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泰戈尔在父亲早年买下的不毛之地——桑地尼克坦（又译和平村）建立学校，从此，桑地尼克坦便成为他进行社会改造和教育实践的基地和寓所。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于1921年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1902年泰戈尔丧偶，1904年爱女病逝，1905年父亲亡故。诗集《回忆》(1903)、《儿童》(1903)和《渡船》(1905)，便是他个人生活不幸的纪录。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推行孟加拉分裂政策，泰戈尔闻讯，毅然离开乡村，来到加尔各答，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他慷慨陈词，发表演说，领导示威游行，创作鼓舞人心的爱国歌曲。1907年，泰戈尔脱离政治运动，又回到桑地尼克坦从事教育和文学事业。当时，他既反对极端派的暴力，也反对稳健派的妥协，主张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以达到民族自治。人们批判他退出了政治，批判他的思想观点，他陷入极度精神痛苦和矛盾之中。1915年他与甘地相会，两位印度巨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针锋相对的，友谊却始终如一。1919年，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泰戈尔拍案而起，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并正气凛然地唾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和特权，支持群众斗争。1900至1920年，是泰戈尔创作的成熟时期。1903年他发表了可称为印度第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小沙子》，紧接着又发表了著名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和世界》(1916)和优秀中篇《四个人》(1916)，以及戏剧《顽固堡垒》(1911)、《邮局》(1911)等。《戈拉》虽是描写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社会生活，实则展示了20世纪早期社会及其时代特征。《家庭和世界》则从正面描写了1905年的民族运动。稍后发表的剧作《摩克多塔拉》(1922)和《红夹竹桃》(1926)，都揭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刻主题。在诗歌方面，他发表了《奉献集》(1900)、《吉檀伽利》(1910)、《歌之花环》(1914)、《颂歌》(1914)、《飞鹤》(1916)、《逃避》(1918)。此外，1912至1916年间相继发表的英译诗集有《吉檀伽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这时期的诗歌内容相当复杂，总的是宣传爱、人性、完美的理想。
从1912年起，泰戈尔先后十余次远渡重洋，访问了几十个国家，传播和平、友爱的种子。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访问，回国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1930年访问苏联，写有《俄国书简》。这两本书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和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赞美。往后的岁月，他全神贯注地关心世界和印度的大事，不断对自己进行解剖。1940年他在《生辰集》里写道：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在四方，
是他们推动整个世界在前进。
这里，泰戈尔不局限于同情劳动者，而是认识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劳动大众。他还自责地说：
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他等待着一位来自劳动阶层的诗人：
在文学的盛宴中，
让他来贡献我不能奉献的一切。
垂暮之年，诗人能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作如此深切的反省，是难能可贵的。1941年4月，他写下了著名的政治遗言《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罪恶统治，表达了祖国必定获得解放的信念。这时期文学创作上除了描写没落的封建世家与资产阶级暴发户之间矛盾的长篇小说《纠纷》(1929)和描写印度颓废一代的《最后诗篇》等重要作品外，诗歌有《再一次》(1932)、《边沿集》(1938)、《生辰集》(1940)等，其中许多政治抒情诗，如《山达尔人》《非洲》《礼佛》《号召》等，热情歌颂劳动者，谴责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同情各国人民的斗争，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
二
泰戈尔首先以诗名世。从八岁习诗至十六岁《帕努辛赫诗抄》问世，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模仿习作阶段，这些作品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说的“除了心灵的自我夸张外，对外界没有任何认识”，是“自我陶醉的幻想”。二十岁所发表的诗集《暮歌》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正式开始，从《暮歌》起，作者挣脱了“旧有的诗规”，找到了表现自己创作个性的艺术手段。从那时直至逝世，泰戈尔共发表了五十多部诗歌集，约有一千多篇诗，二千多首歌。他几乎涉足所有诗歌体裁和形式的创作，反映了复杂的内心情绪和缤纷的外部生活。
按照泰戈尔诗歌创作过程中所显露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他的整个诗作分成三个时期，即1881—1900年清新的早期，1901—1914年复杂的中期，1915—1941年深沉的晚期。如果用“清丽”概括泰戈尔早期诗歌的艺术特点，同样也可以用“爱恋”概括他早期诗歌的内容。这爱恋不仅指爱情生活，也泛指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只有对美好东西的无限热爱，才能激发起对丑恶东西的强烈憎恨。因此，泰戈尔尽管是位浪漫主义诗人，他诗歌不时闪耀着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现实光芒。
无疑，刚刚摆脱模仿阶段的处女作《暮歌》不可能承担起直接反映生活的重任，它只不过反映了作者个人的几声悲哀的叹息和一丝甜蜜的幻想。不久，泰戈尔经历了一场深刻又神秘的精神体验，摆脱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悲哀和沮丧情绪，感到生之美妙、自由、欢乐。于是，他写了一首名诗《瀑布的觉醒》。他那被锁住在黑暗中的心，犹如冰封的清泉，被阳光融化，奔腾而下，冲刷一切，投入欢乐的生活激流，发出美妙而自由的声响，一扫《暮歌》那种伤感情调。该诗收入诗集《晨歌》。
但《暮歌》和《晨歌》所讴颂的基本形象仍是自我，1884年的《画与歌》和1886年的《刚与柔》诗集才离开了自我表现的小天地，转向外部世界和社会人生。诗集中的一些篇章描绘了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景象，勾勒了他们内心的情愫；有些诗描写了祖国的山水，倾注自己的爱；有些诗写了爱情生活的纯洁和儿童生活的乐趣；有些诗表达诗人对人民和祖国的职责感。但是，这些诗篇或者是通过窗口，旁观人生所得，或者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后来，泰戈尔走出封闭的家宅，四出云游，出洋留学。特别是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的农村生活，使他直接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群众，倾听他们的心声，目睹了他们与险恶的大自然、顽固不化的保守社会和殖民统治者的斗争，认识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看清了包围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这段生活实践确立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这段生活实践也成为他后来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创作从那时起就与印度自由农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这十年也是他文学生涯中的辉煌时期，仅诗歌方面就写了《心中的向往》《金帆船》《缤纷集》《故事诗》等八部优秀诗集。这些诗集都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后来出版的英文诗集如《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等大都选自这些诗集。
泰戈尔此时所创作的诗歌不仅记录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当泰戈尔转向生活，首先看到的是祖国正处于愚昧、贫穷而被凌辱的境况之中，他悲愤地写道：“祖国啊，它现在风雨飘摇，／软弱无力，任人宰割。”诗人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自我表现：“起来，诗人，／给那愚笨、悲哀、哑巴的嘴以语言，／给那些疲乏的空虚和破碎的心以希望。”（《现在让我回去》）他写了许多诗歌，深恶痛绝地抨击封建传统和落后陋习，《比丘尼》纪录饥饿吞噬着人们的黑暗现实。《两亩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农民失去土地的痛苦心情，批判的锋芒直指地主阶级。诗人对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灾难，更有着切肤之感。他在早年就直接抒写爱国诗篇，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故事诗》里的许多诗通过民间传说，歌颂民族英雄反抗外族入侵的业绩，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成为印度中小学教材。在《被俘的英雄》里诗人写道：“英雄们的鲜血／洒在五河岸上——／战士们的生命像鸟儿／成群地飞回鸟窝一样／飞离了千千万万／被利刃刺穿胸膛。／母亲——祖国的眉心里／有鲜红的圣痣辉煌，／英雄们的鲜血／洒遍在五河岸上。”《不屈服的人》《更多的给予》《婚礼》都讴歌了淫威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主义精神。
青春、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泰戈尔的大部分爱情诗写于这个时期。早期的爱情诗大都渲染恋情的主观色彩和肉感的欢乐，而《梦幻集》《缤纷集》等诗集里的爱情诗侧重于描写感情的含蓄、深沉和强烈，艺术细腻，富有戏剧性。如《园丁集》第13、18、19、22等诗里，通过“钏镯叮当，乳沫溢出”“水罐倾倒”“偷偷瞥视”和“裙缘触及”等细腻铺陈，传播着男女心灵情弦的震颤，透示情侣春心萌动的微妙信息；又如第21首用“为什么他偏偏来到门口”的衬托，勾勒了少妇的“眼睛朦朦胧胧”，心神不定的痴情；第35首用“你从来不说出你要说的话”的转说，刻画少妇对男子的热烈感情；而第31首则用反说，描绘少妇恋情的热切和懊伤。她懊悔给男子的“白眼”，心底哭泣：“为什么他不回来？”泰戈尔不仅描写妇女情恋的微妙变化，而且也擅长于捕捉妇女感情的强烈表现，有力地冲击着压抑人性的封建婚姻。
从1901到1914年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复杂时期，主要诗集有《儿童集》（大部分收入英文版《新月集》）、《回忆》《祖国》和几部宗教抒情诗集：《祭品》(即《奉献集》《吉檀迦利》《渡口》《歌之花环》《颂歌》等。诗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歌颂纯正的儿童和祖国，一是颂神，讴歌天人合一的理想。泰戈尔被誉为儿童诗人，他写的大量儿童诗，逼真地描绘天真的童心，勾画了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宗教抒情诗以英文版《吉檀迦利》为主要代表。这部集子主要选自孟加拉文版《吉檀迦利》《奉献集》《渡口》和《歌之花环》等诗集。“吉檀迦利”原意是“歌之献”，向神献歌，是以渴求与神结合为主题的歌。诗人笔下的神不是木雕偶像，也不是绝对理念，他的神是“活动于一切自然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神是无限，现象世界（人和自然）即有限，二者合一，构成完美佳境。但泰戈尔不是纯粹的泛神论者，他接受西方的博爱思想，将泛神论建立在泛爱的道德基础上，因而，他的神不在假恶丑而在真善美里；他的神不仅在火中、水中、植物中、人类社会中，也在婴儿的微笑中、慈母的亲吻里、玫瑰花的盛开处、风花月下的琴曲中，尤其在劳动人民的血汗里，“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筑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上尘土”。显然，这个神人格化了，神是真善美的化身，而诗人又把它投在劳动人民身上，这已超出一般的同情性。另一方面，泰戈尔的神亦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真理的象征：“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整个诗集洋溢着虔诚情愫，讴颂神的恩赐，表达人对神的敬仰和结合的渴求，似乎没有与神会合，现实将是一片黑暗，人性堕落；一旦结合，人们欢乐，人性升华，国家自由。如何结合呢，诗歌告诉我们要摈弃一切私欲，净化自己的灵魂，使人性升华为神性；否则，“你的欲望的气息，会把它接触的灯火当即吹灭”，“看不到我的真我”。因而，诗人向神乞求力量，使自己在“思想中摒除虚伪”，“驱除一切丑恶”。诗人坚信只要自我完善，人就会具备神性，就能与神会合。此外，诗人认为只有接受神的爱和奉献人的爱，才能与神会合，而这个爱又是具体的，它体现在服务和牺牲中，因而，诗人写道：“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号召人们“在劳动里，流汗里”去迎接神。可以看出，诗人所追求的完美神性、自由天国是针对当时印度物质主义泛滥，权势横流，祖国蒙尘的现实而发的；假恶丑的行为阻碍着民族个性解放，国家独立，因而诗人号召人们不懈努力，不断进取，使人格向“‘完美’伸臂”，争取国家觉醒，进入自由天国。可见，泰戈尔的宗教抒情诗不纯粹是超脱尘世的颂神诗，它的主旋律应和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它的人本主义宗教思想，寄托着作者对人民和祖国的挚爱真情和对崇高理想的热切向往。但由于诗人不能全面地理解政治斗争，把社会改良活动看得高于民族斗争，加上深受宗教文化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产生了一种“退隐”思想，脱离政治斗争去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些消极因素使诗歌产生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