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意与自然之间
吴方
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迄今已届九十年了。九十年间有八十多位杰出人士获此殊荣（中间因两次世界大战，颁奖暂停过七次）。其中，有的名字广为人知，喧声赫赫，有的名字则鲜为人知，名望依微，至少还不被中国读者熟悉。一个外国作家能够被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前提，首先在于其作品的译介，缺了这一码事，就什么都谈不到，对世界文学的充分了解也谈不到。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外国文学译介的取舍，不免有厚有薄有冷有热，譬如北欧文学，实在还是一个较陌生的领域。虽然早在七十年前，鲁迅兄弟曾把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介绍给中国人，但对于那么一个遥远地方的文学传统、文学风貌，毕竟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可能误解为微不足道。如果说北欧作家曾数次获得诺贝尔奖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自应了解他们的“葫芦”里卖了些什么药。
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云未散之际，丹麦的吉勒鲁普与彭托皮丹共同获得了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曾分析，由于大战的原因，欧洲各交战国对于竞争诺贝尔奖兴趣不免冷淡，且因瑞典为中立国，其立场也影响了诺贝尔奖对政治敏锐性的回避。于是，桂冠落到了同属中立国的丹麦的两位作家头上。此说不为无据，但也不宜理解为诺贝尔奖作了廉价处理，我们不妨读一读吉勒鲁普的作品。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也还不算晚。
一
吉勒鲁普的生活与创作有“半个”的特点：一是他获得半个诺贝尔奖；一是他出生于丹麦，后半生迁居德国，亦可视为半属丹麦半属德国。
1857年6月，卡尔·阿道夫·吉勒鲁普生于丹麦西兰岛一个牧师家庭，三岁丧父，后被母亲的堂兄，一个学识渊博的新教牧师抚养大。1874年，他受完中学教育后研读神学，同时怀着青春热情，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欧洲大陆上各种新思想方兴未艾，此起彼伏，从哲学理论到文学运动，从浪漫主义到实证主义，从康德、歌德、席勒到叔本华、尼采，各领风骚。因此，吉氏创作的精神营养可说是多方面的。某些文学史家常喜欢用“主义”来划分和评价作家的创作，这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形。实际上，由于作家需要把自己整个的人生体验包括人格素质、情感取向、理性思维投入到作品当中去，使自己的观察、理解、表达成为有血肉的塑造和精神酝酿，有价值的文学往往不能为某种观念所规范。吉氏的创作生涯横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抵体现了在动荡时代里心灵选择的多线条、多色彩，包含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定位的二重特征，始终关注着对人性的叩问。虽然他的作品疏于描绘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却仍然见出近现代西方人文精神发展的意脉。
1878年，吉勒鲁普在德国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和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下，出版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主人公的意识支撑正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1882年，小说《日耳曼人的门徒》则表现出对某种确定秩序（包括宗教秩序合理性）的怀疑，向往思想自由，强调面对现实。这时，也正是他在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受到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影响，转向现实主义的时候。勃兰兑斯的思路是由社会文化历史观点照亮的，因此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说：“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情感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然而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个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正如植物学家不得不既要采摘玫瑰，又要采摘荨麻一样，文学研究者也必须习惯于以科学家和医生的大无畏眼光，来观察人性所采取的各种各样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形式。”
引自勃兰兑斯著的《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第2页。
与之相近，吉勒鲁普将自己的主题系结在人生与人心的种种纠葛上，因此笔墨常常涉及对现实问题的心理学探讨。然而仅仅从历史理性、自然态度去实证地把握处理题材，又易于忽略精神现象及价值真实的问题。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常常留有缺憾。这也决定了吉勒鲁普后来与勃兰兑斯分道扬镳。具体地看，吉勒鲁普并不长于历史与现实的挖掘深度和广度，他的长处是对生活的某些过程、人性的某些方面有精到的剖析，对情感戏剧、理想冲突有敏锐地捕捉与表现。
1882年至1885年间，吉勒鲁普不断在国外旅行，濡染了希腊美学思想和屠格涅夫等俄国写实心理小说流派的风格，瓦格纳的歌剧与叔本华的哲学也给他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更多地关心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考虑人类存在本身的劫难与痛苦，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局限。在《布伦希尔德》等诗剧中，他尝试表现人的悲剧性格，表现古代意识与现代意识的矛盾与融合，既受到欢迎，也受到排斥。到1887年，他已在丹麦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声誉。
小说《明娜》(1889)和《磨坊血案》（1896，又译《磨坊》）作为他的代表性作品，显示了他在散文写作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前者描写了一个纯情而又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结局平静而悲怆。后者通过一个小地方家庭生活的波澜，揭示人性中意识与潜意识、生命现象与道德价值的冲突，在一桩血案的故事中寄托了超现实的复杂意味。至于他晚期的小说主题，则更加趋向于纯精神的宗教——拯救与解脱，趋向神秘。
如果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常与他的心路历程有着某种血缘联系的话，吉勒鲁普似乎是一个例证。他的意义当然很有限，他还够不上是惊世骇俗的诗人或博大精深的小说家，他好像只是在欧洲的某个角落里徜徉行吟。但在宁静或波动的表达里，他吐露着人与这个世界的问答，仍能为远隔时空的人们所理解。也是一种机缘，在丹麦文学与德国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他的风格。他的创作与德国文学所挖掘的题材、所提出的精神相通，同时赋予它们以独特的形式和清晰的表现。一个浓厚的不可思议的形象，来到亲切温和的自然环境里，凝聚成纤纤仙女，忘却了哈尔茨山，在一个美妙的仲夏夜晚，定居在哥本哈根鹿苑的山丘上。读吉勒鲁普的小说，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
1917年，由于“他受崇高理想鼓舞而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作品”，吉勒鲁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两年后，1919年，他逝世于德国的德累斯顿。
二
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现代小说常采用这种方式。这使《明娜》一开始便具有回忆、内省的色彩，有如一首抒情的叙事诗，汩汩而来潺湲而去，抑扬咏叹，余音不绝。在萨克森的拉森小村，在幽静温馨的夏日和雨夜，一个美好而命运难卜的爱情故事在偶然的邂逅中开始：“我”——丹麦人哈拉尔德·芬格，工艺学院的学生，与家庭女教师明娜一见钟情。
像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可以说缕缕不绝，却又总是不可能写尽。它的不同形态打上了不同时代、地域、种族的文化烙印，折射着熟悉而又陌生、探索不尽的人生，孕育了许多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性格。《明娜》向人们呈示的爱情悲剧如诗如梦，又近于一种对爱情的委婉的探触、摩挲，始终是在主人公们的心理情绪变化中，表现了吸引和挣扎的力量在如何地消长，笔触有着纤细而又内在的风姿。阅读被“我”的叙述吸引着，进入爱情心理分析的内部，同时又感到幸运和顺利的不稳定。因为明娜和芬格越是朝着对方感情的深处走去，彼此就越难保存各自的隐秘，也就越不能容忍爱情中的尘渣。纯净透明是这一爱情的标记，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即使在恋人之间，也有不可能完全消除的隔膜。危机在生机中隐藏着，它主要不是源自外部，而是来自明娜的经历本身、性格本身。
纯净是美好的，但纯净又是悲剧性的。
在结识芬格之前，明娜曾爱过一个丹麦画家。画家给了她初恋，却并不许诺婚姻。从感情上来说，这是一个阴影，一个“第三者”。他拥有她的往日以及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拥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对明娜的权力。这注定了追求纯净的优柔女子无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当画家真的凭借这种权力介入这一场爱情游戏的时候，尽管我们倾向于芬格，尽管芬格有他的道理，我们还是能体会到明娜的痛苦抉择并非偶然。感性的力量常常会压倒理性的力量，这正是人的存在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悲剧性本质。
与其说《明娜》讲述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还不如说它在剖析一种难以剖析的感情生活，探触着人们存在难免的尴尬和迷误。各人都有各人的道理和情怀，生活充满着阴差阳错，而未来的幸或不幸，乃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最终爱情只能成为一曲永恒的记忆与追思。明娜离开了芬格，选择了画家。过了五六年，明娜并没有从画家那里得到幸福，相反，她失去了一切，包括被抑郁损伤的生命，当她和芬格重逢时已不久于人世了。
吉勒鲁普刻画了一部爱情的哀史，宛如一支并无强音震撼的曲子，平缓而又令人惘然。自然，他的细腻刻画给人留下的思味要比故事本身更有意义。“爱而不得其爱”的永恒母题通过他的叙述，表现出独特的形态。
三
小说《磨坊血案》描写了作者家乡西兰岛上的一个普通磨坊，又像是一种象征——在一个庸琐、循环的现实世界与一个神意世界之间，也许存在着联系。这篇小说的题材是世俗的，
旨趣却在于借灵肉冲突所产生的罪恶、受难来超脱世俗。尤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小说中，现实中发生的事恰恰应和了一本历书上的神话故事，显得生活之难以理喻。
磨坊里的小小格局既微妙又不稳定。在磨坊主克劳森、主妇克丽斯蒂娜、女仆莉泽以及雇工约尔根之间，各自的地位、性格使格局本身骚动不宁。女仆莉泽处在这一出戏的中心，虽然她出身卑贱，却自信靠着青春魅力和有计划的步骤能逐渐改变自己的地位。女主人厌恶莉泽，但已病卧不起，很快就死了。磨坊主受到莉泽的诱惑，却又对亡妻、儿子怀有负罪的惶恐。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磨坊可能是家园，可能是坟墓，可能是陷阱，可能是旅舍，可能是十字路口，也可能是地狱或者天堂。在庸琐的人生里充满着疑问。
现实中的超自然事象、感觉给这部小说带来了“谜”的气氛，显得是浸泡在神秘里。磨坊主与莉泽有着暧昧关系，似乎影响到女主人的“死亡”，女主人又凭着神秘的直感预言莉泽会给磨坊带来不幸。女主人死后，磨坊主一直处在道德自律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之中，按照世俗的规定，他本来应该娶护林人之妹汉娜为妻，汉娜是个有教养的、信仰真挚的女人。但鬼使神差，莉泽显然更活生生地抓住了他。他奔向莉泽，本意是想奔向希望的光芒的。
小说的叙述通过一个逆转，完全改变了人物的命运。看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情节：磨坊主原拟去办理与莉泽订婚的手续，因事有不巧临时折回，却发现了莉泽与约尔根在调情。一种强烈的嫉妒左右了磨坊主的意识，他身不由己地借助磨坊的机械绞杀了莉泽和约尔根。磨坊变成了谋杀、罪恶的见证人。这个转变的情节是原已在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上埋伏了动机的。那便是磨坊主一直感到难以把握自己的迷茫感，以及一种魔鬼一样的阴影对他对莉泽所施加的影响。魔鬼利用了人性的弱点，破坏生活的表面和平，召唤出罪恶，使灵魂赤裸裸地流出血来。
磨坊主最终认识到并且承担了自己的不可救赎，他是一个从迷误走向受难的理想化的化身。磨坊在雷雨中被毁，人演完了现世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核心指向人的先天性弱点。吉勒鲁普忽略了必要的社会现实的解释，恐怕意在强调，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既不在于是否有英雄的死亡或者外在的不幸，而在于人生及其因果成败本是人无法明确解释和克服的。然而悲观并不等于颓唐，理想仍然寄托在悲剧之外。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人性的复杂，需要面对自己的存在并超越存在。
四
吉勒鲁普这两部写于上个世纪的小说，在我们今天读来，已经不再那么新鲜、刺激了。生活中有变的，也有不变的东西。然而我们可以感到，在那些平静的叙述里，似乎仍然有着超越历史障隔的声音，有一种交谈的可能。通过交谈的话语，你可以从认知的意义上去了解历史的某些片断，审视人性和个体、群体心理的碎片与标本，也可以从历史分析或道德沉思的角度去体会生命的某种痕迹，体会命运二字的分量。但是更重要的，那些波动的过程之所以不曾变得苍白乏味如陈年旧账，乃是因为——正如诺贝尔奖授奖评语所言——它们蕴涵了高超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空洞的福音，而是蕴涵在一种对人的存在的二重矛盾状态的揭示之中，蕴涵在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对立与沟通之中，蕴涵在神意法则与自然法则、心灵法则与现实法则的矛盾之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有超越此岸世界的情怀。
故事很平凡，人物也很平凡。但小说所描述的事情，人的彷徨与自失、反省与救赎，已非实用理性所能解释。这里面的意义细想并不平淡。吉勒鲁普的创作逐渐向精神宗教的皈依，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实际上，正如许多重要的欧洲作家一样，他的创作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叙述后面，可以感到有一种神性的存在正一步步靠近他所叙述的自然生活形态。这样一种神性的存在消解了世俗观念中的善恶对立。在他那里，感情生活洋溢着神性，善与恶显得不再是那么简单可分，而是纠缠于一个过程、一件事或一次经历。
文学进入了生活，又超越了对生活的简单图解。这使人想到，舍勒尔所昭示的基督教人性论也许在吉勒鲁普的创作里得到了回声——“人的本质之一正是不可定义性。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过渡，一种生命激流中的‘上帝显现’，一种生命对本身的永恒超越。”
