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可以撒谎，说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但我不能，我不愿意这样。即便因此得罪人，我也只能遵从我的良心。
2002年5月例行回悉尼，我意外签署了一份此生最愚蠢的合约。（这个后果直到2004年才充分体现出它的残酷威力）当然，这件事并不在我的叙述之列。我想说的是，就在那年5月23日那个气温适宜的中午，我在中国城买了一份《星岛日报》。之所以买这份报纸，是因为头版刊登了两个人的照片，而这两个人恰好我都认识。
他们一位是前国会议员安德鲁·狄奥巴鲁斯先生，另一位是当年留学生报纸《华联时报》的专栏作家阿忠。
《星岛日报》的头版头条是：狄奥巴鲁斯受贿诈骗罪成立
节选如下：
（本报墨尔本讯）……曾帮助过四万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澳洲的前联邦工党议员狄奥巴鲁斯，即当年中国留学生经常提起的“安德鲁博士”，昨天被墨尔本郡法院一个陪审团裁定受贿和诈骗罪名成立，随即被送入拘留所，等候宣判，最高可判二十年刑期。
五十六岁的狄奥巴鲁斯被指控六项罪名，包括受贿赂和欺骗联邦，这些指控涉及他帮助中国公民申请签证和移民过程中索取或获得数万元。
这位前议员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拿起大衣，稳步走向庭警，等待带往拘留所……狄奥巴鲁斯1980年10月18目当选为墨尔本BOURKE联邦议席的工党议员，该选区1984年重新划为CAL—WELL选区。
1993年11月16目狄奥巴鲁斯被一个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负责人指控贪污受贿，暂时停止作为政府在国会的移民事务次长职务。同年12月10日司法部长柯尔宣布经调查后狄奥巴鲁斯获澄清，立即恢复原职。
1999年3月4日，国家灭罪局从狄奥巴鲁斯在墨尔本的选举办公室搜走一批档案文件。同年7月12****被传召到法庭，被指控收受一些申请移民遇到麻烦而希望他帮助的中国公民超过三万五千元贿赂，面临二十七项控罪……他在4月18日宣布退出工党，作为他所在选区的独立议员，直到下一次大选争取连任失败为止。
在控罪表证成立后，他于今年3月22日开始接受墨尔本县法院聆讯对他的六项检控。
另一篇报道的副标题是：第一个公开揭露议员收贿
大标题：阿忠已人间蒸发
摘抄如下：
（本报墨尔本讯）当年第一位爆议员收贿疑案的中国留学生，现已人间蒸发。
1993年一份华文报章首次揭露有议员受贿帮中国移民办居留的消息。矛头直指狄奥巴鲁斯……《华联时报》稍后又撤回这段报道，引起更大争议。
阿忠在数年前突然失踪，警方曾发出照片，呼吁公众提供消息。
……狄奥巴鲁斯在议会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1992年站出来反对国会一个委员会提出把……留在澳洲的中国学生送回国的建议。此后又为中国学生争取在澳洲居留权提供帮助，因此，当工党政府决定允许多数中国学生留在澳洲时，他被中国人社区视为英雄人物。
后来《华联时报》刊登一篇阿忠文章，指控中国留学生人权会曾在为中国学生争取居留过程中，向一位未点名的联邦政治家行贿，而且人权会负责人挪用留学生为争取居留打官司的捐款。
狄奥巴鲁斯被卷入此案。他出面承认他是帮助中国留学生的联邦议员，但强烈否认收钱的指控。《华联时报》后来又登了阿忠另一篇文章，撤回先前这篇文章，反而导致联邦警察1993年和1997年对此事两次调查。
然而没有发现有违法证据。
看着这些报道，我心里极不平静。
我跟安德鲁前议员并不熟稔，总共见过三次。有两次是在华人社区举办的大型活动上，另一次是在英皇十字街布朗翰酒店的咖啡厅里。当时我并没有永久居留身份，跟安德鲁先生聊过后，他便说我这种情况比较困难云云。好在自己对这件事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见面也就不了了之。
跟阿忠就熟悉多了。同样是在1992年的下半年，记得在一次聚会上与他相识，那之后大家经常聚会。我去过阿忠家，亲眼见到当时被他收留照顾着的朋友的遗孀和女儿，还跟他和那个小丫头一起去伊丽莎白湾钓过鱼。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欣赏他的杂文。
当时，阿忠和悉尼一帮文人每周在《华联时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他的杂文大胆犀利而风趣，深得读者追捧，我也是他的拥趸之一。
后来我因故回国，再返悉尼时便听说阿忠的一篇文章在澳洲政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件事便是轰动一时的“安德鲁议员受贿事件”。那次回去时间短，可能就跟阿忠见过一两次，许多人聚在一起，也没正经聊天。再次回悉尼便听说他已经弃文经商，开了个鸡店，不过生意惨淡。
最后一次见到阿忠是1997年的4月底，那次也是刚从国内回去。阿忠请我在赫斯维尔的金唐海鲜酒家饮茶。那次我明显感到他底气充足，不过，人却有些浮。不是轻浮的意思，而是不安定的感觉。
我们在饭桌上聊了各自的境况，才知道阿忠已经买了房子。可是才吃到一半，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关上手机后，阿忠立刻掏出五十块钱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有急事必须马上走，你帮我用这钱买一下单吧。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结果，不到两个月，就传来阿忠突然失踪的报道。一时间，有关他的消息纷至沓来，最令人诧异的是阿忠被黑社会做掉的传闻。
1997年到2002年整整五年时间，阿忠确实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之前，还没有媒体正式使用阿忠人间蒸发这个非常肯定的字眼。加上安德鲁前议员被法院正式指控一事披露，使得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当时《星岛日报》没有把安德鲁前议员和阿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我也不会产生写这篇小说的冲动。事实上，多年以来，澳洲的媒体只要一提到他们其中某人，势必要提到另外一人。
这就给了我一个特殊的启示，即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媒体有意无意给人们这样的暗示，似乎阿忠的消失跟安德鲁前议员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想到了这样的情节，一个曾经揭露过国会议员收贿受贿的前记者突然消失了，而他的消失既有黑社会的背景，亦有政治背景。政治、谋杀、黑社会、贩毒、贿赂、手足之情、友情、爱情，几乎所有商业元素具备，这难道还不够吗？
正好没写过悬疑推理，这对自己无疑是一种挑战，一时间我热情高涨。可是，我也非常清楚，这个故事太大，自己目前无法驾驭。
回国之后写了两个中篇，即《玉手》和《美丽童话》。快年底的时候，《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的影子依然久久不散，终于忍不住开了个一万多字的头，却因牵扯到澳洲警方与政治家的出场无法继续。而我对他们的生活实在陌生，这个故事便放了下来。
2003年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夜如昙花》出版，这件事给我极大的鼓舞。在决定这一年要写什么的时候，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这时候我手头已经有一部完成很久的长篇需要大改，而《悉尼阳光下的梦魇》只有一些不太连贯的想法，结果，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部长篇。
上半年因非典被困在家，主要是重新改写《暗香浮动》，这部小说变动相当大，时间也花了不少。这当中也曾重新捡起过写了一万多字的《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结果加写到两万字时，又写不下去。
这段时间，我陆续开始搜集资料。先是通过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张宏女士介绍，跟澳洲驻中国武官金保斯先生通过传真进行了一些初步交流。大概因为我问的问题比较各色，金保斯先生回复了两次传真后，给了我一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网址和澳洲政府网址，请我自己上那里去查。
同年6月下旬，我又一次回到悉尼。这次除了处理自己惹下的麻烦，还带了一个重要任务，即搜集《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的有关资料。要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国会议员的资料，警察的资料。可是，故事没有大纲，怎么往下写也不知道，只能先泛泛地了解。
我写小说向来不太正规，属于写到哪儿是哪儿的路子。基本知道大概的结局，还有开头发生的事情，至于当中如何进行以及故事的发展脉络，完全没谱，边写边想，所以，写得很慢。
但是，这次还算不错，至少先把几个人物的名字想了出来，并在家里墙上张贴了一张巨大的人物关系图。
我跟张涛2002年底因中央电视台手拉手特别节目的制作而相识，那一次他就对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而这次回去张涛不仅给我找来了国会议员的一些文字资料，还驾车带我去北区恰斯伍德警察局现场了解情况。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澳洲的警察局。那里其实也就是个街道派出所吧，走进去的那一刻，心里竟有些发慌，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像贼。
那次张云也带我去了不少地方，比如卡布若玛达越南城，西部动物屠宰场等，还去了最南边的邦第那海湾。去这些地方的目的并不很清楚，只是心里觉得这部小说会有一次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大跨度的行动这么个概念。
邵和平是那一次才认识的。他是个非常悠闲的人物，自己有些生意。听说我在写关于澳洲的小说，他立刻向我大泼冷水，话语间连讽刺带挖苦，眼神里也不时流露出就你也能写小说的那种不屑的疑问。
不过，怀疑归怀疑，在我请他帮忙的时候，他还是非常义气地带我去了一次班克斯唐警察局。就在我们双双傻等值班警察接待的时候，我意外发现了肖恩·罗杰斯的原型——一个体格健壮相貌平平，一眼看去就是个大街上随处可见能在酒吧喝一夜啤酒的粗俗蓝领模样人。他一身旧皮衣，配一条松懈无比的旧线裤，身上最醒目的地方是脑后用红皮筋束成起的一撮栗色头发。
我是后来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的。刚开始他就站在我们身边，好像也在等着柜台后面的警察接待。等了半天，里面出来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两人隔着柜台说了些什么，我没太注意，邵和平却马上十削肖告诉我，他也是个警察。
我立刻兴奋了起来，大胆地打量了他一番，意外发现他长得跟《24小时》里的男主角有点相似。后来这人离开值班室，我也顾不得排队了，非要跟着这人往外走，结果，这人果然走进了离派出所不远的班克斯唐地区指挥中心的院子里。
这是我在澳洲见到的第一位便衣警察，用澳洲的说法叫警探或侦探。可以说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我在考虑小说人物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并以他的样子做了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