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这种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因素除了传统农业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们衣食需要这个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以家庭作为它构成的基本单位，社会由家庭构成（虽然不是家庭化数量的简单相加），但其基本结构与家庭是相同的，其基本功能在家庭之中都是具备的……社会的自足是由家庭的自足来实现的。所以，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正是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结构与功能”。由于家庭是农民生活中最可依赖的组织，家庭使他们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自然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也强化了人们的血缘和地缘认同。反过来，血缘和地缘认同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家庭观念，二者之间不是孰因孰果的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受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迁移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耕种着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土地，过着一种“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贵人之子依旧贵……富人之子依旧富”的世代几乎不变的恒定生活。因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合一的环境里生活的农民自然就只能过着一种男耕女织的相对封闭的农耕生活。
（三）人地矛盾与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直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人口数量较大，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口在最高峰时就达到了五千八百多万。后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人口有所下降。但到隋朝年间，户籍人口又恢复到四千六百多万，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人口再度达到五千二百多万。此后，人口总体上缓慢增长，在5000万~7000万左右徘徊（特殊的战乱时期人口有所减少）。至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鼓励人口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在18世纪初期，人口突破1亿大关，到1762年，人口超过2亿，1790年，超过3亿，1834年又超过了4亿。
此后由于150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争，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遏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口始终维持在这个数量上下。
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又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势必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
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农民都安土重迁，不愿离开自己居住的村落到不熟悉的地方去开辟疆土（中国传统社会依血缘和地缘聚族而居的事实也使得向外拓展不太可能），这势必造成人地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地把新增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去。众多的人口守护着一块块土地，培育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精耕农业的任务是要在最小的面积上获得最大的产量，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非要有精耕细作不可。”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是人多地少矛盾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促成了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只能维持长期稳定的水平。当然，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结果是促进了传统社会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由于这种农业生产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农闲季节更为明显），农民们不得不把过剩的劳动力用于发展家庭手工业，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把中国传统社会这种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投入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称为“过密化”或“内卷化”。
面对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们不是把劳动力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而是不断地向有限的土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其后果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而詹姆斯·C·斯科特则更为深刻地指出，虽然这种生产活动的“附加劳动的边际利润低得可怜，但对于缺乏资本和土地，又必须从自己的资源中挤出家庭食物的农民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由于劳动是农民所拥有的唯一的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他可能不得不做那些利润极低的消耗劳动的事情”。这些论述都深刻地洞见了传统农业社会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几乎没有增加所带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
二、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中，除了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外，农民们还会从事少量的经济交换和贸易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村市场和农村集市贸易。因此，当我们把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置于整个社会宏观结构中来讨论时，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就成了另一个需要做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及其形成原因
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它的后期，全国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地区性农村市场。在这些农村市场中，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相对发达，成为当地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美国学者施坚雅在查阅了中国社会大量地方志等原始资料和实地考察后认为，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允许很多地区的市场体系在现代化开始之前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中国农耕社会中农民的市场行为和交易活动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另外，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史以及社会史的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善的地方市场和集市贸易活动，这些已成为定论的史实，在此不做详细的探讨。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形成了如此发达的农村市场体系和集市贸易活动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黄宗智在分析近代长江三角洲农民的市场行为得以展开的社会环境时指出，农民参与市场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庄的地主缴租。如果地主要的是现金，佃户就出售粮食和棉花以纳租。要是交租的形式是实物，其中大部分以后将由地主出售。无论哪一种，供纳租的农产品总是要进入市场的。（2）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不包括地租，但包括捐税），农民常常在收获后立即出售粮食，以偿付未了的债务，日后再以高价买进粮食以糊口。
（3）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有的农民甚至将剩余产品贮藏起来以待价格的季节性上涨，以谋求尽可能多的利润。
黄宗智的研究结论虽然是以近代农民的经济生活为背景材料的，但也大致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民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动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的研究毕竟是以近代商品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背景材料的，此时该地区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所以，他的研究不能完全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在农耕时代形成的农村市场及其功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还是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黄宗智所论及的三个因素固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形成乃至兴盛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至少不是根本的原因。农民在乡土社会里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参与市场活动的首要原因还是与“自给自足”有关，只有当他们的生活事实上不能“自给自足”时，他们才可能想到从市场上换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所以，农民参与市场交易的首要原因是希望通过买卖活动获得自己土地上没有生产、而生活中又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简单地说，农民参与市场活动的首要动因主要是交易各自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是为了牟取丰厚的利润。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达有相当大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中国农民拥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和闲暇时间，这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转而从事与家庭农业相关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催生了中国传统社会发达的家庭手工业。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往往有相当一部分剩余，这部分产品不得不在农村市场中寻找销路，否则就难以实现其价值的转换。概括地说，就是农村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要不自产的物品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可见，正是农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易需要，才逐渐培育了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并使他们参与到市场活动之中。
（二）农村市场与集市贸易的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发达而成熟的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但这些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与现代市场和贸易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它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把这类市场称为“农村市场”，以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统一大市场。
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是按照聚族而居的模式零星地散落在成千上万的自然村落的，村落中心到边界往往就是他们的生活半径。这种居住方式决定了农民交易范围极其有限，农村市场也因此相对封闭而狭小。虽然从总体上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上下流动的市场体系，但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个相互分割、自成体系的狭小市场，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市场的辐射范围不大，而且相互之间边界分明，各自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运行。
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市场可以按层次的高低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最低层次是指那些散落在“村庄”中的市场，他称之为“小市”。这种通常称之为“菜市”的小市专门从事农产品的交换，很多必需品难以见到，实际上不提供劳务或输入品。
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的起点，它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小市零星地分布在中国农村村落之中，其有限的作用决定了它只能处于较大市场体系的边缘地位，但它却为农民的日常交易提供了方便，是农村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两个更高层次的市场分别是“中间市场”（intermediate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market）。其中，中心市场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而中间市场则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
这些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所在地通常就是我们称之为中间集镇或中心集镇所在地。很有趣的是，这些集镇在空间上几乎都是按照某种几何规律呈六边形分布在几个村落的中心位置。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正好形成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这些基层市场区域在理想状态下是离散的、六边形的，内部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等距离的村庄。正如杨懋春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市场体系时所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尽管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每个集镇仍有可辨认的确定区域，它把某些村的居民看做它的基本顾客，相应的，这些村民也把它看做他们的镇。”
这些都充分说明，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市场和集市贸易是农民日常交易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有着相对的封闭性，各自发挥着独立的作用，与现代意义上的市场有着本质的不同。
农村市场除了封闭狭小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按某种周期运行的。每逢集镇市场开放日，就是“集期”，而去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就称之为“赶集”。农村市场交易之所以在集期进行，与传统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有关。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商品流通大多数是靠着肩挑脚贩来完成的，而“任何单独的农村市场的市场区域所包容的需求量都不足以提供使业主得以为生的利润。通过周期性间隔变换自己的位置，企业能够吸收几个市场区域的需求，从而达到生存水平……而且，交易活动的周期性把需求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使这类企业得以用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把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从消费者的观点出发，市场的周期性等于一种使他不必为得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而长途跋涉的方法。传统农民需求极其有限，普遍的贫困、强调节俭的价值观和传统的消费方式都使农民家庭的维持生存需求限制在极低水平。农民的大多数需求无需依赖市场，而是靠自给自足。这样，农民就不需要每日上市，每日开放市场自然成为没有必要、也是无利可图的事情。
当然，如果在农村社会一定要形成每日市场而又能够最低限度地保证业主获得比较满意的利润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通过减少市场数量而扩大市场所覆盖的区域，让更大范围内的村民集中到同一个市场进行交易。不过，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社会农村市场的空间分布规律，使那些居住在市场区域边缘的村民只有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市场所在地，而且在一天之内不能往返于居住地和市场之间。这给村民们带来了极大不便，减少了他们参与市场交易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