，苏轼看时却是后舱门没有关牢。苏轼走出船舱，站在船尾的甲板上，顿觉爽风满身，说不出的凉快舒服。一轮皓魄高悬于头顶，光圆轮满，映着天色水光，异常皎洁。于千顷烟波之中驾扁舟一叶，对酒放歌，啸傲风月，岂非人生至乐？然则此时扁舟于我，犹同囹圄。既被皇甫僎辈呼来喝去，回到京师不免受审受辱，何不效汨罗之沉？若闭目窣身入水，生命不过顷刻间耳，还有什么恩怨荣辱？
仿佛屈原在碧波之下向他招手，他向船舷走了一步，又随即停下。他想，我身固不足惜，我死之后，弟弟子由岂肯独活？老妻弱子又何以为生？他犹豫了。
岸上传来人声，皇甫僎酒酣回船了。苏轼悄然回到后舱，颓然坐下。
苏轼自七月离开湖州，八月到京，此时秋风徐徐，烦暑已消。投身于御史台狱中，倒也少受了些燠热蚊虫之苦。
御史台里古柏森森，夜乌盘旋啼鸣，人们习惯称之为“乌台”或“柏台”。御史监察百官，官员有罪或有过，御史参劾，并且可以风闻言事，这是职责所在。闻官员有过而不参，反倒是渎职了。苏轼的诗中有讪谤之句，这是事实。御史参劾并无不当，即便把苏轼投入御史台狱中，也不能说是冤案。御史若是审案之时羼杂了个人喜好或私怨，以至玩弄权柄，那就另当别论了。
御史台的大门之内，便是正堂。这是极寻常的一间平房，堂上没有华丽的纹饰，一张书案甚至有点陈旧。此时，书案之后，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何正臣正在互相揖让入座。李定对张璪拱手笑道：“张大人主审如何？”
张璪也拱手笑道：“还是李大人主审。”
李定说道：“既如此，下官僭越了。”
李定在左，张璪在右，舒亶坐在李定身旁，何正臣坐在张璪身旁，四人落座，李定吩咐“带苏轼。”
稍顷，苏轼带到。此时的苏轼，身虽未带刑具，却是一身罪衣。那顶被人唤作“子瞻帽”的长筒帽也没有戴，须发有点零乱，面容憔悴，已非往日倜傥雅谑风范了。仿佛是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处境和身份，没有了惊恐和惶惑，显得十分镇定。他目光淡然，扫了堂上四位审问他的人，若不经意的拱了拱手。
李定按例询问道：“堂下何人？”
苏轼答道：“犯官苏轼。”
李定又问：“苏轼，你知罪吗？”
苏轼说道：“犯官知罪。”
李定问道：“你知所犯何罪？”
苏轼说道：“犯官写诗有用词不当之罪。”
李定冷笑一声，说道：“什么用词不当？用词精当得很。不过用的是讪谤诬上之词。”
苏轼仍然淡淡的说道：“犯官之诗，讽谕则有之，讪谤则不敢，请大人明察。”
张璪插言说道：“苏轼何必狡辩？莫非本官连讽谕和讪谤都分不清吗？”说到这里，张璪就案上取出一纸读道，“‘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此诗是讥盐法太峻不便吧？卖私盐者多带刀杖，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之事，意言但得盐法宽平，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自力耕，不劳动劝矣。如此解释不冤枉你吧？‘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果然三个月没有吃盐吗？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不是讥盐法是什么？”
读了两首诗，张璪看了苏轼一眼，冷笑一声继续读道：“‘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什么话？百姓请得青苗钱，便到城中浪吃海喝了吗？空学得城中语言？你在‘和陈述古十月开牡丹绝句’中写道，‘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花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此诗讥当时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闲……。”张璪一连读了苏轼的六十余首诗，然后问道，“苏轼，这些诗都是你写的吧？”
苏轼说道：“不错，正是犯官所写。”
张璪又问：“你如此讪谤朝政，胆子可不小啊！”
苏轼没有回答。他不想回答，也无从回答。他的诗刚写成，便被人抄写传诵了。他心地光明，没有秘密可言。再说，写了诗本来就是给人看的。现在被张璪一一列出，可见御史台对自己早已了如指掌了。既无可分辩，那就不分辩。
此时舒亶问道：“你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此句有无讥讽？”
苏轼说道：“王安石诗曰：‘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所言即此龙也。”
何正臣说道：“你一介罪人，何能与王丞相比得？”
苏轼说道：“人虽比不得，诗却可以比得。”
舒亶说道：“王丞相写诗，其意在闵农。你之诗先自比古桧，又比蛰龙，有不臣意，如何比得？”
苏轼说道：“大人如此穿凿，犯官实在无话可说。”
李定说道：“既然无话可说，堂吏记下，苏轼咏古桧，有不臣意。”
苏轼说道：“犯官对大人穿凿无话可说，对诗却有话说，犯官咏古桧，并无不臣意。”
李定说道：“此诗如何姑且先不论，你写了许多诗，曾与何人看过？何人又与你咏诵唱和？”
苏轼听了李定的话，不觉悚然一惊，心想：这不是株连吗？又想：何案没有株连？看来因写了区区几首诗，不只自己入狱生死未卜，又要连累朋友遭殃了。嘴里说道：“犯官之诗，并未给人看过，更没有人咏诵唱和。”
李定拍拍案上所放文牍，对苏轼说道：“苏轼，你曾与何人咏诵唱和，有往来书信为证，如何还矢口抵赖？司马光反对新法，皇上叫他去洛阳闲居，筑了什么‘独乐园’，此处便有你写的一首诗。说什么‘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又是什么‘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司马光如何，皇上深知。皇上不用司马光，自有不用的道理，你如此说司马光，不是说皇上知人不明吗？”
李定如此说，苏轼无法回答，也无法辩解。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言不发。
原来皇甫僎带人至湖州州衙捉拿苏轼时，皇甫僎的儿子已带人去苏轼家抄检，苏轼所写之诗以及与朋友往来信件一一查缴，所谓证据确凿，苏轼如何还能分辩？
李定见苏轼没有话说，吩咐退堂，把苏轼押回狱中。
这之后御史台以李定为首又审了苏轼两次，苏轼有六十余首诗涉嫌讪谤，已成定论，驸马都尉王诜着人嘱苏辙以告苏轼之事也被查出，并已株连到司马光以下数十人。
苏轼的诗词文章，上至太皇太后、皇帝赵顼，下至文武百官，喜欢的居多，没有读过的竟是少数，此时人人自危，生怕株连进去。别说是满朝文武，便是御史台的同僚，也不敢预问。遇到审查此案的御史，或者低头回避，不然就陪个笑脸。有的为了撇清干系，更是危言耸听，落井下石。至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一封朝奏，送到赵顼手里。奏折上写的是：
……窃以苏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遣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闻轼之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贷赂，密与燕游。至若恐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停废。诜于此时同罣议论，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案诜受国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趋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以不赦论。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张方平与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所以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作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说王巩“向连逆党”，是说当年与赵世居一案有牵连。舒亶的这份奏事，参的是王诜和张方平、司马光等人，并非是定罪折子，是以还只能说王诜“实不容诛，乞以不赦论”，说司马光等人“顾可置而不诛乎”，这里的“诛”字也不是杀头的意思，而是“口诛笔伐”的“诛”，如何定罪，固然要经法寺，最终还得请旨。并且，关键还是如何给苏轼定罪，苏轼罪轻罪重，决定这批人的罪轻罪重。而此时朝野所议，苏轼已是必死无疑。
*事情发生在南北朝时的陈朝，陈蒨做皇帝。
慧标的诗是“送马犹临水，离旗梢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薇宫“。因同情起义军陈宝应，被朝庭抓去杀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