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 潮——浙商现象
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商人群体像浙商那样引人注目到念兹在兹的程度：被引进MBA教案，奉为商界“葵花宝典”；被学界翻来覆去炒作，一口一个“模式”和“精神”；被芸芸众生公认为谈资，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又是“魔鬼”……一个“被”字足以说明“浙商”的点击率是何等之高，绝不逊于那些眼花缭乱的网络红人。然而浙商终究是不喜好炒作的，就在大伙儿纷纷扰扰、指指点点的当儿，埋头向前的浙商们一刻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行程。
“干自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吧！”是以，特立独行的浙商易于被人当成庖丁刀下的“牛”，被“剥”得干干净净、一清二楚：什么假冒伪劣、投机炒作；什么经商成风、抱团出击；什么新富参政、藏富不露。也许分析得都不错，也许现象就是本质，浙商们从来就是如此，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什么。他们身上的标签只配自己使用，别人只有评头论足的份儿。
“其人多贾”，经商成风
在古代，很多浙江人都从事商业活动。南宋时期，浙江宁波已是“市所会，万商之渊”，浙江的温州则“其货纤靡，其人多贾”，这里还出现了被称为“机户”的中国最早一批个体工商户。
在被称为临安的南宋国都杭州，据《梦粱录》记载，那时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油酱行、青果团、柑子团等市场，“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地域性商人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说，那时候的“龙游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而到了宁波帮兴盛之际，不仅经商的人多，而且连浙江很多地名和街道名称都以集市、店铺、商号来冠名。
宁波以及周边靠海的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已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性，一些刚读完小学的少年人，早早被父母、兄长安排去跟班学做生意。那些完成中学学业的，其目的多半是想学些英语、数学知识，以便为日后从商作些准备，故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一般会放弃继续学习，改为经商。即使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马上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所以在这些地区，进入仕途的寥寥无几，愿当教师的也只是少数人。宁波《慈溪县志》上称，县人旅外经商者，东部尤众。鸣鹤镇一地，几占居民十之八九。又称，经商成风，乡民往往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跑“单帮”，从事贩运业。一旦经商有成，即携亲带友。津、沪、杭各大城市，无不有甬商足迹。
温州人的从商观念一点也不比宁波人差。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发起财来。
有这样一则对话，是在一个大学生与一个温州补鞋姑娘之间进行的。从中可以听出一些道理来。
大学生问：“中学毕业做这个，不怕被人看不起吗？”
“你穿这双破鞋就被人看得起吗？”姑娘回答。
“你补鞋补到什么时候？”
“补到人打赤脚时。”
“你将来打算做什么？”
“开一家小店，自己当老板。”
温州人从小就有当老板的愿望，所以他们向来自主、自立、自信，不怕赚不到钱，更不怕别人说闲话。经商就是他们的天性。故温州人经商的不计其数，不仅到处“行商”，而且遍地“坐贾”。在温州800万人口中，大概有60%到70%的人在经商，这些人中又有200多万人走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跨出了国门。这个古代称之为“东瓯”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草根”商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农民“洗脚上岸”
千百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是中国农民的谋生之道。但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改革开放浪潮中，这种状况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一大批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开创了脱贫致富之路。这一现象史称为“农民洗脚上岸”，其中浙江农民表现得尤为突出。2009年，浙江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一万元大关，这就是浙江农民大打“翻身仗”的有力证明。
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大大低于全国1.2亩的平均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倒数第三，再加上国家对浙江的投资长期滞后，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不甘于被“贫穷”折磨的浙地农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绝地反击。
然而出路在哪里，农民“洗脚”后又从哪儿上岸呢？
这支数以千百万的农民队伍，他们放下犁耙锹铲后，并没有一下子涌向大城市，大多是在本省范围内从事小商品经济和小工业生产。改革开放后，浙江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上，千家万户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这一行业吸纳了大多数从田间上来的农民，以至在温州和台州地区，平均每4个家庭就办有一个企业，26个浙江人中就出了一个大小老板。
位于浙中的诸暨市大唐镇镇区面积仅5.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足3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4000多家袜业企业，一年能创造近21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1.25万元。
“小户围绕中户转、中户围绕大户转”，大唐的农民，有实力的兴办规模企业，实力小的就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现在全镇拥有加弹机762台，纺丝机144台，棉筋机228台，各类袜机近2万台，纺丝、加弹、织袜、印染、整理、包装等织袜所需的一道道工序和所需的每一种材料在大唐一应俱全，并形成了多行业密集发展的立体式格局。大唐人一年能生产80亿双袜子，能让全世界的人平均每人每年穿上一双。
不少人问大唐农民，你们为什么不造汽车，不造飞机，偏要做这获利不高的小袜子？大唐人如此回答：“大钱赚不来，小钱也要挣！”大唐农民的话，其实道出了浙江块状经济大量吸纳农民的深刻内涵：对于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来说，受知识、技术以及资本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让他们去造电脑是不现实的；让他们全部走进大都市，去和城里人拼抢本来就有限的工作岗位也是不现实的。真正能让他们离开农业又能致富的，就是发展他们够得着、融得进的产业，从而为他们艰难的命运改变提供“缓冲”地带。
围绕越做越大的袜业产业，大唐镇各类市场应运而生。从1991年开始，这里先后建立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市场、联托运市场和劳动力交易市场。2001年，大唐镇又筹措资金2亿元，建成了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成品市场、袜机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会展中心于一体的大唐轻纺袜业城。袜业城占地400亩，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1600个商铺。市场的兴盛带来了大量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第三产业随之繁荣。在大唐，宾馆、饭店、电子游戏室、卡拉OK厅、舞厅、音乐茶座、健身馆等一片红火。大唐就像一块永不饱和的海绵，吸纳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据统计，不仅本地3万多人闲不下来，大唐外来打工者也达到3万多人，超过了本地人口。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是个不足500人的村庄，然而这里却拥有服装、火腿加工和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花园农民在花园集团的企业里打工赚钱，或自己经商办厂，收入全部来自第二、第三产业。在花园村，即使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每年也领着各种补助。2004年的一天，新昌县新林乡农民叶惠中走进该县东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门，成为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是浙江绍兴市第127万个“洗脚”进城的农民。绍兴地处宁绍平原，是浙江的传统农区。当时，在这个市的201.9万农村劳动力中，高达63%的人从事非农产业。浙江的经验表明，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溢出农业的农民缔造了自己的“天堂”。终结“职业农民”的同时，又没有制造“城市贫民”，这是浙江的又一个奇迹。
在整个浙江地区，千千万万的“蚂蚁兵”涌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传奇随之浮出水面，一批又一批“洗脚上岸”的农民嬗变为车载斗量的老板和总裁，一座座人丁兴旺的市场拔地而起，一个个特色产业园区创出数不清的全国第一。
有统计说，在浙江民企100强里面，约占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有人因此把他们叫做“草根浙商”。换言之，浙商是典型的“草莽英雄”。
“浙江的民营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单东指出，“动力在于民营企业自身而不是政府，它首先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其次才得到政府的承认和倡导。”
官员“下海”风潮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官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使得多少人穷其一生孜孜以求、无怨无悔。然而曾几何时，浙江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辞官下海风，多少人趋之若鹜地告别官场，义无反顾地投身商海，从此或与个体户为伍，或成为别人的打工仔，重新续写人生的梦想。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叶康松绝对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1982年下半年，温州市永嘉县委的领导班子调整。叶康松先后出任上塘镇镇长、镇委书记。在任上，他经历了一系列严峻考验，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成功地处理了难度极大的清理毁田建房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计生试点工作，后又抓了发展城镇经济和建设的一系列大事，在永嘉获得很高评价。然而，在仕途看好时，叶康松却萌生了辞官下海的念头。消息传出，招来领导、同事还有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他们都感到不解：放着好端端的官不当，偏要下海当个“白身人”？媒体也反响强烈，1986年7月19日，《温州日报》在头版报道了他辞官下海务农的事，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干部中第一个勇敢下海“吃螃蟹”的。
但几乎同时，叶康松还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疾病，从1986年起，他先是得了肝炎，后又得了糖尿病。接下来的路，可以想象是多么艰难。然而倔强的叶康松硬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他先是选择了做农民——承包山地，办起了水果实验场、畜牧实验场和水产养殖场。1991年，他在美国成立了“康龙公司”，这是经中国批准的第一家在美注册的私营企业，从打火机等温州小商品入手，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从1992年至1996年，叶康松在美国销售温州货总额达2000万美元，“康龙公司”也一跃成了“康龙集团”，成为一家融生产、贸易、投资、国际交流、旅游、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的跨国企业。连战连捷，叶康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实施新计划：“美国货，中国卖”，即把花旗参等美国货销到中国市场。1995年4月，康龙集团的第一家威州花旗参专卖店——美国康松西洋参专卖店在温州开业。不到一年，康松牌西洋参专卖店就在浙南地区发展到了78家。康龙集团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花旗参进口商。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被媒体称之为“辞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十多年后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新闻人物。在美国，他是唯一一个受到克林顿、布什两任总统接见的温州人。2004年，他还是第一个被政府批准，并以个人名字命名成立慈善基金的企业家。
浙江的下海风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叶康松和陈定模为代表，身份仅为乡镇一级干部；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王运正、段梁海为代表，王运正下海前曾任温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永嘉********，段梁海则是某二级城市经济部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1世纪之初，代表人物是吴敏一、林培云，2003年4月，身居温州市政府副市长高位的吴敏一、林培云，率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再次用“温州现象”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
经历过数次下海风潮之后，在浙江“官员下海”就已日渐平常。在新世纪初期的两三年内，仅温州、嘉兴两个地级市，就有处级干部近10余人由政转商——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永嘉县********、平湖市市长、嘉兴市府副秘书长、嘉兴市财政局局长……而在县级机关，下海的科级干部更是不计其数——县级市海宁下海的干部包括经贸局党委书记、体改委主任、城建局副局长等等，而且下海的官员并非临近退休，也非身处闲职，而是正当盛年，且身居要职。人们对“弃官为民”的反应也由大惊小怪变成了见怪不怪。
下海以后，这些曾经的官员又境遇如何呢？平湖市长阮鑫光卸任时，有十多家民企诚邀加盟，他选择去了实力雄厚的大连万达集团，官至副董事长。曾任温州市经委副主任和乡镇企业局局长的钟普明，先是去了红蜻蜓集团，后又转去了康奈集团，担任了总经理，被称为温州“第一职业经理人”，成功后的钟普明经常给温州其他职业经理人上课。钟普明总结自己转型成功的原因说：首先是准备充分，官员下海，不学游泳不熟悉水性就贸然扑向大海，只能十游十沉；其次是定位准确；再次是心态调整到位。
不仅阮鑫光、钟普明，大多数选择下海的政府官员都被聘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这种现象，有其内在逻辑。以绍兴县为例，当地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与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密不可分，正因此，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学习，绍兴县经济部门和各乡镇的领导，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纺织行业的行家——这是下海官员们的第一个优势；同时，这些官员比一般人更懂政策，政府信息更灵通，社会关系也广泛——这是下海官员们的第二个优势；而在行政单位工作的官员，既守规则又懂管理——这又是第三个优势。各地官员下海的出发点虽然各不相同，但这三条优势却极为相似。当然也有下海后极不适应，走得磕磕碰碰，以至于被“海水”呛死的，就不在此举例。
大批浙江官员下海从商，说明这个地方的经商土壤和气候适宜，足以吸引人。但事情都有两方面，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国，如何防范下海官员搞权力期权呢，这也成为官方警惕的要务。2005年7月，在官员下海最普遍的浙江，****浙江省委组织部再度出台了名为《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对本省区官员“下海”作出了明确的从业限制与监督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